彼·克鲁泡特金为首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于19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就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几个报告曾刊载在克鲁泡特金主编的《面包和自由》小报上，后汇编成《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克鲁泡特金题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报告，对于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译者注 　宋洪训 译自彼·克鲁泡特金编《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1907年伦敦俄文版第3—25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2辑 1906年10月 代表大会的结论〔俄〕彼·克鲁泡特金 一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我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始终记住这个最终目的，并在评价目前发生的事变时遵循这个目的。　　俄国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以导致召开议会的街头暴动的形式，而是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革命将延续数年，彻底推翻旧制度，深刻改变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把这场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即一个时期是取得代议政体，另一个时期是取得经济改革，我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坚信，只有人民本身通过革命手段才能从革命中得到经济领域中的东西。“革命”立宪会议本身将只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一种勾结，将只能在纸面上确认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的东西。　　然而，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反对国家的斗争，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各族人民生活中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国家，显然也不能不反对它的最坏的表现形式——代表最强大的和最牢固的国家形式的专制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堡垒，使人民贫困和受精神奴役的富人和权势者的最可怕的工具。　　正是在目前，我们反对俄国专制国家的斗争越有力，人民（从而也是我们）参加推翻现时专制制度爪牙政权的斗争越广泛，在专制制度废墟上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压迫的新形式就会越软弱。如果专制制度让位给全俄议会，那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专制制度的行动越有力，他们参加建立国家生活的新的地方形式的范围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议会中的权力就会越小，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就会越容易。　　在杜马中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决不是反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杜马拥护者。我们的事业是把由人民夺取为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工厂、铁路等）的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并同人民一起为反对立法者企图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制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而斗争。　　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以便使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加前进一步。 二 关于掠夺和剥夺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所谓 »剥夺 »，即私人 »剥夺 »和集体 »剥夺 »的问题，并准备以报告和结论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表明，必须将 »剥夺 »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收归公有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的行为——哪怕它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力争由俄国人民剥夺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同时，决不应该事先缩小这个伟大思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表明，把掠夺钱财——哪怕是严格地用于革命事业——列入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广泛推行，这对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们完全承认战斗时期的各种必要性，但是我们希望表明，掠夺行为的频繁发生往往会使部队道德沦丧，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敌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希望提醒一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在牢记整体利益的极端派革命政党周围曾经出现许多追求个人发财的人，以至于舆论界最后分辨不清前者与后者。自然，这种情况起先被温和的政党，后来被反动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发动劳动人民的舆论来反对极端派政党，并加以扼杀，从而完全扼杀革命。　　我们希望阐述一下我们的这些或那些见解。　　不过在最近两三周以来，俄国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转折。沙皇政府实施了战地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残酷无情地处决一切革命者，特别疯狂地对付那些在从事掠夺时被抓住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为同情掠夺的人。　　死刑随时随地都在执行，监狱中无数人被绞死，甚至对于青年，不经任何审判和审理，就因掠夺而处死。革命者每日每时都在英勇地牺牲，他们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现在没有可能来平静地分析，剥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对于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合适。当政府对掠夺行为疯狂地进行袭击并不经审判就加以处决，而政府本身同时公然地通过黑帮在街头进行抢劫、掠夺和暗杀的时候；当政府各部在彼得宫的赞同下在各部对犹太人进行蹂躏和抢劫，而被黑帮杀害的人甚至手无寸铁进行自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分析是毫不中用的。政府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本身就把所有人推向普遍掠夺行为，并事先为任何暴力行动提供了辩护理由。　　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革命的主要的伟大的任务。　　显然，当专制帝王宝座周围的官吏们同俄国人民之间发生殊死决战的时候，当俄国的统治者们不惜采取象不经审判就处死青年、在街头杀戮妇婴、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抢劫等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谈论道德准则的。　　但是，革命的主要的、万能的、无往不胜的力量毕竟不在于它的物质资料。从物质上讲，任何革命都比国家软弱，因为任何革命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道义上的伟大，在于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所遵循的目标的伟大，在于它得到群众的同情，在于它对千百万人们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它的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完全有赖于它所贯彻的原则。　　没有这种道义的力量，任何革命都永远不可能进行。不管斗争的暂时条件如何，我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力量。　　只有当我们牢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如同俄国的农民到处所做的那样，革命的目的不是将财富从一些私人手里转到另一些私人手里，面是从私人手里转到社会手里，转到人民群众手里，我们才能保持革命的这种道义力量。　　我们在力求达到这一崇高社会目标的同时，首先应当记住，这个目标是不能孤立地达到的，为此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十分珍惜俄国革命者在俄国人民面前迄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 三 关于个人反抗和集体反抗的行动 　　在我们的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对现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个人反抗或集体反抗的必要性，这些反抗被称为恐怖行动。在非革命的时期，这些行动常常是社会觉醒的标志，可以激起群众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为社会事业服务的个人英雄行为提供范例，从而唤醒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同时，它们也破坏着对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压迫者的威力的信仰。在革命时期，它们则成为普遍现象，而并非仅仅是英勇的个人对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时候，任何革命者，甚至不一定是有信念的革命者，都会同情这类行动。但是，估计到这种普遍情况，必须提醒，每一个恐怖行动的意义是以它的后果和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的。　　上述意见是衡量何种恐怖行动将有助于革命或者何种恐怖行动将白白地牺牲生命和耗费力量的尺度。生活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使这类恐怖行动不用作冗长的解释，也不用提出复杂的理由就能为每个人所理解。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无论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当地居民中的），当人们一听到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消息时，用不着革命刊物的帮助，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们的过去，这样的恐怖行动是完全令人理解的。假如为了理解某项恐怖行动，对群众，不是对革命者，必须进行一系列伤透脑筋的工作，那么它的影响将等于零，或者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反抗行动在群众的眼里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暗杀行为。　　把恐怖行动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分为集中的和“分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人为的。我们同样地既反对经济的压迫，也反对政治的压迫；既反对中央政府的压迫，也反对地方当局的压迫。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恐怖行动是某个个人或者协助他的一些同志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因此，集中的恐怖行动，即由当事人扮演执行别人决议的角色，是同我们的概念背道面驰的。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出于党的纪律去阻止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同样也不可能邀请他们去为不是由他们决定从事的活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同一些政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而只认为它是被激怒的良心的完全自然的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鼓动的作用，有助于激发人民中间的这种愤慨感情。 四 关于组织问题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诚如他们西欧的同志们一样，否定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政党所固有的任何形式的教阶制（等级制）组织，并力图在自己队伍内实行另一种类型的、建立在独立的集团彼此之间自由协议基础上的组织。　　每一个集团内部全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类组织得以巩固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和大村镇，有几个人数不多的集团结成联邦要比只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更为有利。　　甚至在个别一些集团承担某些专门义务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也都不应成为委员会，因为它们作出的决议对于其他集团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好不通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总是力图成为并常常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验证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最好的联系可以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的特别会议来取得，而这样的会议可以由各集团为了某种专门目的面派遣的同志们来召开，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否决。　　这种组织方式将能比通常的教阶制组织方式更好地防止党内的分裂，多年的经验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同，在人数众多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行动一致。尽管缺乏党的纪律和强制，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妨碍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议，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最宝贵的特点，即个人首倡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服从中央政权的等级制组织当中，协议通常只是表面的，“纪律”被多年的内部分歧所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不同的派别使得彼此的活动摊痪，而这种早已过时的和理应清除的东西人为地被纪律所维护着，并使党窒息。 五 关于工人联合会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工人组织。西欧的经验表明，这个问题是值得十分严肃地对待的。　　目前，在全世界工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政党以外，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工人的国际性的庞大组织。换句话说，工人们试图恢复六十年代那种形式的国际，即在企图把国际变成为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倾轧使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瘫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形式的国际。　　工人们懂得，在革命到来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他们也懂得，包括该劳动部门的所有工人的国际性的强大的工会，乃是未来制度赖以建立的骨干。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联合会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同资本进行公开斗争和构成未来制度的天然的机构，即为了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而必要的自在的机构。在这方面，在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欧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中迅速传播的我们对总罢工的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　　我们在去年10月可以充分地看到总罢工对俄国的意义，那时甚至不相信总罢工的人也不得不相信它的革命威力。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人联合会将会更加需要。随着杜马的召开，许多革命力量转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工人联合会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它们将完全可以信赖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便不让一些政党所利用，并向它们传播革命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一股能够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剥夺行动的力量。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是参加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呢，还是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工人联合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希望以俄国地方工作人员的成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不过我们认为，凡有可能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使它能够和同一劳动部门的其他联合会结成联邦关系。在存在无党派性质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其中。 六 关于总罢工 　　近年来，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始终不渝地指出，总罢工是正确进行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手段，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罢工确实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而在俄国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时刻，它完全可能同心协力地来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罢工就是在将来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斗争手段。　　然而，考虑到去冬的经验，我们应该牢记，总罢工不是那种可以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旨意而采取的手段，也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多数工人代表的一纸决议而发动的手段。更不用说总罢工会给工人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仅仅根据这一点，工人们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采取它，总之，只有当罢工是出于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时，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由并非很大多数的代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一般说是不好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想要把总罢工强加于工人们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惨痛的损失、失败和失望，——如果相当多数的工人群众在一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总罢工的必要性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总罢工是很好的斗争手段，但是它还不能使采取这种手段的人民避免同统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我们再一次地强调总罢工的全部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也不能忽视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及时地利用总罢工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在事变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立即着手对土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剥夺，哪怕是在个别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和城市里。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在《面包和自由》第十四期上，我们刊载了1904年12月召开的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志们对在俄国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扼要地指出了建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以来，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国内的整个生活，并将对今后的全部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革命已经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波兰、高加索等地，而我们已经有了将近两年的革命生活的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在恢复一度停刊的《面包和自由》，并着手出版《面包和自由》的小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一些同志集合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年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们当时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从专制制度向十九世纪时整个欧洲所形成的、俄国当时已经开始谈论的那种代议政体的过渡，并没有通过象1848年德意志各邦所实现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献所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们所期望的那种途径来实现。在我们这里，这个过渡是通过象英国1648—1688年、法国1789—1794年那样的途径实行的，即通过延续数年并深刻改变现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民革命的途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途径实行的。　　俄国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要比1848年柏林工人得以满足的要求更加广泛得多。俄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并在这方面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农民提出要求土地的权利，不仅是1861年摆脱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取的土地的权利，而且是以往贵族和达官们通过掠夺的方式或沙皇政府的法律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全部土地的权利。　　因此，一旦人民开始投入战斗，企图事先限制俄国革命的纲领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　　此外，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快就赶过了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如果说专制政府作出了让步，那么这些让步是由于这样一些群众性的事件而被迫作出的，如1905年1月9日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在波兰发生的总罢工，10月的总罢工，城市中到处的骚动，以及自1904年秋起迄今广泛举行的农民起义；显然，如果农民要求上述土地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愤怒已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摆着的：在我国，变革不可能仅限于改变政体并以代议制杜马取代彼得宫。在我国，变革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而经济变革的实现不是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通过新的代议机构，而是通过起义的人民本身。　　生活本身证明，我们曾经是正确的，我们在两年前曾经说，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斗争分作两个连续的时期：一个是政治变革的时期，另一个是仿佛由俄国的议会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期。我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这个斗争，并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资本和国家。　　更有甚者。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俄国的饥荒和俄国亿万人民的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有可能在通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上前进，——而这是农民和工人本身通过革命的道路所要达到的。沙皇是不会恩赐自由的；议会也不会给予自由；自由必须由自己来争取。　　因此，劝说工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要求，劝说他们所有这些最好通过杜马来取得，或者让农民们相信，应当起来暴动以便得到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会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这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宣扬这种策略的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议会，即使在革命时期，都不会也不可能会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重大的经济改革。　　任何议会，任何杜马，任何立宪会议按其实质来说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任何革命措施。最革命的议会只可能确认人民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加以合法化。议会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把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做到的东西推广到（至多在纸面上）全国范围去。而且也常常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这样做，只是在地方上、在实际生活中，当人民已经实现变革的时候才加以推广。[2]　　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现时有利的情况下，在俄国实行的变革毕竟还不是社会革命。但是，它可能是有助于今后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步骤，如果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不彻底措施取得的话。　　如果俄国革命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方面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不会建立象十七世纪的英国和1848年的德国所建立的、多年来阻挠工农进一步解放的那种封建资产阶级国家的牢固而强大的政权。　　如果俄国农民能为自己争得土地以及个人的和村社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为一切愿意亲手耕种土地的人确立土地的权利并迫使杜马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俄国工人在今天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得有可能使个性得到发展，而不仅是缩减工作日，而且是确立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工业的条件，一一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在现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得更多一些——那么，无论俄国出现什么样的政体，它将不会得到象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第一或者促使普鲁士国王召开议会的柏林街头暴动以后俾斯麦所建立的那种政权。那时，俄国的议会将不是资产阶级的强大堡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只是过渡时期的死胎机构。[3] ※　　　　　※　　　　　※　　最近两年来的经验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忠实奴仆——国家，并代之以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个目的的最终实现还多么遥远。只有这个目的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革命时期我们自身的行动的可靠尺度。　　假如我们只是以经济纲领来限制自己的斗争，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将是极不明智的。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有害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它给国家提供了如此可怕的力量，所以为了反对它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一这样的斗争在我们俄国就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农奴制度得到它的支持，农民的俄罗斯由于它而被弄到可怕的贫困境地，由于它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欧洲各国的奴隶制度和经济屈辱地位也得到它的支持。专制制度的俄国曾是欧洲反对1848年人民革命的宪兵。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力地帮助扼杀1848年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和英国一起领导了反对1793年革命法国的同盟。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未来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然而我们不能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来等待新制度的到来。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国家，压迫各族人民的国家。因此，我们西欧和美洲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国家政权具有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土地、工业、贸易和交易所剥削者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经常与之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我们尤其必须反对俄国的国家政权，因为在俄国，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专制制度不仅是任何个性自由的敌人，而且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最可怕的形式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从外部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一种形式。　　总之，历史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理论家们划好的格子前进的。而如果说，在俄国替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代议政体，那么也还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俄国的代议机关将必定是拾取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牙慧。如果俄国人民目前能够砍掉资本主义和土地贵族的翅膀，那么它也就能够砍掉国家政权的翅膀。它决不可能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来建立封建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它也不能按照法兰西的方式来建立集权制的共和国。而如果俄国的人民起义能够砍掉集权政府的政权，并从它那里夺取在西欧被认为是内阁官吏们的财产的许多东西；如果俄国人民能够为自己争得在公杜、农民村杜、省和边区广泛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人民能够将管理经济、粮食、教育、交通、矿山等事宜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所有这些领域从彼得堡的官吏手中夺取过来），那么，俄罗斯国家，不管它在革命以后采取什么形式，就会具有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俄国人民往后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变得容易。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认为俄国必定要经过恰如德国人所取得的那种议会的时期。德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革命。它的宪法是由被1848年法国革命吓破了胆的君主们颁布即恩赐的：它不是革命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国，国家政权即官吏们的力量的大小，个人服从的程度，以及俄国所要争取的政治自由的多少，将取决于极端反国家主义政党的能力的大小。同时，资产阶级统治的牢固程度也取决于此。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把政治变革的全部事业交给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及其天然同盟者——幻想建立本党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那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而他们的无所作为将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十分接近的，而国家主义即官僚集权主义则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以致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但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并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一批理解这一工作的全部意义的人，特别是在目前集权主义者和各个阵营的官吏们正试图在腐朽的专制制度所失去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刻。　　我们在杜马中无事可做。我们不会加入统治者的阵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建立国家权力的事业上去。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杜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关系的形式而闪在一边袖手旁观，并不去关心它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自己的纲领。相反，在杜马召开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解释或许还不清楚的独立的要求和愿望，坚持这些要求和愿望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愿意参加杜马的人承认它们，而不管杜马分子如何来考虑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以下要求：　　土地（全部土地）归于亲手耕种土地的人民。不是象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村社所有。分配土地的事宜不是交给国家产业部（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是交给村社和村社联盟。　　工厂、矿山、铁路不是交给劳动部，而是交给在其中工作的、组成自由联合会的工人本身。　　邮政和通邮事业不是交给邮政经理，而是交给现时实际从事地方上全部邮政事务的人们。　　人民教育事业不是交给穿上新的服装的传教士，而是交给人民本身，交给农民和工人本身，交给为此而组成教育联合会的居民本身。　　其他问题也都应如此。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应当同人民站在一起，同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反对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企图。　　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问题上维护我们原则的行动越有力（特别是现在，在总破坏的时候），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工作就越多。革命为我们开辟了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鼓动的可能性。逃避这一义务将是可耻的。　　再说几句。　　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至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两年来，表现出了许多个人英雄行为的范例。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似乎我们以为，只要个别人大胆地向旧制度宣战，实行某些恐怖行动，从富人那里夺取钱财，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就会立即推翻旧制度，就会开始实行对财富的共产主义剥夺。然而，革命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如果不在群众当中进行认真的、预先的鼓动工作，那么群众（即使英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思考的话），也还是不会起来的。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可以大胆地说，要比从事暗杀的孤胆英雄的工作更加伟大。我们应该成为能够在革命地改造俄国整个生活的事业中有助于铺设新道路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一些个人英雄行为的功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俄国人民群众一起去发现1793年的无政府主义者[4]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即发现新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治联盟的新的形式，以奠定自由的、无国家的联邦生活的原则。　　法国在革命中走上了经济平等的道路。美国在1773年的革命中指出了联邦主义的道路。俄国目前面临的是进行同样的革命，同时铺设新的道路——同保证个性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邦主义。　　不管俄国革命将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新发展的萌芽应当在革命中奠定下来。而奠定新道路的任务落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否则，我们就会辜负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辜负我们党本身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当摆脱我们的孤立状态，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并随时随地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中间。 [1] 果说去年五一节法国没有实行总罢工，那只是由于欧洲的动荡局势。法国的工人们感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刻会爆发由英国唆使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2] 史上最革命的议会是法国于1792年9月巴黎人民占领了皇宫并把皇帝投入监狱后立即选出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于1793年6月和7月确认不通过赎买取消一切农奴主（封建主）权利，并将地主在过去二百二十五年中从农民村社手里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村社，而这是在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些措施以后，然而，为了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两项法律，国民议会中的革命人士不得不于1793年5月31日发动巴黎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在巴黎公社的支持下，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其他人士，即二百一十四名成员，其中三十四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处决，另外一百八十名被关进监狱。为了通过农民们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和实现的这样明显公正的决议，情况尚且如此。——彼·克鲁泡特金注 [3] 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尽管法国由于各君主国向它宣战而陷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革命战争中总共辆牲了一百多万最勇敢的战士），尽管由于披急使反动势力有可能疯狂肆虐，波旁政府和奥尔良政府毕竟未能保持十五至十八年之久。革命每隔十五至十八年就又发生了。法国已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848年）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871年）。—彼·克鲁泡特金注 [4] 无政府主义者”在1793年是个很流行的词。一些实际上在地方上实行有利于穷人的革命，主要通过地方人民团体实行革命的极端派政党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克鲁泡特金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和校对

一个反抗者的话 前十二章〔俄〕克鲁泡特金 （1885） 译者：毕修勺平明书店出版，1948年 第一章 现势第二章 国家的瓦解第三章 革命的必要第四章 下次的革命第五章 政治的权利第六章 告青年第七章 战争第八章 革命党之少数第九章 秩序第十章 公社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第十二章 土地问题 感谢 藤花无言 录入及校对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欧洲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将来应该采取何种新的方式？土地将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耕种它？怎样耕种它？谁都不能否认这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观察，爱尔兰，英国，西班牙，俄国与德国的有些部分，大家都会承认问题确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广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贫困的乡村与一直被轻视到今天的农民阶级中间准备着爆发了。　　直到如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说社会问题仅仅是与都市的工人有关，对于农村则无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愿意接受废除私有财产的思想与大制造家及大厂主等等产业的充公，而乡间的农民则没有这种愿望与热心；他们说，农民是不信任社会主义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农民一定会迅速的强迫他们恢复理性。　　我们承认这个反对论，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对于有些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准确性。的确不错，某一区域的小康与另一区域的尽量容忍，确使农民不大表示，甚或一点不表示他们不满的情绪。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不动产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中，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国家摧残农业的重税，农业采用机器大生产的新法，美国与澳洲的竞争，最后，今天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换——这一切原因使耕种的情况在三十年之内完全改变了；现在欧洲已经站在广大的土地运动面前了，这个运动将普及全大陆，会给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性。　　谁没有读过爱尔兰的老是一样的新闻？这区域的一半已经起来反抗他们的地主了。农民已经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税金了。就是想缴纳的人也不敢这样做，恐怕触犯“土地同盟”的禁条而立遭惨祸，土地同盟是个有力的秘密组织。它的支部分散于农村，它惩罚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号的懦夫。地主们也不敢强索他们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国报纸上已经公开承认，如果他们要收取农民的欠租，他们非动员十万警察不可，这样，他们会激起农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驱逐一个不交租的农民，他至少要带100左右的警察，因为他将遇见邻村数千农民有时武装，有时消极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将找不到一个佃户冒险来住他的产业。[1]最后即使他找到一个，这个触犯众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为他的畜生将被杀害，他的小麦将被焚毁，他自己也将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团体判处死刑。地主本身的情况也难以持久；在有些地区，土地的价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区；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们只有在警士驻扎在门口铁质岗亭的保护之下，才敢逗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留着无人供种，1879年耕地的面积减少33,000公顷[2]；收货物的价值。根据《财政改良报Financial reformer》减少两亿五千万法郎。　　情势如此严重，故格拉斯顿先生在没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许爱尔兰的代表，将来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据这种法案，现在大地主的产业，将为公众的利益而被充公，成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将分成25年付清代价的无数小块，转卖给穷苦的百姓。那是很明显的，英国议会会永远通不过这个法案，因为它同时给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以致命的打击[3]，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冲突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大暴动，像1846年一样，或者会再失败一次，可是情形还是一样，或者更糟，现在可以预料爱尔兰的人民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与违背诺言之后，到忍无可忍的日子，一定会起来大干一下的，这个日子而且也不会远了。英国的政权如遇有一时瓦解的情形，给爱尔兰农民以便利的机会，再由于秘密会社的推动，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就会造成一个新的1793年，他们将从他们的陋室中走出来，去做一个今天一般煽动家所告诉他们的事业：他们将手持火把，焚毁地主的宅第，将地主的小麦藏入公有的仓库，驱逐地主的走狗，破坏界限，占有他们渴望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大陆另一个西班牙，我们又会见到同样形式。例如安达卢西亚与瓦伦西亚二省，地产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是饥饿的农民，暗中联盟，与地主做不断而残忍的游击战。趁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歼灭了，数千万公亩的树木一次被焚毁为荒地，无数的仓库也在黑暗中发出熊熊火光，但是胆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与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伦西亚省，小佃戸们时常为拒缴租金而罢耕。如有胆敢不遵守这种约言的请当心！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团体，以夜间贴在书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违反大众的利益，不然他们将受残酷的惩罚，或者杀害他们的畜生，或者焚毁他们的收集物，有时甚至要牺牲他们的性命。　　在田产比较分散的区域中，还是西班牙国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满。它以国税，省税，地方税普通税或特别税等名目压迫小地主，故每年总有成万的小田产被没收拍卖，而找不到承买的买主，不止一省的农村居民完全破产了，是饥饿促成成群的农民互相团结起来，起来抗税。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很多省份，农民也完全破产了。被国家逼入贫困之后，耕种的小地主纳不起赋税，政府就无情地没收他们的小块土地。仅仅在一年之内，有6644户（每户平均值99法郎）的小产业，被国家扣押去了。所以在这些省份时常发生反叛的暴动，又有什么奇怪！有时是宣传宗教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拖引成千成万的农民跟着他们的后面，只有兵士的枪弹才能驱散这些热心的门徒；有时是某乡村全体来占领领主的荒地，为着大众的利益，耕种他们；有时是成群结队地挨饿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胁，要求面包与工作。　　请不要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国农民的反叛，难道比今天多了吗？开始的时候，反叛的次数即使较少，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它们难道不就是后来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吗？　　最后，在欧洲东段的俄国，那里的土地问题在很多观点上，又使我们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情形。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每个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数的土地既然那样不好，数量又非常不足，买卖或乡村交给领主的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比较上又极不相称，国家强迫农民缴纳的税负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面包已经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饥荒就会打击广大区域，削减很多的人口。　　但是农民已不再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悲惨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倾向较善将来的愿望已在靠着铁路来往而与各大中心接触的乡间萌芽了。农民一天过一天地等待着某种大事来废除卖价与租金，把法理上应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归还他们。假如有一个亚瑟·杨[4]今天游历俄国，他在1789年以前游历法国。他将听见它记载在《旅行记》一书中同样的愿望与祈祷。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骚动已由反抗地主的游击战等表现出来了。只要政治的事变促成权力的瓦解，激发一般的热情，耕种的饿夫们就会得着乡间发展的很快的小资产阶级的协助和鼓动，开始其连续不断的土地反叛。这些反叛之后，事先虽没有预定的计划，在全国各地虽然没有强固的组织，而其暴动所及，此起彼伏的牵制军队的调动，削弱政府统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时间，终于给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以引导的力量。[5]　　假如土地问题在我们以上所述的各国，以非常严重的方式，呈现于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欧洲被这些农民暴动包围，如同被广大的火圈包围一样，假如地主产业的充公在这些区域真正实施起来，欧洲的中心，自称文明的国家，难道不受反应吗？反应当然是很大的。当我们的下一节，把英，法，比，瑞等国的土地状况加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把美澳怎样以大工业的方式生产小麦的时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响怎样以使英国发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时候，最后，当我们对于自称文明要冲的各国农民怎样受着新思想影响的种种加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土地问题，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欧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样，耕作者都已开始要求他们的土地了；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的情况已无法维持，已不能继续很久，社会必须彻底改造的日子也不远了，改造之后必须成立新的事物状态，在这新的状态中，所有权与公众的制度必须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社会的牺牲者，没有半点可享受的权利。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将参与生活的大宴会与智慧的发展，农村也不再是无知的巢穴，终必成为安逸与生命之光所发出的中心。 II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见到土地的耕作者，农民，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或俄罗斯是处在怎样可悲或可怖的情况中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说是毫无可疑的了。但在自诩文明的国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国，农民的情况也已逐渐恶化，终至不能维持了。　　请以英国为例。二百年以前，耕种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还享着某种可羡慕的安逸。今天英国也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地主与穷的可怜的无产阶级的国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顷的土地只是两千三百四十个大地主的地产;710个勋爵占有英国三分之一的地产；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领有一省的面积，至于其余的地主（包括五十万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为满足，换句话说，每家仅有一所住宅与一个小菜园而已！　　两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惊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万至一千万法郎的进款；维斯特敏斯特侯爵。与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换句话说，每小时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过工人一年的所得，至于数十万的农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头，也只能赚得300至1000法郎的进益！使土地生产的农民，每日做14或16小时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饿的数目——就觉得相当的幸福了！[6]　　懒惰者那边无耻的豪奢，任性的挥霍，耕作者这边是终日的勤劳，不得一饱！这就是社会的实况。　　那些制造书籍的人一定会对你们说，靠着这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英国才能成为耕作最集约最生产国家，大勋爵们自己不能耕种他们的土地，把它们分成相当大的零块租给佃农们去耕种，而这些佃农或租户（人们会对你们这样说）已经把他们所租得的田地变成合理农业的模范了。　　这些话在不久以前是正确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样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积广大的田地，绝对任其荒芜，或者被改成大花园，使秋天一到，地主与其宾客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做大规模的狩猎。成千成万的人能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他们的食物！地主们并不注意这些事：他们不知道怎样浪费他们的财产，他们愿意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他们就使田亩变成了荒地。[7]　　还有大片从前是耕种的土地现在改做了饲养牛羊的牧场。成千的农民被他们的地主“剥夺”与驱逐了；养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产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种田亩的数量总是向下递减。在1866年与1869年，英国种下1600000公顷的小麦[8]，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顷了[9]。十五年前，每公顷产二十六竡今天每公顷仅产二十二竡[10]了。[11]　　就是供种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顷的佃农，就是这些想自成为地主并靠他人工作来过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今天也已破产了。受着地主们贪心的佣金的压迫，他们再不能改良他们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竞争；报纸上每天总有这些田庄出卖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况可以归成以下的结论：人民大众被迫离开田间，移向大都市与制造业大中心，再与那里的穷人们进行疯狂的竞争。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进益，并把这些进益任意挥霍在不生产与无意识的奢侈上。中间阶级的佃户想自成为小地主，终被过重的租金压迫得逃不了破产的厄运。他们准备与平民联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来。整个国家都受这不合理的地产情况的影响。　　“土地国有”的呼声今天成为一切不满的人的集合口号，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土地与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这大组织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应被没收为国有，这思想每天获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万以上会员的“乡间劳动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罢工增高他们的工资，现在也要求地主产业的充公了。　　最后，爱尔兰的“土地同盟”已开始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扩展其支部，而且得到着人们的同情，大家都知道这同盟的作风。他开始宣告，由于同盟的决定，此后交于大地主的租金将减少四分之一。他以种种小方法，如必要时以暴力阻止地主驱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农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胁要付全款的胆怯者。以后，等到能把各个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将宣告，不应再交租金给地主，他将武装农民来实行他的意志。时机一到，它将做1789年至1793年法国农民所做过的事情！它将以火与铁，强迫地主做让出他们的地权。　　英国革命之后，将生产何种土地所有权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革命范围的大小，要看革命时间的长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贵族与资产阶级这边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英国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组的废除，土地占有者给这思想的反动，将组织改造完成于和平的方式中；为着他们的意志战胜，英国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 III 　　法国——法国乡镇的读者听见议员先生们与经济学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书籍中怎样胡说他们的情形，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他们在这些书籍中说，法国农民几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满意他们的命运；他们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给他们生产很多的金钱；他们很容易缴纳本来就不重的租税，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当轻微；他们每年有积蓄，无时不致富。　　我想，农民们一定会回答，这些演说家不是有意骗人的花言巧语者，便是一无所知的大笨伯，他们要是这样说，那倒的确是有理的。　　那么我们先来考察住在乡间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万人民究竟是有什么要素组成的，然后再来看看这数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们有8000个大地主（家属在内，大约四万人左右），他们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诺曼底（Normandie）等处领有产业，每年给他们以一万之二十万法郎以上的出息。　　这些人当然不会诉苦。他们夏天在自己的领地中经过几个月舒适的生活，把佣工，小佃农或者佃户劳动所产的价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后，他们便到城里去消费他们的金钱。他们在城里同女人喝满杯的香槟，他们把容易得来的金钱，满手送给他们的情妇，他们在高楼大厦中一天的花费，就足以供给穷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这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可悲痛的；他们所要悲痛的是农人的逐渐不驯良，到今天并且不肯做无报酬的工作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不说。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再找他们说话。 　　放高利贷者，家畜商人，产业的买卖者，这些秃鹫似的人物今天袭击农民的乡村，他们从城里来的时候，只有腰间的一小袋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待由乡间回到城里，他们已俨然是地主与银行家了；公证人与律师煽动诉讼；当乡镇公所被当那班有利可图的人鼓舞，为着美化乡长先生公馆周围的乡村而负债建设的时候，工程师与各种各类的职员，即在国库与地方金库中，大用其公款，简言之，这一切视乡间为未开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剥削的寄生虫，当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们就会用全力来反对。因签字期票而破产的农人，因诉讼而致贫的佃农，让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这就是一切放高利贷者现在所需要的。让乡镇长自由支配的乡镇，浪费公款的国家。这就是职员们所要求的。等农民破产之后，他们又会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时，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高利贷是没有祖国的。　　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们究竟占多少数目呢？五十万吧？就算家属在内，或者是一百万把？若就破坏乡村，于数年之内使全体农民破产这件事来说，这数目已经是太多了，但是为着抵抗农民一旦调转镰刀来攻击他们的的革命，则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领有五十至二百公顷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知道损伤他们的过重负担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人对他们说起任何事物的改变，他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自问他们是否因此要损失掉他们的所有。他们中间暂时陷入困难的人也希望有一天会“成功”；一个幸运的投机，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职务，或者一个有钱亲戚某天早晨自杀了，就会使安逸重入他们的家门。就一般说，他们是不知道困难，也不知道劳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钱的长工给他们担任这辛苦的任务，他们坐享现成，他们要这些长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这些人，我们不要怀疑，也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自由的劲敌，不平等的支柱与剥削的首脑了。真的，他们构成相当可观的核心，大约是二十万地主，家属在内，共计八十万人，今天，在乡村中，他们的确代表一种权力。国家重视他们，他们的安乐，给他们在乡镇中保持他们时常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他们在人民举事浪潮之前能够做什么呢？无疑的，能够抵抗的一定不是他们；他们会谨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风雨的结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顷的土地比前面那个阶级的人数要更多。他们数目超过二十五万，家属在内，共约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占有法国可供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核心，由于它在乡间的势力与活跃，构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前一个阶级往往住在城内，这个阶级则自己耕种他们的田亩；他们没有与乡村截断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还算是农民。一般的反动分子，就依靠他们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纪上半期，这一阶级的农人，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享过某种的安逸，从大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自然要拼命保守他们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们的所得，自然要固执地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但是从若干时期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在法国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这一类的农民还享受着某种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们已开始抱怨了。他们已不能积蓄，他们已无法扩展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因为分家，已继续不断地裂成小块。同时，他们又租不到条件与从前同样优裕的零星田亩！他们今天要以极大的价钱才能租到他们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们所有的几小块田亩均分在乡村的四角，他们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补偿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小麦的进益不多，家畜的饲养亦仅有微博的利息。　　国家以重赋压迫他们，乡镇公所也不饶恕他们：车，马，打麦器具，肥料，一切都须纳税；附加的生丁[12]增成法郎，税的名目几乎与昔时国王治下相等。农民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牛马。　　放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期票使他们倾家；抵押损害他们，城市的制造家剥削他们，很少的农具，都要他们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价钱。他们还臆想自己是他们土地的所有主，其实，他们只是徒有其名个假地主：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为养肥债主与政府的职员，只替制造家的太太们购买轻车美服，只使城里的一切不事生产者过着安逸的生活罢了。　　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这种情形吗？不要太武断吧！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呢！待到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彻底去消灭这些寄生在他们背上的先生们。 　　把以上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我们还只有乡间居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又怎么样呢？　　其余的，就是四百万左右的家长（家属约一千八百万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顷田地的并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顷的，有相当素质相当数目，一无所有的，则占最大多数。其中有800万人，耕种两三公顷的土地，熬尽人世间的辛苦，都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年必须派数十万儿女到城里去，以苦功赚得他们日常的面包，七百万人只有可怜的小块土地——一所住屋，一个小菜园，便是他们全部的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只靠佣工解决他们极其艰苦的生活；最后，一百万人完全由冻饿的穷人组成，他们没日只靠硬面包或马铃薯…….（如果有的话）度过他们苟活的生涯。看，这就是法国乡间的多数居民。[13]　　这广大的群众好像不在经济学家计算之内。（此处缺失）来，他们就是全部。因为组成乡村的就是他们；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属品：黏贴在橡树老干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说这些农民是富有者，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意任何改革，是掉过头去不听社会主义者的话语的！ 　　首先，我们会观察到，每次当我们以容易了解的语言对农民们陈述我们的整个思想时，他们并没有掉过头去不听我们的话语。我们当然没有对他们说起选举的事，我们当然没有请他们选任我们做议员或乡警；我们也不对他们长谈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劝告他们，把儿子送到巴黎，同议会中的律师们来往；我们尤其不诱导他们把几块零碎的土地交给国家，让国家的大队职员来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们对朴实的农民说起这些蠢话，他们一定会掉过头去不听我们，而且他们的确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每次同他们谈起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他们总是赞成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们总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那么，请看我们曾经对农民说过，现在并且还继续劝告他们的话语吧：　　“从前，土地属于公社公有，公社则由亲手耕种土地的人们组成。后来投机者以种种的欺诈，暴力，高利贷与诡计，把公有的产业占为私有。今天属于某先生或某太太的这一切土地，从前都是公社的公产。今天农民需要这些土地来耕种，养活自己与自己的家人，至于自己不耕种的富人们，则滥用地权，使其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农民必须组成公社，夺回这些土地，把它分给愿意亲手耕作的人们。”　　“抵押是一种不公道。借钱给你们的人，没有强占土地的权利，因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全赖你们祖先开垦荒地，建造乡村，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时所完成的工作；它现在还是要全靠你们的劳动来生产。所以“农民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应该以烧毁抵押的书契，永远废除这可恶的制度为当前的义务。”　　“强迫着你们缴纳的田税与其租税都被一帮非但无益，而且绝对有害的政府职员吞没去了。所以你们应立即取消它们。你们应宣告你们的绝对独立，你们应严正表示你们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们更能知道料理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建造一条道路吗？那么请与邻近乡镇的居民联合起来，你们将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一条铁道吗？那么，全区域关系的地方将比建筑时只知道赚数百万金钱的企业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线。你们需要学校吗？你们自己创办维持，比巴黎的先生们来的更容易有效。国家对于这一切毫无用处；学校，道路，运河等由你们自己建筑，所费必较少，成效必较大。”　　“你们需要防御外国的侵略吗？你们只要知道自卫，切不可把这自卫的任务交给迟早要出卖你们的将军们。你们要知道，军队从来不会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与农人，如果他们觉得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击败最可怕的军队。”　　“你们需要工具机器吗？让你们直接与城市的工人联合，他们将以成本的价格，交换你们的产品，而不经厂主的居间谋利，因为厂主不但剥削制造的工人而且垄断购买的农民。”　　“不要惧怕政府的力量。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动人民的打击，立刻会崩溃下来！我们已有不少次看见他们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现在又可以预料数年之后，革命将在欧洲爆发，因而动摇一切罪恶的强权。你们将趁着这难得的时机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们的革命，换句话说，驱逐大地主，把他们的产业没收为公有，打到放高利贷者，废除抵押，宣告你们的完全独立，至于制造的工人也在他们的城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你们自由联合地组织起来了，使各区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整体。但是，你们要当心，切不可让各类自称农民恩人的欺诈者来破坏你们的革命；你们自己做事，千万不可期待他人。” 　　这就是我们要对农民说的话。他们反驳我们的唯一证据并不涉及我们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怀疑实行的可能性罢了。　　“很好，只要农民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们的反对论者又这样回答我们。　　好吧，我们努力使他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吧！请尽量宣传我们的思想，请满手撒播陈述我们思想的书报，请努力建立乡村间的联络线，革命的日子一到，请同他们一起奋斗，并且为着他们奋斗！　　这日子其实已经很逼近，他降临之速，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1] 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土地常常分为二十至二百“结夏吉纳”（旧俄地积单位=2.70英亩）光景的田庄，每个田庄都有小住屋和农舍。爱尔兰的田庄大都是较小的一种，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盖的。地租到处都很高，农人也很穷。八十年代爱尔兰农民运动非常热烈，农村暗杀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顿内阁因此立了一条法律，使英国内阁关于财产的法律起了一个大革命。即是，遇着农民诉冤的时候，便由治安判事决定地租的数目 [2] 公顷，法国面积名，一公顷等于一万平方公尺； [3] 格拉斯顿事实上并未提出这个法案。他仅仅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律，即遇着农人伸冤的时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减地租。1903年保守党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地主将农民售卖于农民，可是却定了这样一个价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这使得爱尔兰的农民不要多长的时间就破产了——1919年作者(俄文本注) [4]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旅行记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两卷，描写大革命前和当时法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状态 [5] 这是在十九世纪百十年代写的，这以后有1905年的农民暴动（关于它的性质以及普遍的影响之有价值的材料，可参见自由经济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们证实了我的话 [6]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并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个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钱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卢布五十戈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卢布）的；而现在他们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过二十先令的（即十卢布） [7] 近时这一类的大花园又让富豪的资产阶级买去了，他们“就跟贵族完全一样”也请了他们的亲友来狩猎。 [8] 16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60000结戛吉纳，12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00000结戛吉纳 [9] 这是在1880年写的，这以后英国土地的耕种面积在1907年减为601010结戛吉纳（1911年705200结戛吉纳可是还得减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种麦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结戛吉纳，差不多减去六分之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读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版）的《田园，工厂，手工厂》 [10] 一竡（法国容量单位）等于一百“脱尔”或百竔（即升），一竡等于中国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 […]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义，反对大家所憎恶，所蔑视的权力，并宣告巴黎城的独立，自由与自主。　　这中央权力的推翻并没有经过革命所常有的演变：那天既没有枪声，也没有障碍物后面的流血，一般统治者在群集在街上的武装平民之前隐遁了；军队撤离首都，官吏逃向凡尔赛，带去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政府如污雪遇见春风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数滴热血之后，就扫清了腐蚀这个大城市的污物。　　这样完成的革命在人民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连续革命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巴黎公社的名义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这思想将成为未来许多革命的出发点。　　如伟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哲学家的概念的产物；它诞生于集体的精神中，它从全体人民的心中发出，它还是从法国人民的历史中出来[1]，它起初是模糊的当初很多把它实行并且为它牺牲性命的人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想像它，他们还不明了他们所揭幕的革命，他们还没有看清他们所想实行的新原理的肥沃。只有在实地应用的时候，人们才瞥见其人们其未来的价值；只有在那时以后的思想工作中，它才渐渐确定,渐渐显露它的明敏，优美，公道以及它的结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当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大进展时，就有一个问题特别萦绕于下次社会革命准备者的脑际，这就是要我们知道，哪种政治集团的方式是最适合于今日工业发展所强迫我们这个时代实行的经济的大革命；换句话说，废除了私有财产，把历代所集聚的全部资本归为公有之后，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政治的组织。　　国际劳动协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集合不应限于一国：它应扩展于人为的国界之外。不久，这伟大思想就深入人心，占据一般人的精神。以后难被一切反动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继续存在，待阻止它发展的障碍物毁于暴动人民的怒吼之后，它就比任何时期都坚强的复兴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却是这广大协会的组成分子是些什么?　　于是有两种思想的大潮流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边是平民国家，另一边是“安那其”。　　根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国家应该占有一切积聚的财富，并且把它们分给工人的团体，应该组织生产与交换并且监督社会的生活与机能。　　对于此点，大多数富于经验的拉丁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回答。他们说，这样的国家即使能够存在，也不过是最坏的一个暴政，他们反对这抄袭过去的旧思想而主张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完全废除国家而代以自简单而复杂的组织，他们认定民众力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由联合为未来社会的组织基础。　　不久，若干不大受政府成见迷醉的“国家主义者”也承认“安那其”所代表的组织的确优于平民国家的主张；不过——他们说——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安那其的理论，在确定它的出发点，使它的概念具体化，并且证明它的倾向已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诸点上似乎还少缺少具体而简单的公式。职业团体与消费者集团超越现在国际与国家的联合，似乎还到太模糊；同时我们还很容易看出，它还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变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须找到一个更明显，更真实，在事物的现实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为准备理论，理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似乎会这样说，新的思想如果没有找到明确而确定的根源，要不是从现存的事物中出发，它不会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们去参加决定的斗争。如果没有某种确定而明确阐述的思想为依据，为跳板或出发点，平民一定不会冒险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这个出发点。是由生活本身负责来指示他的所在。　　被围困隔绝几个月，巴黎靠着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开始认识它所能支配的经济，智慧与道德的无限资源：它瞥见并且了解自己的创意的力量。同时，它又见到占领权力的那一众多嘴的政客不知道组织国防与发展内政的方法。他亲眼看见法国的中央政府怎样妨碍一个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展开的一切。它更明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溃。助成即将完成的进化，它在被围的时期，忍受可怕的贫困，它目击一方面是懒惰者的无耻奢侈，一方面是劳动者与首都防御者的贫困，它眼见扫除这种恶制度的一切尝试皆因中央权力干涉而失败。每次人民要采取自由的突进时，政府即来加重它的锁链，紧吊它的铁球，于是自然发生一种思想，就是巴黎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使其能在城乡以内实现民众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于是一切人都喊出公社这个名词来。　　1871年的公社只是一次草创的尝试。因战争而生，由两个准备携手压服平民的军队包围着，它不敢完全走上经济革命的路线；它没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它没有进行资本的充公与劳动的组织；它甚至没有着手城市一切资源的总调查。它也没有与国家及代议政府的传统绝缘，它没有想在公社中实行它宣告公社独立与自由联合时所应实行的，自简单而复杂的那种组织。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几个月，它会被时势所迫，无可避免地走上一起走到以上这两种革命，那是可以确信的。我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要以四年以上的革命时期，才从温和的君主制达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所以我们看见巴黎的人民没有一下跃过安那其主义公社与匪盗政府间的距离，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下次将实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公社主义的革命，将在凡尔赛军屠杀所停止的地方，恢复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 　　公社失败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动摇统治者枷锁时给他们所造成的恐惧，怎样报复。这证明近代社会中确实有两个阶级存在；一方面是劳动人们，他们把自己所生产的一半以上的东西交给资产阶级，而且太容易忘掉他们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饱暖的懒惰者，他们被野兽的本能所鼓动，憎恶他们的奴隶，并且准备像射击猎物似的杀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围在城内，并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锁之后，他们派遣那些过惯了营房与酒肉生活因而丧失了人性的兵士，并且在议会中公然吩咐他们：“杀掉这些雄狼，这些母狼与这些小狼！”对人民他们又这样说：　　“不论你做什么，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见你手里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怜——死！不论你的的眼睛转向什么地方：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而且不在人群以内。年纪与性别都不能救你与你的亲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将亲眼看见你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就是在摇篮里的也一样）怎样死去的惨状！人们将在你的面前，从战地的病医院中捉去伤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枪托把他击毙！他若是生的，人们将捏住他的断腿或血臂，把它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与受苦的污物包一样，丢在水渍中，总之：　　死！死！死！　　在尸堆上做过疯狂的庆祝，不分青红皂白的整批屠杀之后，卑劣而残忍的报复仍不停止，接着是皮鞭，紧缚拇指的绳索，镣铐，抽击狱卒的棍棒，侮辱，咒骂，饥饿以及种种残酷的苦刑。　　人们会忘掉这些刽子手的伟绩吗？　　“被击倒可是没有失败，”公社今天又重生了。这不是失败者一美妙的希望幻想自慰；不，公社今天已成为革命的确定目的，这革命你在我们身边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众的精神，它给他们以旗帜，我们并且坚定地希望这一世代的青年来完成公社中的社会革命，肃清资产阶级的丑恶剥削，使人民脱离国家的束缚，在人类的进化中，开辟自由，平等与休戚相关的新纪元。 II 　　巴黎人民推翻了卖国政府，把第二帝国崩溃时取得权力的投机分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并且宣告自己绝对独立的日子，距今已有10年了，然而我们的目光还是向着1871年3月18日的这一天注视，我们的最好回忆还是属于这个伟大的日子；两个大陆的无产阶级所要庄严地庆祝的就是可纪念的革命周年，明天晚上就有数千万的工人的心，越过国界与海洋，在北美合众国，南美与欧洲，为纪念巴黎无产阶级的反叛而跳动，而共鸣。　　这个法国无产阶级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来陀尼亚(Nouvelle-Caledonie)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着整个革命的根芽，他的范围是广大的,他的旗帜之下，能够容忍能够容纳人民解放与革命的一切倾向。　　真的，假如我们只限于观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实在而显著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说这思想还不够广大。他只包含革命纲领的极小部分。反之，假如本观察3月18日运动深入民众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实现而没有工夫实现（因未发生以前，就被窒息于尸堆之下了）的倾向，我们就会懂得这个运动的重要与其在两个大陆劳动群众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并不是以它所做过的事感动了我们，而是以它所预许下的一切振奋人心。　　使一切被压迫群众的同情，倾向于1871年运动的无可抵抗的力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思想？这思想对于世界各地不分种族国际的无产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众的运动，由人民实行，自发的产生于大众中间，它在人民大众中才能找到他的防御者，他的英雄，他的殉道者，——资产阶级所绝不能宽恕的也就是这个“流氓”的性质，同时这革命的基本思想虽然是模糊的或者潜意识的，而其伟大的性质却由它的一切行为透露出来，——这就是万人期待的社会革命，经过了这样多世纪的斗争，他终于要来建立大众的真自由与真平等。　　这就是恢复其固有权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错，人们会设法，现在还设法歪曲这个革命的真正意义，把它看作巴黎想恢复其独立，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小国的简单尝试。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巴黎并不想脱离法国独立，正如他并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国一样；他并不想下苦修士枯守着自己的修道院一样，把自己关闭在它的城墙里面；他并不以钟楼的狭小精神为出发点。它所以要求他独立，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权力干涉他的事务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这独立是准备未来组织基础与完成社会革命的一个方法，——他认定这个伟大的革命将完全改变生产与交换制度，把它们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将完全变更人类的关系，使他们以不分高低的平等为出发点；将完全改造今日社会的道德，使他以正义与休戚相关的原则为标准。　　所以公社的独立对于巴黎只是方法，社会革命总是它想达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着自己的意识自由进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尔赛的刽子手们炮轰，枪击，刀砍，剑刺，以上所说的目的或者会达到，也不一定。找到一个明显确定而人人会了解的思想，以少数字句归纳革命所应进行一切，这就是巴黎人民重新独立的最初几天就已开始注意的工作。不论革命时期好思想的酝酿与传播，如何迅速，一种伟大思想不会在很短的时期中形成。他要发展，要深入大众中间，更要以行为来表现，总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时间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时他还缺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因为10年前这些思想本身还在过渡的时期。所以公社是产生于近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时期之间。1848年多少带点宗教色彩的强权或政府的共产主义，到了1871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精神与自由已无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个巴黎人愿意把自己关闭在傅立叶派共产村的营房中？另一方面，是把工钱制度与公有财产驾在一辆车上的集产主义，还是不大为人瞭解，不大为人所欢迎，实行时还充满不易解决的困难。自由共产主义，安那其共产主义那是刚刚出世，人们几乎还不敢攻击政府主义的崇拜者。　　怀疑盘踞着人们的精神，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没有胆量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他们面前还没有明确的目的。于是人们只为让自己堕入一般催眠者从很多世纪以来是不断的重述的理论：——“我们首先争得胜利；以后能做什么，以后再说吧！”　　首先争得胜利，好像不动到私有财产，人们有方法成立自己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众不直接参与革命的胜利，他们好像有方法克服敌人，使大众所共享的物质精神与道德的安逸，能凭降临似的，他们只想首先巩固公社，把社会革命留待以后解决，而不知道唯一合理的进行方法却是以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的基础。　　对于政府的问题也一样。宣布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及宣布根本是安那其主义的原理；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当时还只是微弱地透入人们的精神，所以他们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内，他们还采取强权主义的旧原理他们抄袭市参议会，还成立一个公社的参议会。　　如果我们承认为调整公社间的关系，一个中央政府是绝对无用的，那为了调整公社于团体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又承认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们把关于许多城市事务的协调工作，让给公社的自由创意，为什么又对公社所组成的各团体拒绝这同样的创意权呢？公社以内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样，两者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这样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来反对政府制度本身，所以他们仍旧让自己保持着政府的偶像主义给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我们都知道以后的结果。他们把热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厅里去。那里，他们停滞在大堆的废纸中间，当他们的本能要他们与人民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他们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做统治的勾当，应该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在会议室中空谈，失掉与民众适当接触产生的灵感，他们看见自己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远离了革命中心——民众，而是自己麻痹之后，他们同时也使人民的创意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巴黎公社诞生于社会主义与强权思想均受质变的过渡时期。他同时又是战争的产物。他孤立在一个大城市中，受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他必然失败的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　　但是由于他的平民性质，他在革命的继续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由于它的思想，它是社会大革命的先驱，资产阶级庆祝巴黎公社覆灭时所用的前所未闻的卑怯而残忍的屠杀；刽子手们在九年中在对于囚犯所实施的可耻报复，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恶行，在富有阶级与平民中间，挖下了永远不能填塞的鸿沟。下次革命的时候，平民将知道他们所应当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将知道他们如果不获决定性的胜利，必有最残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行动了。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法国如果遍地有暴动的公社时，人民再不应该成立政府，期待着政府来负担革命措施的创意，扫除了侵害他们的寄生物以后，他们将自己去占领全部的社会财富，依安那其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把这财富收归公有。在他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政府与国家的时候，他们将以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组织起来。截断了自己的锁链，推翻了种种偶像以后，人类将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他们不再承认主人与奴隶只对那些以自己生命与苦痛助成解放运动的伟大牺牲者保持着最高的崇敬，因为他们在我们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曾经给了我们与光明的指针。 III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各城市——所组织的纪念会与公众集会，确实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不但是无产大众的示威运动，而是激励量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情感的表现。这样“计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选票计算，来的有效，人们完全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愿望而不受选举策略作用的影响。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会中的无产者不再限于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与喊着要向5月屠杀复仇了。虽然全心沉浸于巴黎惨烈斗争的回忆中，他们的精神还翱翔于更远的所在。他们为着下次的革命讨论着1871年公社所应有的教训，他们自问公社的错误是什么，这不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人物，而是为了指出当时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占得优势的财产与强权的成见，怎样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发展与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学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待与古旧的成见绝缘后之后，无产者将简单明了地说明他们怎样了解他们的革命。 　　下次公社的举事中不单是公社主义的运动，那是可以确定的。有些人还想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在这公社中在做经济改革尝试，而民众精神的发展已把他们的主张淹没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籍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废除个人私有财产，才能确定与组成他们的独立。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政府被民众扫除，依赖国家保护的资产阶级无法维持其存在且已开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远了——暴动的人民不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闻的贤智来发动经济的改革了。他们将以暴烈的充公废除个人私有的财产，他们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把前代劳动所积累下的全部社会财富收归公有，他们将不再以一纸具文的法令，没收社会资本占有者的财产；他们将立即占有他们，将立即使用他们并且成立使用的权利[2]，他们将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管理工厂，使工厂照常工作，他们将以自己的陋室调换资产阶级大厦中的卫生住宅[3]。他们将立即使用堆积在城市中的一切财富；他们将占有它，好像这财富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盗取似的。工业界的巨头们在工人身上抽取财物，这些寄生的害虫一旦被消灭之后，社会的生产继续进行，并将摆脱主义它的障碍，废除杀害它的投资，扫清瓦解它的混乱，在自由工作的推动之下，依着常识的需要，它将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说：“法国人民从来没有像1793年，土地从封建领主中夺回之后，那样的公众他们的田地。”待工作获得自由，劳动者的每一进步都为全公社安乐的泉源的那一天，人们也将以从来没有的身份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呢！　　关于社会财富的问题，人们曾设法划分区别，为了此种区别，甚至使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今天自称集产主义的一派，代替国际劳动协会原来的集产主义（其实即反强权的共产主义）换言之，理论集权主义的学派，曾设法在生产资本与满足生活需要的财富之间，强立区别。一边是机器，工厂，原料，交通线与土地；另一边是住房，制造品，衣服与粮食。前者成为集体的产业，后者，依照这一派的代表的学者的主张，则将留作个人所有。　　人们硬要划分这个区别，可是民众的常识就很快地见出了这个区别的不合理。他们知道一个区别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论来说，只有缺点，它必须在生活经验的面前崩溃。劳动者了解我们住的房屋，我们所烧得煤与煤气，人体为了维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们为着保持温暖所穿的衣服，为着求知识所阅读的书籍，为着散心所准备的娱乐，都是自身生存的组成分子，对于生产的成功与人类进步的发展，与机器，制造厂原料，以及其它的生产因素，是同样必要的。他们晓得对于这些财富，维持个人的私有，即无异于维持不平等，压迫，剥削，并且预先取消局部充公的结果。　　越过了理论家的集产主义所放在他们的路上的障碍，他们直向较简单较实际的反强权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　　真的，在他们的集会中，革命的无产者都明白地肯定他们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的权利，并且无论是对消费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对再生产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废止私人占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将占领全部财富，没收储蓄在城市中的一切价值，并把他们收归公有”工人大会的代言者这样说，而听众也以一致的同意赞许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在公众的堆积物中取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确信，在我们城市的谷仓中，还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产开始新的进步的日子。虽然在我们城市中一般人都很贫穷，可是仓库里却有着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贫困旁边，没有销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御寒穿戴。甚至还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着自己的趣味任意使用。”　　看，根据各地大会中所说的判断，这就是无产大众怎样在观察他们的革命，他们所得的结论是：立刻采用安那其共产主义与再生产的自由组织。这是已经确定的两要点，因此隆隆响于我们面前的革命的公社将不重蹈先人的覆辙。我们的先人已经过他们的责任了，他们已将他们所留的慷慨的热血给我们开辟了未来的大道。　　关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点，即政府的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而将无成立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当前的两派对于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同意的。强权的社会主义者说：“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须成立一个占领权力的政府。这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政府将颁发种种法令，完成他的革命，并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法令。”　　反强权的安那其者则说：“可怜的幻想！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机关，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由复杂与保守的分子组成，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它在准备向前的革命中妨碍革命，它又不能给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灵感。即在暴动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实，那么，他只是无用与危险的机构罢了，或者他做公社的首脑：它将干涉人民为本身生存而自由准备的事物；它将在应该由全社会草拟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实施他的学理，那时候它还要使用着社会有机体破除锁链时所产生的创造力量，在这力量的面前，会展有新而广大的地平线。掌握权力的人们总是妨碍改革的趋势，他们若留在平民中间与平民一起准备新的组织，而不是自闭在部院中，专做徒耗精力的讨论，他们或者还能做些有利于人类的事业，他们一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即从事于权力之争，无暇给予公众的福利。政府是障碍与危险；他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　　不论这理论如何自然，如何正确，然而累世所积的成见还随处抑制他的发展，一般保守者为着自己的利益还在私有财产与神的宗教之旁，维持政府的崇拜。　　这成见是上帝，财产与政府这锁链的最后一环，它存在着，它是妨碍下次革命的一个危险物。可是我们已经见到它在动摇了。“我们将不等待政府的命令，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将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统治者方式来压迫我们的人到干涉，”无产阶级已经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希望。安那其共产主义者，如果继续严格地打击政府主义的宗教，如果本身不离开自己道路，不被拖入政权的斗争。在革命与我们相距的若干年之内，政府的成见必充分地被动摇，终于不再能诱惑无产大众落入它的错误的深渊。　　然而民众集会中还有一种可惋惜的缺陷，是我们应该指出的。就是对于农村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一切都限于城市。农村对于城市的劳动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轮到下次革命性质的演说家，也避免提及农村与土地。他们不认识农民，也不知道农民的愿望，他们不敢代表农民讲话。[4]我们可以不仔细注意这种情形是会引发的危险吗？只要革命的运动不把农村包括在内，无产阶级的解放，简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赋，抵押，租金与规定此类抽取的制度被废除之后，农村一定会了解这个革命的好处。但是若不预先准备思想，而冒昧地信赖城市革命思想散播于乡间的事实，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后，我们应该知道农民的愿望，乡村的人们怎样了解革命，他们想怎样去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困难问题。我们必须把城市无产阶级与其联盟者所要进行的事情预先告诉农民，并且让农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绝不以有害于耕者的措施强迫他们接受。城市工人这一边也应该习惯于尊敬农民，并且与他们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　　为着这个缘故，劳动者应该以帮助农村间的宣传为义务。每一个都市对于农民的宣传，应该有一个小的特别组织：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支部。这一类的宣传如工业中心的一样，应该被视为大家的义务　　开始或者是困难的；可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只有在工厂的劳动者与田野的耕种者手挽着手地一起去争取众人的平等，使乡间的茅舍与工业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 [1] 对于一般想得到一点法国人民（指全体人民，并非人民的“公仆”）历史的普通智识的劳动阶级者，我们可以特别推荐席米勒的《历史》和尤敬·西的小说（这推荐一定会使教授们大吃一惊）：《人民之秘密：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一部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的，公社派的著作。这部大著并没有俄文译本：沙皇不准这小说的译本出版。不过夏席科夫曾翻译了这本书的开头几章，在从前的俄语杂志上发表，并且换了一个题目，作《奴隶制度史杂纪》在这卓越的故事里面有着从前的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工人对于公社的思想与看法——著者俄文本注　　米席勒Jules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革命史》　　尤敬·西Eugene Sue 1804-1857，法国小说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 [2] 至于一个暴动的大都市怎样能够按照这种意识组织一切，可参看我的《面包与自由》在那本书里面我会尽可能的从实际方面考察暴动的公社实际组织的问题，我注重的不是现在，是将来 [3] 这句话是1883年本书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现在要添加说，根据那以后尤其在英，比二国所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虽然可以将那些豪宅改修作为工人的住屋，可是问题的解决并不在这个方向。我们必须立即建造一些共有四，五，六个房间的并不很大的住房，并且有一切的舒适便利，和近代设备：即光线充足，并且有简单的暖气装置，洗澡房，小花园，电气设备等等，及一切适合于完全卫生的生活的条件。我还要添加，像现在这样在大战以后，在英国还需要建筑这样的住屋二百万所得光景，并且已经计划如何降低他们的建筑费了（不过并不主张建筑单调的样式）同时还在设计一些新的改善办法。可是究竟建筑一些较大的建筑还是建筑数目更多的较小的房屋——这问题该有当地居民来决定，建筑新屋是一切社会革命的第一件大事 [4] 本文写于1883年——以后在俄国也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在俄国，就在这一农民数目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还是都市的。并且在西部差不多一点事也没有做过——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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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世人时常责备我们用这非常使人害怕的“无政府”（anarchie——安那其）字眼作为我们的标语。他们说，你们的思想是高超的，可是，你们要承认你们党的名称实在选的太坏了。“无政府”在一般人的口中是与无秩序或混乱同意义；这几个字使人立刻生起“利益相冲突，个人相斗争，世上永无和谐希望”的观念。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个行动的党，一个代表新意向的党很少有自择其名的可能。后来非常普遍的“渤拉邦讨饭党”[1]一名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首先只是绰号（这绰号起得很好），但由党使用与一般人接受之后，不久，就变成党的光荣称呼。最后人们也承认（这绰号）实在含有整个的思想。　　1793年的“无裤党”又怎样呢？这也是平民革命的敌人，造来侮辱革命党人的绰号罢了；但是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它就是代表衣衫褴褛，倦于贫困的平民，反对以丰衣足食自称爱国的保皇党与“雅各宾党”[2]，那些衣冠楚楚的“雅各宾党”，不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铜像之前，怎样焚香祭拜，不论他们的演说怎样堂皇动人，毕竟是平民的真正敌人，因为他们蔑视平民的贫困，厌恶平民的自由平等的倾向，反对平民的革命热忱。　　“虚无主义者”这个名称也是一样，它使当时的报章记者大做文章，不知耗费了多少笔墨，经过了多少无谓的争辩，才使人们知道它并非什么古怪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党派，他却是真有革命力量的集团。由屠格涅夫[3]首先在他的名著《父与子》中用了这个字眼，一般做“父亲”的，因儿子的不服从，就用这个外号来向他们报复，做“儿子”的也欣然接受了，待觉到“虚无主义者”这字眼含有许多误会而想摆脱的时候，事实已不允许他们改名了，报章与大众都不愿以“虚无主义者”以外的名称指当时俄国的革命党人。此外，这个绰号继续也没有半点选错，因为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所谓“虚无主义者”就是一切旧制度的敌人，他们否定现代以一阶级压迫另阶级为基础的一切文明的事实。他们抨击现在的经济制度，政府与权力，他们否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守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道德，为剥削者服务的艺术；过去无数世纪遗留给现在社会的恶劣习俗与虚伪，也为他们所厌恶——简括地说，他们是今天才有崇高光环的全部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者。　　“安那其主义者”这字眼也有同样的历史，当初国际劳动协会[4]中忽有一派否认协会中的权力，并反对一切方式的强权，他们先以联合派自称，后以反国家派或反强权派自命。他们时常还避讲“安那其主义者”的名称。“安—那其”（an-rehie，这是当时的写法）一词好像太于蒲鲁东派[5]接近了，因为当时会中正在攻击普鲁东派经济改良的思想。但是一般敌人就为了这个原因，就为了播散混淆，故意把当时的反强权派叫做“安那其主义者”，并造谣中伤地说“安那其主义者”这名称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唯一野心是制造无秩序或混乱，而不丝毫想到远大的目的。　　安那其主义者也就立刻接受了人们给予他们的名称。他们首先还注意“安”于“那其”之间的短线，解释在这个写法之下，起源于希腊文的An-archie即“无权利”非“无秩序”的意思；但不久，他们便接受了现在的方式，不再给校对员以无益的工作，也不再向读者讲解希腊文的功课了。　　所以这个字便恢复它原来的普通解释，即英国哲学家边沁[6]在1816年以下面的词句发表所发表的意义，他说：“一个哲学家想改革一条坏的法律，并不劝人以暴动去反对法律。——安那其主义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否认法律的存在，他弃绝法律的价值，他煽动人家不要承认它是法律，并且一致起来反对他的实施。”今天这个字眼的意义格外扩大了:安那其主义者不但否认现有的法律，而且反对任何已成的权力与任何强权；话虽如此说，而其基本的性质仍是一样：由反叛开始，他总是否定一切方法之下的权力与强权。 　　“但是这个字眼立刻使人想起秩序的否定，无秩序或混乱的意思呢！“有人这样说。　　我们努力去了解吧。人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秩序？是否就是我们安那其主义者所渴想的大同，是否就是指人类不再分成两个阶级，不再有这一阶级牺牲那一阶级的状态时完全自由地成立人类关系的和谐社会？是否就指万人一体，天下一家，个人为大众的安乐努力，大众为个人的幸福工作，彼此利益相同，休戚相关的理想佳境呢？显然不是！责备安那其就是破坏秩序的人，并不谈论这将来的大同，他们所说的是现在社会中所了解的秩序。所以我们不妨去看看安那其主义者所要破坏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全人类十分之九代最少的最少数的懒惰者工作，使其有穷奢极欲的物品，以过其最丑恶的娱乐生活罢了。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剥夺卫生生活与智慧合理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多数条件，使人类的十分之九，逐日偷生苟活在牛马的状态中，不敢想到科学研究与艺术创造所给人类的享乐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贫困与饥馑成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爱尔兰的农民死于饥饿，俄罗斯的百姓毙于荒年之后的白喉伤寒与却食，好让富者强者积麦如山，运输出口，以满其自私的欲壑；就是意大利的人民抛弃富饶的田野，投身四方，遍游欧洲，寻觅未成的隧道，从事开掘，以保全他们颠连无告的苦命，一旦岩石倾覆，陷身其中，他们冒这重险，亦不过为了苟延他们几年几月的黑麦面包生活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变良田为牧场，以共富者肉食，停留荒地以待垦，坐视耕者流离！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逼妇女卖身养活他们的子女，逼迫儿童进工厂做苦工，或使他们夭折于羸弱；也就是使工人变做机器，把劳力变为商品。就是暴动工人的幽灵，显现在富有者的户外；反叛人民的鬼影。呆立于统治者的门前。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教养于政府讲席中的少数人，以统治者的资格，压迫大多数的平民，俯首听命，并训练其子孙继承其职位，好让他们以奸计，贪污，暴力，屠杀，延续其特权于万世。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战祸连年，民生水火，人与人战，行业与行业战，阶级与阶级战国家与国家战，猛烈的炮声不绝于老大的欧陆，乡野摧毁于炮弹下，民命牺牲在战场中，几世纪来勤劳所积的财富，一年间就消耗为乌有！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人格被奴役，思想被束缚，以铁与鞭维持同胞于低贱的境地。就是矿夫被煤气闷死，石匠被岩石压毙。尸积如山，命损千百，每年都由主人的贪婪，演成惨剧，间或诉诸政府，政府即以枪炮击之，诬为盗贼之徒，该遭征伐。啊！民众轻如蝼蚁，穷人的怨恨，从何控诉呢？　　总之，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巴黎公社溺于血河，三万余男女儿童，被枪弹炮弹击毙，葬身于巴黎路下的生石灰中；就是俄国青年被捕入狱，埋骨于西伯利亚的雪乡，而其最纯洁最优良与最忠心的英雄只被绞死在刽子手的绳索中。　　唉！这就是秩序！ 　　然而，什么是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呢？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指人民举事，反对这丑恶的秩序，斩断锁链，摧毁障碍，一致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为人类历史中之最光荣的盛举。　　就是革命前夕的思想反叛；就是过去停滞时期所遗下的种种陈旧假定的推翻；就是新思想如怒吼似的澎湃，大胆发明如春笋似的蒸发，就是科学诸问题的逐渐解决。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古代奴隶制的废除，公社的暴动，封建奴隶制的解放，经济奴役制的消灭。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革命农民反对教士与封建领主的暴动，就是焚毁宫堡，改造茅舍，脱离黑暗洞穴，进入阳光地位的叛乱；就是法国消灭王权，给西欧农奴制以最后致命伤的革命。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国王发抖，贵族惊怖，初次宣告劳动权（droits du travail）的1848年；就是巴黎平民为新思想而斗争，随在屠杀之下，仍前仆而后继，把自由公社的思想留给人类，给人类开辟革命的纪元，我们已见其渐渐的阶级社会革命亦必随着这秩序的扰乱而降临。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历史的伟大时代，大家为人类准备较善的生活，为他们摆脱过去奴隶制的束缚，而坚持不断的斗争与牺牲。就是民众的天才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其在数年之内完成巨大的进步，人类由此摆脱古代的奴隶状态，才不再为终身陷于贫困泥沼中的可怜生物！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最美丽的激情的开花，和最伟大的献身精神的焕发，就是人类无上挚爱的史诗！　　总，“安那其”这个名词既然是以上所谓秩序的否定，又是人民一生最美的时期的回忆，那么，一个向着较善将来前进的党派，以他为名，岂不是很贴切吗？ [1] Les Gueux de Brabant ，Brabant原为中世纪尼德兰公国，现在南部为比利时的一省，北部属荷兰。“讨饭党”是当时人们给1565年结党的弗兰德斯贵族起的绰号 [2] Jacobin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共和党，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在巴黎雅各宾寺院，故称为“雅各宾党” [3] 1818-1883 俄国小说家。《父与子》是他的长篇小说，有巴金的中译本。《屠格涅夫选集之四》文化生活社版 [4] 即第一国际，1864年在伦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内瓦正式开第一次会，出席的人为加协会的六国工运代表 [5] 指蒲鲁东的追随者，比利时劳工运动领袖，德·柏朴是协会中最活跃的会员之一。蒲鲁东，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之父 [6] J.Bentram 1784-1832 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反对我们的人时常对我们说：“你们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很对的；你们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再好没有的，他的实行的确能引出世上的幸福与和平，可是愿意这样的人却多么的少数，懂得这种主义的人又有多少，委身从事这种革命的人尤其是少数之少数！你们不过是最少数的人，几个薄弱的团体散布在冷漠的群众中间，你们的面前站着可怕的敌人，他们既有很好的组织，又有军队，资本与教育做他们的后盾，你们怎样能抵挡了？你们所要从事的斗争，可惜超过你们的能力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听见反对我们的人甚或一般朋友对我们发表的反对议论。我们现在不妨去看看这种议论是否确实。　　我们安那其主义者的团体，若与法，西，意，德等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比较，的确是很少数，那是毫无疑问的。一切代表新思想的团体，起初都是极少数。就组织说，直到革命的那一天，我们人仍就还是极少数，也是可能的，但是但这是攻击我们的一种论据吗？现在是投机主义者占多数的世界，我们也应该跟随着变成投机主义者吗？直到1790年，是保皇党，立宪派构成社会的多数人，当时的共和党人眼见法国正迈着大步走向王权的崩溃，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是极少数人就放弃共和的理想，跟在多数人后面去做保皇党或立宪派呢？　　就数目说，我们是极少数的人，又有什么关系，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此！重要的是去观察安那其共产主义与现代人类脑筋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脑筋中——所发生的思想进化是否符合。关于这点，没有半点怀疑的可能。进化并不倾向强权主义的一边，个人，生产与消费团体，公社，联合会等渐渐获得最大的自由，才是进化的正轨；所有主的个人主义正与进化背道而驰，共同生产与消费才是进化的合规趋势。共产主义这名词在各大城市中，不再使人惊怪了，这所指的当然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在个乡村中，进化也发生于同一方向，法国有许多地方，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农民很早就有把生产工具收回公有的倾向了。所以我们每次上大众发表我们的思想，每次以简明易懂的语言，确实可靠的例证对他们说到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不论在工业的中心或小生产的农村，我们总时常受着他们的欢迎与赞扬。　　他们能不这样赞扬吗？真的，假如安那其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少数学者在在书斋中，以哲学的推理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们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是不足怪的。但是这两个主义的思想是从民众的衷心产生出来的。是一般农民与工人在日常工作的闲暇，想象着较好社会的结晶品。它们是这个世纪前进精神所孕育的徐缓进化的表象。他们是民众对于改造社会的概念，这概念会使正义，休戚相关与博爱等等的精神，实现于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既由民众中间产生，又以简明的语言陈述，他当然会得着民众的欢迎。　　的确，革命的真实力量，就在民众身上。至于团结与组织的活动同志，他们虽相当勇敢地冒革命斗争时的种种危险，而他们的力量，总不及民众的强大。他们是少数人，他们只负发动的任务。他们的数目会一天天的增加，他们的力量也会一天天的扩大，只有到发动的前夕，今天的少数人才会成为那时候的多数人。　　历史在那边告诉我们，在革命前一天还是少数的人们，如果的确代表民众的臆想，如果革命延长若干时间——这是基本的条件——使革命的思想，有传播萌芽与结果的可能，一到革命那天，就会成为优越的力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并不是一天或两天的革命，能使社会向着安那其共产主义方面演变：短时的暴动举事，只能推翻一个政府而代以另一个权力。它能推翻拿破仑三世而代J.法佛尔[1]的政府，可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却实在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我们看，必须经过三年，四年，甚或五年的混乱时间，才能够完成剔除私有财产制与改造现社会组织方式的革命。法国要五年——至1788年至1793年——的连续暴动才推翻了土地的封建与王权的独裁制。我们也要三四年的大暴动，才能打倒资本阶级的封建制度与富人政治的特权。　　就在这昂扬的时期，一般的精神，以加倍的速力活动；华美城市或简陋乡村的居民个个注意公众的事业，人人辩论，讲话，演说或促使别人觉悟，就在这样热烈的时期，现存团体所播下的安那其思想，才能萌芽结子，才能在大众的精神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那时，就是今天的中立者，也会成为新思想的确信者。　　这就是思想进展的历程，法国大革命便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真的，这次革命没有做到我们说你想的那样彻底，它只推翻了贵族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没有动到私有财产制，私有财产制反而因他而更牢固；是它给资产阶级奠定了剥削的基础，但它废除农奴制时，所得的结果却是无限量的；它以暴力铲除了这个古老的害人制度，总比用法律来废除任何东西来的有效。他开辟以后无数革命的纪元，社会革命也由此而逐渐逼近。它给法国人民以革命的激励，要是没有这种自动激励，一般人或者还在最卑劣的压迫下。捱过许多世纪呢，它给了世界也追求“未来”的丰富理想；它唤醒反叛的精神，它使法国的儿女受到革命的教育，1871年法国所以有“巴黎公社”，它的人民当别国还在强权与立宪思想（即法国在1848年甚或1780年以前所经历过的）的时期，所以情愿接受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理想，其故就在18世纪末期，他们所经过的四年革命。　　这就使我们回想到革命前数年，法国的社会的景象如何惨淡，当时想废除王权与封建制度的人们是多么的少数！　　农民沉溺在我们今日难以想像的贫困与无知中。他们僻处乡间，没有合规的交通，连一二百里外所经过的事变，都不认识，他们终日屈身在梨下与陋室中生活，好像被命中注定，永远要做农奴。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稍有举世暴动，军队即来屠杀参加的人，把主使者绞死在水池附近18尺的绞台上。那时仅有少数密密的宣传者经过乡村，把憎恨压迫者的情感吹入一般人的脑海，使极少数有胆量听他们谈话的人起一点小小的希望。当时农民几乎还不敢要求面包或者稍减赋税。我们只要看看乡村的请愿书，就可以明了我们所说的并非虚构。　　至于资产阶级，最能形容其特征的是懦怯。极少数的孤立个人有时冒险抨击政府或以某种大胆的行为唤醒反叛的精神。而最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在国王及其宫廷，贵族阶级及其侍从之前卑躬屈膝地表示忠顺。只要查阅当时地方政府的记录，就可见到1789年以前资产阶级的议论是如何的卑鄙。不管路易·布朗[2]与其他阿谀这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怎样颂扬，他们的言论处处露出最无耻的懦怯，当时的少数革命党人，看看四周的情形，便会感到无限的失望，德木南[3]说得好：“1789年以前我们共和党人几乎只有一打左右呢！” 　　三四年以后，情形就大变了！等到王国的的力量随着事变的过程而动摇的时候，人民即开始暴动了。在1788年还只是农民局部的小暴动；就跟今天局部的小罢工一样，他们在法国各地爆发，不久，就逐渐扩大，逐渐普遍，终于成为难以镇压的大暴动。　　两年以前，农民只敢要求减少租金（像今天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一样）。两年后，即1789年，他们已进得更远了，他们脑中已有一致的思想，就是想完全割断贵族教士与资产阶级地主的束缚。等到农民知道政府已无力抵抗暴动的时候，他们就先后起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少数有决心的人放火烧毁最初的几个宫堡，至于大多数的群众，还很懦弱，很柔顺。他们等着山岗宫堡的火焰直升云霄时，才把收税官吊上绞过14世纪农民暴动先驱的绞刑台，但是这次军队却不来了，他们在别处有事，反叛于是一村一村的蔓延传播，不久法国的一半都被火焰罩住了。　　当资产阶级的未来革命家还跪在国王面前的时候，当未来大革命的大人物还想以种种让步平息暴动的时候，乡村与城市，在全级议会[4]开会与米拉波[5]演说，以前就反叛了。数百小暴动——戴纳[6]说有300——在巴黎人没有以枪矛于少数坏炮占领巴士底狱[7]以前，早就在各地的乡村中爆发了。　　从此以后，镇压革命，已成不可能了。暴动如仅爆发于巴黎，革命如仅由议会来发动，反叛的人们一定会淹没于血河中，反革命的人一定会手持白旗一村一村，一城一城地杀害农民与“无裤党人”[8]。所幸，革命从开始时期，即采取另一个方式。它几乎同时在无数地方爆发；在暴动省份的每一村，每一镇，每一大城，革命的少数人，以自己的果敢精神，以民众愿望的默许与援助。占领宫堡，市政府与巴士底狱，威嚇贵族与巨富的资产阶级，废除世袭的特权。总之，少数人开始革命，大多数人跟着他们前进。　　他们预料那将要来的革命，也是一样，今天由极少数人代表而逐渐确定于民众中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的思想也会在人民大众里面，找到发展的出路，散播在各处的团体，数目虽然不多，力量却很强大，因为下层的平民能做他们的后盾，它们不久就会举起暴动的旗帜，这暴动将同时爆发于成千成万的地点，它将阻止任何政府的成立，使其无法妨碍大事的进行。它将延续很久，待完成废除私有财产制与国家的使命之后，方才罢休。　　一到那天，今天的少数人将成为人民的大众。这起义攻击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大众将迈步走向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目标。 [1] G.C.Jules Favre 1809-1880 法国政治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为共和党领袖之一。1870拿破仑三世战败后，曾任临时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长。 [2] 1811-1882 法国历史家和社会主义者，著有法国革命史 [3] 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一个领袖，1789年以激烈的演说鼓动巴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1794年与丹东和罗伯斯皮尔一起上断头台 [4] 法国政府于1788年8月召集“全级议会”，次年5月5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探讨国事 [5] H.G.R.Mirabeau 1749-1791 法国大革命时政治家。1789年米拉波律师以平民代表资格参加全级议会，因贵族，僧侣不与平民代表合作，米拉波发表演说拒绝国王命令，抛弃贵族与僧侣，和他的同志们在同年6月自行组织“国民议会” [6] 法国历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著有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法国革命史便是这书的第二部分 [7] 巴士底狱当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巴黎人民攻入摧毁 [8] Sans-Culotte 无裤套汉，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激进派共和党人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现时欧洲的景象非常沉闷，同时也非常动人。一方面是外交的角逐，每次旧大陆的空气中散有火药的气味时，外交家与政客到处奔走的次数就立刻增加了。他们缔结同盟，拆散同盟，为确保自己的同盟者，他们视人群如畜生，任意讲价，随便买卖。“这几百万头作为我们这家对你那家的担保品；这若干公亩的草地作为饲养他们的场所，这许多码头作为运输羊毛出口的商埠！”这些市场上各人都施展其最能骗人的本领。这就是政治隐语的所谓外交！　　另一方面是漫无止境的军备竞争。每日都有更好地杀害我们同类的新发明，新浪费，新借款与新租税。喧嚣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排外心理，散播国际间的憎恨，成为政治与新闻业最有出息的生意。对儿童的时期他们也不爱惜；他们把孩子们编成队伍，教养他们，要他们憎恨普鲁士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训练他们，要他们盲目地服从当时的统治者，不管这些统治者是蓝的白的黑的。待21岁的钟声一响，人们就像装载骡马似的，把子弹干粮与食具驼在他们背上，并要他们手里握着一根快枪，教他们跟着军号的声音行走，并像凶兽似的左右杀人，而永不使他们自问究竟是为的什么？是否有确定的目的？站在他们面前的，不论是德国或意大利的挨饿的穷人，或者被贫困所不得已而暴动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军号响了，盲目地杀人吧！　　看，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与教育家，玩弄他们全部聪明所达到的结果！看，这就是他们赐给我们作为理想的一切智慧，而且这恰恰在各国的穷苦朋友伸手于国际以外互道安好的时代呢！　　“啊！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将有30年的战争，50年的战争，1848年以后，俄国的革命者赫尔岑[1]这样说。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战争已在我们眼前；世界的炮声所以暂时停止，为的是休息一下之后，可以重新在别处轰击而且轰击得更厉害，10年来，欧洲的战争，民族的大屠杀，无时不在威胁我们，而不使我们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同谁打？打谁？以什么原理的名义？为的什么人的利益？　　古时如果发生战争，人们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相杀。“某国王侮辱我们的国王，所以我们杀死他的百姓”，“某某皇帝想夺去我们皇帝的省份，所以为保存我们神圣陛下的领土，我们慷慨赴义吧。”这是说从前是国王的竞争打仗；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样是顶愚蠢的，而且国王们为着这一类的理由，只能募集少数的人供他牺牲。今天，奇怪，为什么全体的人民要加入互相残杀的战争呢？　　国王现在已不算在战争的问题以内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即使知道法国人如何骂她，她也不敢发脾气了；英国人也不会因为她受辱而替她报仇了。但是你们能肯定一两年以后，英国人与法国人，为着埃及的霸权，彼此不动干戈么？东方的情景也是一样，全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无论如何独断，如何凶恶，如何自命为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圣彼得堡的银行家与莫斯科的工业家，——就是这些人今天自称为“爱国者”——叫他派兵出战他只好吞下安托拉西[2]与萨利斯伯来[3]的侮辱，一声不发地深藏在他的王宫中。　　这是说，在俄罗斯如在英国，在德国如在法国一样，人们已不再为国王的私意打仗了，那么，究竟为谁打呢？现在是为增加罗斯齐而特，史乃德而[4]，安星公司[5]等大富豪的财产与进款，为了养肥大银行家与大工业家的闷的贵体，人们才去自相残杀的呀！　　现在是资产阶级公司间的竞争起而代替君主间的冲突了。　　不错，现在人们还在大谈其“政治的霸权”。可是我们若把这形而上的本体演成物质的事实，我们只要考察德国目前怎样表现其政治的霸权，我们就会见到这只是“经济的霸权”在国际的市场上作祟罢了。现在德法英俄奥等国家所欲取得的，并不是政治的统治，而是经济的称霸。他们想拿到的是强迫邻国接受他们的货物，与关税率的特权，是剥削工业落后民族的专利；是在没有铁路的国家建筑铁路，因而成为市场主人的优先权。最后，他们是想随时向他们的邻国夺取一个商埠，籍以激发他们的商业，占领一个省份，籍以推销他们过剩的商品。　　我们今日之所以互相残杀，实在是为我们的大工业家所能得30%的利益，是为我们的金融界巨头能在交易所中占着独断的权力，是为矿业公司与铁路公司地股东们能享300,000法郎的年金。因此，我们如果是稍稍合理的，我们就应该把我们国旗上的食肉鸟换成“金顿（拜金主义者地偶像）”把他们的旧徽章换成“钱袋”，从前用世袭王族的名字称呼联队，现在也可以换做工业界金融界王族的大名了；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史乃德而三世，安星十世，罗斯齐而特二十世。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究竟是为谁在杀人。 　　开辟新市场，强销或好或坏的商品，这就是欧洲与新大陆现在全部政治的基础，也就是19世纪一切战争的真实原因。　　在18世纪，英国首先完成输出大工业的体系。他使无产者集中到城市来，它教他们做比较完善的手艺，他增加生产，增加百倍的生产，他开始在仓库中堆积如山的货物，可惜这些货物不是给那些制造他的穷人使用的。纺织棉布与羊毛的工人，每天所得只顾自己与家人苟活，他们用什么购买自己的产物呢？起锚航行海洋的英国船舶，在欧洲大陆，在亚洲，大洋洲与美洲寻觅买主，确信找不到相当的竞争者。贫困，凄惨的贫困笼罩着英国的城市，而制造家与大商人，则一瞬间便成极大的富豪；在外国骗来的财富积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陆的经济学家满口赞颂，要他们的同国人也做同样的事业。　　18世纪末期，法国已开始同样的进化，它也组织以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生产。转移权力的革命逼得乡间穷人走向城市，使资产阶级富上加富，给当时法国的经济演变以新的突进。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大气恐慌，他们并不是恨法国宣告共和或巴黎的流血，而是怕法国做他经济上的敌手；得着贵族的协助，他们向威胁他们封锁大陆欧洲大陆市场，不准他们货物进口的法国资产阶级，宣告势不两立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这次战争的结果，法国是失败了，可是他在世界市场上，已取得他的地位。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甚且暂时缔结动人的同盟：他们两者自认是姊妹国。　　法国不久前便超过了他的目的。竭力生产出口的货物，她想占领市场，而不注意工业的进步已自西方慢慢扩展到东方，许多新的国家亦已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法国的资产阶级总设法扩大他们利益的范围。他们忍受拿破仑三世18年的专政，无非希望这个窃国的暴君能强迫全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待晓得他的无能之后，才就把它像破鞋似的抛弃了。　　一个新的国家——德意志，采用同样的经济制度。他也把乡间穷困的农民驱入城市，使城市的人口在数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他也开始大量的生产，一种可怕的工业，既有改良的工具供人使用，又有传播很广的技术与科学的教育，在旁协助，也连续集聚了并非为生产者消费，而为运输出口与主人致富的产物。资本积聚起来，并且想法在亚洲，非洲，土耳其或俄国寻找有利的投资的机会。柏林的交易所于是与巴黎竞争，并想压倒巴黎的交易所。　　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出一种呼声，就是：“无论在任何国旗之下——甚至普鲁士的也好——统一起来，利用这统一的势力，强迫他的邻国接受他的产物与税率，占领波罗的海或亚得里亚海了一个好商埠，如果可能，击败法国的军力，法国威胁欧洲，要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做商约有20年之久了。　　1870年的战争就是这种呼声的结果，法国不再支配各国的市场，而是德国继承它掌握了商业的霸权，由于获利的渴望，它也时常不管侵蚀其经济基础的恐慌，财政破产，不安定与贫困而设法扩展其剥削的范围。非洲海岸，高丽农田，波兰平原，俄罗斯草原，匈牙利山野与保加利亚满是蔷薇的河谷——一切都能激发德国资产阶级的贪心。德国的商人每次看到这些几乎没有耕种的平原。这些仅有小工业存在的城市，这些寂然无声的江河。他的心就动了。他的臆想给他计划，怎样从这些荒废的财富中取得一袋一袋的黄金，怎样他可以使这些人民曲膝于他的资本主义之前。所以他发誓要把“文明”换言之，剥削，搬到东方。在期待的时候，他要强迫意大利，奥地利与俄罗斯接受他的商品与铁路。　　不料这些国家也轮着脱离他邻国的经济束缚了。他们也渐渐进入“工业国”的轨道。这些后起的资产阶级也求之不得地尽量以出口为致富的捷径。不过短短数年间俄意二国在工业上的扩展也有了惊人的进步，被压在最凄惨贫困中的农民，既无购买的能力，而俄，意，奥的制造家也在为出口而生产。所以他们也需要市场，欧洲的市场，既已被占，他们只好向亚非二洲寻找出路，所以将来必有一天他们因分赃不均，动起武来。　　现在在现在工业特权（这是那班支配管理工业的人所给他的）所创造的情况中，何种同盟最能维持长久呢？德俄的同盟纯粹是仪式的[6]。亚历山大与威廉正可以任意拥抱，而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却“客气的”厌恶德国的资本家，后者也还以同样的礼貌。我们都还记得俄国政府增加三分之一进口税的时候，怎样引起德国报纸的愤怒。“反俄的战争，在我们德国，比1870年的战争，还要得人拥护。”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跟随他的工人们这样说。　　什么！这绝妙的德奥同盟，不是写在流沙上的吗？这两强的资产阶级不是为着进口的税率而相互龌龊吗？就是奥匈的两姊妹国，不也是为着剥削南部斯拉夫人的利益冲突，快要宣告税率的战争吗？法国本身对于税率的问题不是有分成几派吗？　　是的，的确如此，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假如革命不来扫除这又荒谬又愚蠢的情况，你们将有30年的战争。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仲裁，均衡，常备军的废除，军备的解除等等只是美妙的梦想，没有半点实际的价值，只有革命，把工具，机器，原料与一切社会财富，还给生产者，并把全部生产方法，彻底改造，使其能满足全体生产者的需要之后，才能消除夺取市场的战争。　　各人为全体工作，全体为各人服务，看，这是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条件，今天谁不高声要求这种和平呢？只因现在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处处阻挠他的实现，我们还时时受着战争的威胁呢！ [1] 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俄国的革命的思想家，后半生亡命西欧，在伦敦先后创办《北辰》，《镜》两刊物，宣传革命，后来病死在法国 [2] J.Andrassy伯爵 1823-1890 匈牙利政治家，1867年任首相，1871年任奥匈联合国外交部长。 [3] R.Saijsbury伯爵 1830-1903 英国政治家。曾组阁三次，又曾抑制俄国的南进政策。 [4] J.E.Schneider 1805-1875 法国政治家和工业家。他的孙儿Eugene Schneider 1868年生继承他的冶金工业的首脑，很成功 [5] Compagnie d ‘Anzin 当时法国最大的煤矿公司，Anzin在法国北部。 [6] 1883年，德国资产阶级不知俄皇实力不厚，已准备对对俄发动大战，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英奥，意，瑞士，罗马尼亚等国结成同盟。俄国便以俄法同盟对抗，当时才因此避免了战争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我今天要和一班青年谈话。至于那些老年人（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上衰老的人）只好请他们把这本书放开，不要去白费他们的眼力读一本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书。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或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你刚刚学完你的手艺，或者刚刚在学校毕业出来；你就要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了。我想你的头脑很清楚，已经摆脱了人家尽力要使你相信的种种迷信：你不害怕魔鬼，你也不去听那些教士牧师胡说乱道。而且更进一层，我想你还不是一个纨袴子弟，那种人是堕落社会中的不良产物，他们一天穿着时髦的衣服，扮起猢狲般的面孔在马路上出风头，在这样的年纪，他们也已经只知道拼命花费以图自己享乐了！我假定你和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来和你谈话。　　我知道一个当头的问题已经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问过你自己道：“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一个人在年轻的时节，他就知道他花费好几年功夫学习了一种职业，研究了一种学问（要注意这种学习和研究的费用都是社会供给他的），并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谋个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将来要应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学识去帮忙解放那般陷在贫困和愚昧中的人，那么他就是完完全全堕落了，变坏了。　　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吗？好，让我们来看看，你要怎样做，才可以使你的理想变为现实。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么样的人家，你的环境怎样。也许你的命运好，你研究过各种科学；你就要去做医生，做律师，做文学家或者做科学家了；你的前程是很远大的；你刚刚走进实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就己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也许你只是一个普通职工，你的科学知识仅仅限于在初等学校里学得的那一点儿，可是你却有着机会去直接观察现在的工人过着怎样疲劳困苦的生活。　　现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种人，我先和你谈谈，然后再去和后一种人谈话；我以为你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假定你要去做一个……医生。　　明天就有一个穿着工衣的男子来请你去给一个妇人看病。他把你领进一条窄巷子，巷子是那样窄，两边的住户差不多可以在过路人的头上握手；你借着一盏油灯的摇摇欲灭的灯光，在那臭气熏人的空气里爬上铺满灰尘的又险又窄的楼梯，爬了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才进了一间阴暗冷湿的房子，看见那个病人躺在一张破床上，盖着龌龊的破被，还有几个脸色苍白青黑的小孩只穿了一点单薄的破衣服在那里冷得发抖，大大地睁着眼睛望你。那个丈夫辛苦了一辈子，无论是怎样繁重的工作，每天总是劳动十二三个钟头；可是现在他失业已经三个月了。在他的那种职业里，失业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过他从前失业的时候，妻子还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许就是去洗你们的衬衫，每天赚得三十个铜子；但是现在她已经病了两个月了，这家庭于是更加穷困悲惨了。　　医生先生，你怎样给那个病人开药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普通的贫血，营养不足，缺乏新鲜空气。你叫她每天吃点好饮食吗？你叫她去做一点露天的运动吗？你叫她换一间干燥的，空气流通的房子吗？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要是她能够这样做，她就用不着等你来指教，她自己早已经做了！　　如果你的心肠好，言语又直爽，态度也诚恳；那么这家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会告诉你在板壁的那一边住着几个可怜的熨衣女工，她咳嗽那样厉害，你听了她的咳声也要心痛；在下一层房子里，所有的小孩们全都患着寒热病，住在楼下的那个洗衣妇大概也不会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了；还有住在隔壁房子里的那些人，他们的境况还要更坏。　　你对这般病人说些什么话呢？劝他们改良饮食，转地疗养，少劳苦一点吗……这些话，你当然想说，但是你却不敢说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满口咒诅地走出来。　　第二天，你还在想那些住在破屋里的人，你的同事就跑来告诉你，昨天有个仆人用一辆华丽的车子来接他。这是去给一个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富家太太诊病；这个女人一生专门讲究打扮；交际、跳舞，或者和一个愚笨的丈夫口角，时常通宵不眠，现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劝她：生活不要太放荡了，饮食也该吃点清淡的，多在新鲜空气里散步，脾气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点生产的劳动，也应该多少做点轻巧容易的室内体操！　　前一个女人病死了，因为她一辈子从没有吃饱过，也从没有休息够；后一个女人憔悴了，因为她一辈子闲着，从来不知道劳动是怎样的一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生性柔弱的人，对于什么事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见那些最令人生气的事情也不过是轻轻叹一口气，或者喝一杯酒来安慰自己，那么时间过久了，你就会渐渐觉得像上面那种不平的生活对照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你的兽性又会鼓舞你，使你只存着一个念头，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乐的人里面去，免得以后再和穷人为伍。然而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要你的一切情感都用志愿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的灵性还没有被兽性完全毁灭，那么你会有一天回到家里一面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公道的，我们不应该让它这样延长下去。”单是治病并没有用处，我们应该预防疾病。只要大众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知识稍微发达一点，就可以给我们减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医药有什么用处！我们最先需要的还是空气、食物和不太过度的劳动。要是没有这些，那么所谓医生这种职业不过是欺骗和虚伪罢了。”　　那时候你就会懂得社会主义了。你就愿意研究它了；如果你还觉得利他主义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辞，如果你应用自然科学家的严正的归纳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你最后就会跑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你会和我们一样为社会革命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也许会说：“我不要干实行的事情！我们还是去做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专心去研究纯粹科学。纯粹科学是永远会有好结果的，即使对于现在的人没有多大好处，后代的人终究会得到它的利益。”　　我们姑且先来考究你研究科学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在科学里面寻求些什么东西。难道就只是那种快乐，那种由于研究自然界神秘，运用我们的智力而得到的快乐吗？不错，那种快乐自然是很大的。然而我要问你：一个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愉快而研究科学的学者和一个只图一时的快乐拿酒来开心的醉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自然，学者选择快乐的泉源，是比较更聪明点，因为他从那里面得到的快乐是更来得浓厚，更来得长久。但也就只有这一点小差别！此外，学者也罢，醉汉也罢，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利己的目的，这就是个人自身的快乐。　　但是你决不如此，你决不情愿过那种利己的生活。你研究科学，是想为人类尽力，你有了这个思想，才决定去研究科学。　　好一个美妙的幻想呵！其实，我们里面不论哪个人，当初献身科学的时候，谁不曾有过这个幻想呢？　　然而如果你真正是在为人类着想，如果你研究科学的目的真正是在为人类谋幸福，那么你一定会遇见一个可怕的难题了；因为，只要你还有一点公正的精神，你一定立刻会看见在现在的社会里科学不过是一件奢侈品；只能使极少数的人生活过得格外舒服，而人类的大多数，差不多可以说人类全体，却绝对不能得到它的利益。 　　事实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科学就己经建立了正确的宇宙组织论的观念，然而如今有着这观念的人，或者有真正科学的批评精神的人究竟有了多少呢？至多不过几千人罢了，在那至今还抱着野蛮人的偏见和迷信，因此常常被那般宗教的骗子愚弄的亿万人中间，这个小数目算得什么一回事！　　再举一个例来说，关于我们的身心两方面的卫生，科学也已经给我们造就了许多合理的基础了，但是请你睁开眼睛去看看它的成绩怎样。科学告诉我们，要怎样生活才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要怎样做才能够使我们人口的团聚顺遂繁荣；它又给我们指出了达到道德的与知识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学家在这两方面所成就的巨大工作至今还不过是些书本中的死文字！并没有被人实行过。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到现在科学还只是极少数的特权者所专利的东西，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把现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工钱的奴隶，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盗贼），使得一切关于合理的生活情形的教训对于十分之九的人类毫无益处，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嘲笑罢了。 　　我还可以给你举出许多例子，但是我不必多说了，我请你从浮士德的书斋里走出来罢， 那里的玻璃窗已经被堆积的灰尘弄黑了，很难放阳光进来照耀在书本上；请你走出来看看四周的情形，你自己随时随地都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思想的正确。　　在这时候，我们已经用不着去增加科学的真理，和增加科学的发现了。最重要不过的事，还是在传布科学所已经获得的那些真理，把它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上去，使成为万人公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设法，使人类全体都能了解而且应用科学的真理；这样科学才不再会是一件奢侈品，而变成万人的生活的基础。要这样才合于正义！　　进一步说：为科学本身计，也非如此不可。因为要先有一个准备来容受新的真理的社会，科学才会有真正的进步。例如“热之机械的起源论”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人发明了，与现在哈恩及克劳宿司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样，但是被埋没在学院的报告里至八十年之久，直到物理学的知识散布较广，使一般人有容受这学说的可能时，这学说才为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莫司·达尔文 的关于种种变化的思想，要经过了三代，才从他的孙儿查理·达尔文的口里得到世人的赞同，而且还要备受当时舆论的压迫，才得被学院派的学者们承认。学者和诗人或艺术家一样，永远是他自己在其中活动、教导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些思想，你一定会明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把不平等的现状根本改造过，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判定了少数学者的头脑里装满着真理，而差不多全体的人类至今还是和在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一样，这就是说这是在做奴隶和机器，不能够了解已经确立的真理。将来有一天，你如果彻底了解了这个广大的、人道的，而且完全科学的思想，那时候你就会马上失掉对于纯粹科学的趣味，你会去研究实行这种改革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在这种研究当中，也抱着你作科学的研究时的那种公平态度，你就一定会相信社会主义了；你一定会撇开那些曲论邪说，跑到我们队伍里面来了；你不高兴再去辛辛苦苦地劳动，给那已经是很幸福的少数人谋幸福，你如今要用你的学识和热心，马上来给被压迫阶级尽力了。　　到了那时候，一方面你觉得已经尽了那应尽的义务，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为又真是完全一致，那么你一定会发现你自己有那么多的能力，是你以前梦想不到会有的。到了后来会有一天（不管你的教师们怎样不高兴，那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会有一天，我说，你本应该去尽力，促成的那个改革在实行了，那时候众人共同来作集合的科学研究，而且劳动群众也要来用他们的有力的协助为科学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科学得到了新的力量，便自然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至于现在科学的迟缓的进步，若拿来和这个发展相比，简直等于小学生的简单的练习而已。 　　到了那时候就让你去享受科学生产的快乐罢：这种快乐将成为万人共有的了。 II 　　假使你学完了法律，预备去做个律师，那么你对于你将来的活动也许会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还假定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懂得利他主义的人！你也许会想：“还是把自己的一生用来反抗一切的不正不义，继续不断地和它们勇猛地奋斗！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胜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义之表现！还有什么职业能够是比这更美丽的吗？”于是你满怀着自信心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从事你所选定的那种职业。　　好，我们随便来翻开一本诉讼记录，看看社会里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 　　现在有个有钱的地主来要求法庭替他赶走一个欠租的佃户。根据法律的立场看来，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着一点踌躇：那个农夫既然不付田租，他就应该滚蛋。但是我们如果把事实详细调查起来，我们就会明白：那个地主把他的田租天天耗费在饮酒作乐的事情上面，而那个农夫却是从早到晚劳动不息。地主自己对于改良他的土地的事，一点也没有做，但是因为敷设铁道、修筑新路、填干沼泽、开拓荒地的结果，五十年来地价涨高了三倍。而那个勤劳辛苦，对于地价的腾贯功劳最大的农夫却因此破家，落于盘剥重利者之手，负着满身的债，不能再付地主的田租了。但是法律是丝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远保护财产，依了法律，总是地主有理。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的情感，还没有全被法律的证言所蒙蔽，所摧残；（你将怎样办呢？你还是主张强迫佃户滚蛋呢？――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还是主张地主应该把佃户的劳力所增加的一部分的地价偿还给佃户呢？――这样才算得是公平。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去拥护法律而反对公道吗？还是去主张公道呢？主张公道，那么，你就要反对法律了！　　又如工人没有预先通知厂主就罢工，那时候你究竟帮助哪一方面呢？依着法律你就应该站在厂主的一边。但是那个厂主利用着恐慌的时机发了横财，工人们每天只得着两个法郎五十生丁的工钱，眼睁睁看着妻儿们瘦弱下去。这样你还帮助厂主吗？可是你要是站在工人一边，你就不得不反对法律了。自然别人会向你提起尊重契约的话。其实所谓“契约自由”不过是骗人的诡计。你究竟去拥护它呢？你还是去拥护公道？依着公道来说，一个饱食终日不愁饥寒的人和一个出卖劳力以图苟活的人所订的契约，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所订的契约根本就不能够算做契约！ 　　再举一个例。有一天一个男子在巴黎一家肉店旁边徘徊了好一会儿，忽然拿起一块牛排逃走了。人家捉住他仔细拷问，才知道他是一个失业的工人，他和他的全家四天来没有吃一点东西了。有人请求那个卖肉的放了这人，但是他一定要去讲理。结果卖肉的告到警察局，这男子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这正是盲目的神圣法律的意旨！这样的判决不只一件，每天都有。你看见多了时，你的良心难道还不会反抗现社会吗？　　还有一个男子，幼年时代教养太坏，又受着虐待，一直到了长大成人从没有听见过一句同情的话，后来为了抢一百个铜子，就杀了他的邻人，那时候你会去根据法律，要求严办他吗？其实你很明白，与其说这人是个罪人，不如说他是个病人，是个疯子，无论如何，他的犯罪是我们全社会的罪恶养成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你明白了这道理以后，你还去要求处他死刑吗？或者更残酷点去要求把他关在牢里二十年吗？　　有些织工因为一时的绝望，就放火去烧工厂，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投入监牢吗？有个人因为一个帝王滥杀无辜，于是狙击了他，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这人监禁终身或者判处死刑吗？有些人竖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现社会，你会去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完全枪毙吗？　　不不不！一千个不！ 　　你如果不死守成见，人云亦云，而能够依据理性判断事情，你如果把法律加以分析，并且把那一层一层的掩蔽法律的云雾完全拨开，去了解法律的真正的起源和本质，你就大大地轻视法律了：因为法律的起源，是由于保护强者的权利的，而法律的本质，也无非要人尊重那人类惨酷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压迫而已。你会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违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去和罪恶敷衍不可了，但是这种冲突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个坏蛋，不然，你一定会打破传统思想来和我们一起，努力去打破这一切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不义了。　　可是，到了那时，你会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你会做一个革命者了。 　　还有你，青年工程师，你梦想着把科学的发明应用在各种工业上，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你会得到多么悲痛的失望和苦闷呵！你用尽你的青年的智力计划建筑一条铁路，环绕悬崖，贯通大山，会把被自然分开的两个国家连接起来，但是，到了动工的时候，你亲眼看见成群结队的工人，因为贫乏和疾病，在那阴暗的隧道中大批地死亡；你亲眼看见其余未死的工人，作完工回家，只带了很少的工钱回去，但是带去的痨病虫却是不少；你亲眼看见你的铁路每进一尺，就要牺牲许多工人的性命――这全是资本家的卑劣的贪婪的结果；到了后来，铁路终于完成了，你又亲眼看见你辛辛苦苦建筑的铁路，现在变成运载侵略军炮队的大道了！……　　你为了要使生产方法更为简易起见，把你青年的时光和精力全用在一件发明上面；经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许多次彻夜不眠以后，你终于得到那个有价值的发明了。你去实地试验一下，结果很好，竟超过了你的希望。但是一两万工人却因此失业了！工厂里剩下的大半是些童工，他们完全变成了和机械一样的东西！只有三四个乃至十个资本家因此发了大财，在举杯相庆！你当初的梦想果然就是这样的吗？　　你如果把近代工业的发展史研究一下，你会知道缝衣机器的发明，对于缝工们并没有一点好处，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金钢钻镶头的打洞机虽然发明了，但是在圣哥塔隧道中的工人仍然免不掉死于关节固著病；起重机发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失业；你如果用你研究机械问题时所用的独立精神来讨论社会问题，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私有财产和工钱奴隶的制度之下，任何新发明都不能够增进工人的幸福，并且反会使他们所受的压迫更加厉害，工作更加退步，失业的时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剧烈罢了；而真正得到新发明的利益的，就只是那少数已经享尽幸福的资本家。　　你得到这个结论了！那么，你将怎样办呢？　　或者，你先会用种种诡辩抹煞了你的良心；后来有一天，你就把你青年时代的真诚的理想完全抛弃，你一心一意只是去争夺权利，谋你自己个人的快乐――到那时候你就走进掠夺者的队伍里去了。否则，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便会对你自已说：“不！现在不是需要新发明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产制度！到了私有财产毁灭以后，每个工业上的新的进步，都会使人类全体得到它的利益；现在做着机械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到了那时，也都成了能够思想的人，他们的智力，因了受教育和熟习体力工作的缘故便格外发展，那时候全都应用在工业上，那么机械的进步一定会有非常的速度，以后五十年间所能完成的工作，我们在现今连做梦也想不到。” 　　对于做小学教员的，我要向他说什么话呢？自然那些把教书当做一种讨厌的职业的人，我是不愿和他们谈话的；我要对他谈话的人，是那个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中间，天天在他们快乐的面貌、欢欣的嬉笑里过生活，自己觉得饶有兴趣的人，是那个尽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时代所怀抱的人道的思想，启发培植在这般儿童的小小头脑中的人。我时常看见你很愁闷，而且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快活。你最爱的那个学生，他学拉丁文成绩并不很好，这是的确的，但是他的心肠确是不坏，他今天背诵威廉·退尔的故事 的时候，是多么地激昂慷慨！他的两眼发着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专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愤激地朗诵席勒的热情的句子： 　　站在正在毁坏镣铸的奴隶的面前，　　站在自由人的面前你不要打战！ 　　但是他一回到家里，他的父母伯叔因为他对于牧师或警察略有失体，就重重地责骂他一顿：他们教他“小心谨慎尊敬官长，卑顺服从”，整整教训了一点钟，等他把席勒的剧本抛在旁边，去改读那《处世要诀》才罢了。　　昨天你还听见说你的那些最好的学生如今全都变坏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与资本家勾结，掠夺了工人的微少可怜的血汗工钱；而你呢？你从前对于这般青年抱了那么多的希望，现在你才想到现实生活与你的理想中间是有着一个何等可悲的冲突了。你在纳闷了。你现在还在纳闷呢！但是我敢断言不到两年，经过许许多多次的失望以后，你就会把你所爱读的好书抛开了，到后来你竟会说：“威廉·退尔当然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终不免有点呆气；至于诗歌，在围炉消寒时，它确是一件好东西，尤其是一个人在教了一整天复利计算法以后，读着诗歌，会觉得舒服，不过究竟说起来，诗人总是在云雾中空想，他们的诗歌对于现今的日常生活，以及下次督学的考察，都没有一点关系……” 　　或者，你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会使你少年时期的梦想成为壮年时期的坚强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实现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学校内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处。但是只要你睁开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现社会制度下面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会去攻击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了。那时候你就会被教育官厅革了职，你便脱离了学校到我们里面来，同我们在一起工作；你就会去告诉那些年龄比你来得大而学识却比你浅薄的人：知识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东西！你会去告诉他们，人类应该怎样，而且能够怎样。你一定会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现社会完全改造，以求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爱和永久的自由。 　　还有你们，青年的艺术家、雕刻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你们不看见那曾经触动过你们的先辈的灵感的“圣火”，到现在全都消失了吗？现在的艺术流于平凡庸俗，你们难道会不看见吗？　　要怎样才会不这样呢？那种重新发现古代世界的喜悦和浸润在自然源泉中的喜悦，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那许多杰作，这种喜悦，现代文艺里早已是没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现代艺术里早已消失；现代艺术因为没有别的更高的理想，便自以为在写实主义里面找到了一个，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颜色去绘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只母牛大腿的筋肉，或是仔仔细细地用散文和诗歌去描写一条阴沟里的臭泥，一个上等妓女的卧房！” 　　你要说了：“倘使果真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所有的圣火，只是微弱得像一支将灭的烛光，那么，你很可以照你以前那样继续地做下去；你的艺术不久就会成为一种职业，去替小商店装饰门面，替下等小戏园去作剧本，替无聊的小报去作小说――现在的艺术家，大半已经很快地向着这方面堕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的确确与人类全体的心谐和一致地跳动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你有一双诗人的耳朵去注意人生，那么，你亲眼看见那苦海，它的波涛一天天在你四周汹涌；你亲眼看见那些饥饿垂死的平民，你亲眼看见那些累累堆积于矿穴里的死尸；你亲眼看见那些障碍物脚下堆积如山的残废的革命者的尸体，你亲眼看见那些成群结队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窖里，或去晒死在热带孤岛的海岸上；你亲眼看见那个绝望的苦斗；在那斗争中充满了败者的惨呼和胜者的欢笑：一方面是英雄气概、崇高热情，一方面是怯懦阴险、卑鄙狠毒――那时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观静守中立了：你一定会来加入被压迫者的队伍里面，因为你很知道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远赞美那些为光明，为人道，为正义而奋斗的人的！ 　　够了！你不要我再说下去了！　　你一定要说了：“怎样办呢？如果抽象科学只是一件奢侈品，医生这个职业只是一件骗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一件最不公道的东西，如果机械的发明只是给资本家做一个掠夺的工具；如果教育只能够迎合流行的社会心理，如果艺术没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堕落，那么，其余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好罢，我来回答你：有一件最伟大最令人奋发兴起的工作，做这工作时，你的行动和你的良心会完全一致，毫无矛盾，这工作是最高尚最能干的人所愿意做的。 　　一件怎样的工作呢？让我来告诉你罢。 III 　　这里有两条路听你选择：或者渐渐地抹煞你的良心，终有 一天你就会这样一说了事：“只要我能够享尽一切快乐，只要民众永远这样愚蠢，尽管让我这样做，那么，即使人类全体灭亡，我也不管！”不然你就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里，和他们一起努力去把现社会根本改造过。这个结论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的结果。凡是有点聪明的人，只要他能够摆脱他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伪论、诡辩、邪说，只要他能够完全不顾他的亲友们的利己的观念，只要他对于他四周的事物，能够加以公平忠实的判断，那么，他也会得着我们的这个结论：而且只有这 一个结论，才是合乎伦理的。　　既然达到了这个结论，那么问题马上就起来了： “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只要你脱离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只要你脱离那轻视工人， 把工人当做一群牛马看待的环境，亲自走到民间去，这个问题便会立即解决了。　　你会看见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或是意大利，只要那里有着享受特权的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那么，在劳动阶级里面一定就有个伟大的运动在发展进行，这运动的目的，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度所产生的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一方面又要给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上面的新社会树立基础。 今天的民众不再唱十八世纪的农奴们和十九世纪的斯拉夫农民所唱的那些伸诉他们痛苦的撕裂人心的悲歌了；对于今天的民众它们已经是不够的了；今天的民众已经十二分地觉悟了，他们不顾一切阻碍，正在那里努力奋斗来解放他们自己！　　现在的民众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深思苦想，要研究出一个方法使得生活不再是四分之三的人类的咒诅物，像它在今天那样；而变成人类全体的幸福。 现在的民众正在研究社会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他们要用他们的常识、他们的观察力、他们的悲苦的经验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为了要联络别的和他们 一样贫苦的人，便设法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们组织团体，困苦万分地以微少的捐款来维持；他们努力去和外国的民众携手。他们对于防止国际战争所做的工作，远胜于空口说白话的慈善家。而且为了知道别地同志做的事情，为了要和别地 同志更有联络，为了要研究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得不用了绝大的努力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劳动刊物。后来时期终于到 了，他们便起来用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战场，他们努力前进去争 这些自由，但是革命以后，那些有金钱有势力的人，反将这些 自由变成自己的特权，转而用来压制平民。　　这是怎样一个继续不断的苦斗呵！有时要去补足那些因为疲倦、堕落、压迫而离散同志的缺额，有时要去改组被排枪和机关枪所杀散的队伍，有时要去把因为大批屠杀而突然中 断的研究重新开始——这是怎样一个前仆后继、困苦艰难的事业呵！　　他们的刊物是由那些节衣缩食、牺牲睡眠，而向现社会抢得些少知识的人所经营的；他们的运动是靠着工人尽力节省、 忍饿受寒，所省下的一个铜子两个铜子来维持的；而且他们一面这样做，一面时时刻刻地担心着，害怕资本家会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们立刻就会被开除，立刻会跟着他们的妻室儿女全都陷在最穷苦，最可怕的惨境里面了！　　你如果亲自到民间去，你自然会亲眼看见这些事情。　　在这个继续不断，永无止期的奋斗里，工人受了种种困难的压迫，不能翻身，不知已经有了多少次白费气力地这样喊问过：“那般靠了我们的帮助才能够受完教育的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地劳动着，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我们弯腰曲背，负着重担，饿着肚皮，给他们造了这些房屋，这些学校，这些图书馆；我们苍白着脸，辛辛苦苦地给他们印刷了这些装潢精美的书，我们自已连读也不能够读，那般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还有那般教员们，他们自以为精通有益于人类的科学，可是他们把人类却看得比一种稀有的毛虫还不如，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那般人满口是自由，却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躏，从来不过问 一下，他们现在也到哪里去了？这般著作家、诗人、画家，总而言之，所有那些伪君子，他们两眼含泪谈论着民间疾苦一一可 是从来不肯亲自到民间来帮助我们，和我们一块儿工作， 他们这一般人，现在全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人里面一部分随俗浮沉，怯懦卑鄙，对于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关心；另一部分，就是那大多数人，都轻视“贱民”，时时刻刻预备着，如果贱民敢去侵犯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开始压迫了。　　有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个青年，梦想着革命的战斗，到民众的队伍里来，为的是找寻一些兴高采烈，趣味浓厚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见那革命道路十分辽远，革命事业非常苦．而且 在这条路上固然有他所希望得到的光荣，但同时也是荆棘丛生，于是他就立刻离开民众了。这种人大半是些野心家，他们在前几次选举运动失败以后，现在想来骗取民众的投票，但是 到后来，如果民众要把他们平时所主张的主义实地实行起来，他们自己会首先反对平民的，如果民众在没有奉到他们（领袖）的命令以前有什么行动，他们也许竟会摆准大炮对付那些 “暴民” 。　　此外再加上那大多数的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轻蔑、卑劣的诬陷——现代资产阶级的青年在社会进化的事业上所给与民众的帮助就全在这里了！　　你还问： “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现在这时候，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去做：成千成万的青年都能够找到机会尽量发挥他们的年轻的精力、他们的智力、他们的才干，去帮助民众，做那民众已经开始的伟大事业，到了 现在，你还在问“ 怎样办？”　　怎样办呢？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爱好纯粹科学的人，如果你们的的确确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原理，如果你们完完全全明白了社会革命的重要，那么，你们难道会不看见那一切科学都应该改造过，才能够不违背这些新原理吗？现在的科学界里应该起个更大的革命，而且要比十八世纪科学界里的革命更重要得多——你们难道会没有看见过这一点吗？现在的历史不过是一些专门给帝王、 […]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总以各种声调对我们吹嘘“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普通选举，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的重要与价值。　　他们说：“你们既有这些自由，你们又何必暴动呢？你们有了这些自由，恐怕什么必要的改造，非籍枪炮不能成功吗？”好吧，我们不妨以我们的观点。以一无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许权利而很多义务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这些绝妙的“政治自由”，看他们究有多少价值吧。　　我们不能像有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的权利对于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十分知道农奴制度的时期，尤其是从18世纪这时期以来，人类已得到了很多的进步：现在平民已不是像从前那样，一切权利都被剥夺的生物了。法国的农民，已不是如现在的俄国一样，可以让人在街上自由鞭挞了（这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情境）。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场所，在他的工厂以外，已经可以昂然说是跟任何人一样的平等了。法国的劳动者已不是从前会被贵族看作牛马而无任何人权的奴隶了。靠了伟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热血，我们已经获得少数个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力的价值也是我们所不愿缩减的。　　但是我们知道区别。我们说权力是有种种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实的价值，另一些则相反；凡是想把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骗平民的。例如私人的关系中，平民与贵族的平等，个人身体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们以绝大的斗争得来的，对于平民非常宝贵，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权力，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暴动。并且其他如普通选举，出版自由等权利，平民对之，却很冷淡，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权利给资产阶级用作反抗权力与贵族的侵害，的确是很好的，其实只是统治阶级维持自己权力的工具罢了。总之，这些权利还算不得真实的政治的权利，因为人民大众优势得不到半点保障；人们所以还以堂皇的名称装饰他们，因为我们的政治辞令只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与需要，特地创造出来的隐语罢了。 　　真的，政治的权利若不是那些无力使人尊敬此等权利的人用来保护他们的独立尊严与自由的武器，那它又算得了什么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他又有什么效用呢？甘必大，俾斯麦与格拉斯顿之流用不到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因为他们能写他们所愿写的，跟他们所愿意的人集会，宣传他们所愿宣传的；他们早就解放了，他们是自由的。说话写作集会等等自由需要保障的，是那些没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们自由意志的人。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权利的由来。　　在这一观点上说，我们所说的政治的权力是否专为这些需要的人而有呢？　　当然不是的。普通选举有时保护资产阶级抵抗中央权力的蹂躏，直到某种程度，使他们为着自卫毋须时常借助于凶险的暴力。他能恢复夺取权力的两种力量的平衡，能使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一定要利用刀剑的相击，但是要推翻权力，消灭统治，甚或限制两者的范围，普通选举则一无用处。统治者和平解决其争端的优良武器，对于被统治者能，有什么好处呢？　　普通选举的历史不是在那边替我们说话吗？只要资产阶级惧怕普通选举成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来反抗特权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竭力反对的。待1848年给他们证明普通选举不但并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来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服从他们指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接受了，现在是资产阶级本身来做他的保护人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好武器，至于要用它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特权，那是绝对没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维护出版自由的最有决定性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它（出版自由）的无能！是的，它的无能，齐拉丹先生（M.DE GIRARDIN）对于出版无能这题目做了整本的书。他说：“从前人们把术士烧死，因为他们愚蠢，相信这些人物是有无上的能力，今日人们对于出版，也做同样的蠢事，因为他们也相信他有至高的权威。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不过跟中古的术士一样无能。所以再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这就是齐拉丹先生从前发表过的理论。现在当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彼此间讨论到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又用什么维护的论证呢？他们说，请看英国，瑞士与北美合众国。那里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资本家的剥削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稳固，资本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有保障。他们又添加说：“请让这些危险的学说自由产生吧，除了借助于暴力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方法制止那些报纸的声浪吗？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到骚动的机会一旦成为危险的武器时，那么，我们也还有时间利用种种托词去消灭他！”[1]　　对于集会的自由，也是同样的议论。资产阶级说：“我们让出集会的完全自由吧，他不会损害我们的特权。我们所应该惧怕的是秘密结社，公开集会只是减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着过度的激动，公开集会变成危险的时候，我们总有方法扑灭它们，因为我们握着政府的力量呢”。　　“住房的不可侵犯么？好吧！请你们把它写入法典，并在屋顶上呼喊吧！”资产阶级的坏蛋这样说。“我们不愿意警察突然来扰乱我们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可以成立秘密办公处去监视嫌疑分子，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派驻暗探，我们可以抄录危险人物的名单，我们秘密的防备他们。等我们嗅到情形恶化的时候，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冲进去，管它可侵犯不可侵犯；我们从床上逮捕人，我们倾箱倒柜，我们到处搜查！尤其是我们大胆闯进去的时候，人们如果喊得太高，我们一样的囚禁他们，并对别的人说：“先生们。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们也遵命而行呢！”人家一定会赞许我们的”　　“通信的秘密呢，请你到处说，到处写，到处喊通信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办事处的主任，由于好奇心，拆开了一封信，你们可以立即将他撤职，并且公开的说他：“多么可恶的恶魔！多么该死的罪犯！”请你们当心，不要把我们彼此在信中所说的小秘密泄露出去。但当我们听到有损我们特权的阴谋发生时，那么我们正可以不必客气，我们拆开一切信件，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雇佣大批人员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正如英国一位阁员新进在议会喝彩之下所做过似的，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是的，先生们，我们何尝愿意拆开信件，我们实在是硬着心肠，十二分厌恶地做的这件工作；这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换言之贵族与资产阶级）已濒临险境呢…… 　　看，以上就是这些所谓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与集会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权利只在平民不用他们来反对特权阶级利益的条件之下才会被人尊重。一旦他们要用它来消灭特权的时候，这一切所谓自由，都会被人丢入水中。　　这是很自然的，人类只能享受以无上斗争取得的权力，只有随时准备以武器自卫的人们才有可享的权利。　　现在在巴黎街上，人们，所以不敢如在敖德萨一样，随意的鞭挞男女，是因为政府如果胆敢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把执行的人扯为碎片。现在一个贵族出门，他的侍从们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后左右地打人，也因为这个贵族的侍从若有的这样的意思，就会当场被人殴死，工人与雇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场所，所以还有某种平等的存在，也因为工人由以前屡次革命所获得的个人尊严的情感，不允许他在众人面前忍受雇主的侮辱，与这些在法律上的所谓权力，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在今日分成主人与奴隶的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显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所谓的自由是永无实现的希望的，这不是说安那其的革命没有来扫除社会的界限之前，我们愿意看着出版物像在德国那样被封锁，集会自由像在俄国那样被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样被缩减。我们随是资本的奴隶，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写我们所愿写的，能集合我们所愿集合的，能组织我们所愿组织的，这正是为着摆脱资本的束缚呢。　　现在已可以觉悟我们并不是向宪法去要求这些权利，并不是什么法律——一张统治者可以任意撕掉的纸片，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我们只有在自己组成力量的时候，才能使别人尊重的意志与权利。　　我们要获得说我们所愿说，写我们所愿写的自由吗？我们愿意有集会与组织的权利吗？请不必要求下议院批准，也不必请上医院颁布法律。我们要自己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们说话或集会的时候，我们便能抵抗他们。我们要做强者，我们若是强者，我可担保任何人都不敢来损害我们说话，写作，印刷与集会的自由。我们要是能够在被压迫者中间联合起来，能使成千成万的人们走到街上，做保护我们权利的示威，任何人都不敢与我们争夺这些权利以及我们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时，只有那时，凡以前向议会乞求数十年而仍无结果的权利，一下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那时，如此得来的这些权力，总比写在纸上来的可靠。　　自由，不是从天而下，而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1]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讲话。在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主笔可以自由谈论暗杀部长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听从他的的意见，杀害部长，那么不仅凶手连那主笔也会被判处死刑。举一个不远的例子，安那其主义者四渥克就因为发表文章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服役——著者俄文本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