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革命中，相当数量的西班牙工业和农业被社会化，工人和农民合作，集体管理工农业。内战持续了三年，最后以佛朗哥政府受到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的援助而取得胜利而结束。
英文原文（“The Spanish civil war and revolution”）发表于Libcom（2006）：https://libcom.org/history/1936-1939-the-spanish-civil-war-and-revolution
1936年7月17日，法西斯分子发动政变。作为行动的第一步，弗朗哥了占领摩洛哥，并发表一份“激进宣言”。当地的无线电报员截获了此消息并将其转达给了海军司令。政府一边尝试与法西斯分子达成协议，一边压制政变新闻，一直到18号的晚上7点才公开。西班牙内阁在18号宣布辞职，右翼共和党人巴利奥斯成为总理。
政变只遭到了工人阶级运动的打击。法西斯分子在全国的各个部分取得了进展。但在加泰罗尼亚，尤其是巴塞罗那，CNT-AIT（Confederacion Nacional del Trabajo, seccion en España de la Associacion International de los Trabajadores, “全国劳工联盟”、国际工人协会西班牙分会、安那其工团主义国际组织）展示了他们的反抗精神。他们举行大罢工；由于政府拒绝给他们提供武器，他们倾巢而出，扫荡军队营地，最终取得了武器。
工人迅速设置起了路障，并且在几个小时之内控制了汹涌的政变。抢夺来的武器被分发给那些派遣到其他地区阻止政变的工人。工人的英勇行为和战斗力同样拯救了马德里。听闻巴塞罗所发生的事情，马德里的人民涌入了城市里主要军事基地。
统一阵线拯救了西班牙共和党。不只是CNT-AIT，UGT（社会主义“劳工总联合会”）和POUM（反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波乌姆马克思主义统一工人党”）也加入了战斗。对于工人来说，这不仅仅是一场对抗法西斯的战争，更是革命的开端。工人民兵武装力量组织起来，占领工厂车间，而农民则夺取了土地。
行动中的安那其：民兵
政府发现在7月19日后他们陷入了一种奇特的境地：政府仍然存在，却完全无法行使其权力。在叛乱被镇压的地区，军队被解散而工人们武装了起来。民兵队伍建立起来，并成为革命军队的一部分。在政变发生10天后，加泰罗尼亚的民兵队伍共组织了18000名工人（大多数来自CNT-AIT）。总共有十五万个志愿者愿意在需要的情况下随时加入战斗。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军队，而是一个有着革命原则的革命军队。最小的单位是组，一组由10人组成，并选有一个代表；10组组成一个团，也选出一个代表；一定数量的团组成一个纵队，纵队有一个战争委员会来负责纵队的总体行动。委员会也是通过选举而来，并对工人负责。
工人是自发地加入纵队。他们明白战斗和建立一个“人民军队”的必要性。他们接受纪律安排，因为他们知道他们必须团结协作。他们是明白革命政治和战争之间的联系的政治组织。当首都萨拉戈萨被法西斯分子控制后，巴塞罗那的民兵马上在阿拉贡发动了示威游行。杜鲁提纵队（Durruti Column）领导了游行，并逐步解放了一个又一个村落。
杜鲁提纵队展示了打击法西斯主义的实力。他们的一个又一个胜利鼓励了农民夺取并集体化土地，杜鲁提纵队则为其实现提供保护。农民集结 在纵队周围，很多人还加入了纵队。实际上，布那文图拉•杜鲁提（Buenaventura Durruti）还不得不请求一些人不要参加纵队，以免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土地的集体化不能得到顺利地实施。
随着安那其主义民兵取得胜利，其他阵线的地盘却频频失守。但是萨拉戈萨没有陷落，还发展出长长的阵线。民兵因此而遭到了谴责。斯大林主义分子说工人们没有纪律性而且不听从命令。他们批评安那其主义者不愿意和他人合作共同对抗法西斯。当然，这些都是胡说。安那其主义者们一直呼吁联合斗争，甚至建议有一个共同的领导。但他们也确实要求军队的控制权掌握在工人阶级手中，而不是新的军事官僚阶级。
民兵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武器不够。军工业完全被切断，巴塞罗那的工人竭尽全力的临时拼凑起一个。乔治•奥威尔（他曾经在POUM的民兵队伍中作战）描述了阿拉贡阵线中的武器状况。步兵“武装得还不如一个英国公立学校中的军官训练团。他们只装备有通常五发之后枪管就会堵塞的破烂毛瑟枪；大约五十个人配有一只机关枪，三十个人配有一支手枪或者左轮。而这些战壕战中必不可少的武器，政府却不去分发……这是一个将十五岁男孩和四十岁的来福枪送到前线，而将最强壮的男人和最新的武器分配到后方的政府。很显然，这个政府比法西斯分子还要害怕革命”。
他说得太对了。莫斯科贩卖武器给革命分子，但是当武器到达的时候，却遭到了拦截。他们拒绝给安那其分子者控制的阿拉贡前线提供武器。那些顺利到达的武器却被送到斯大林分子的据点。一个国防部的官员对九月份到达的武器评论到“我注意到武器并没有被平均分配，很明显的偏向分发给那些属于第五团的【斯大林主义】小队。
一个常见的荒谬的说法是，那些被认为无纪律不听指挥的民兵队伍需对佛朗哥政府的发展负责。而所有目睹民兵队伍作战的人们却对他们的英勇行为充满了表扬。政府故意让武装革命工人挨饿，而且认为打败革命比打败法西斯重要得多。
行动中的安那其：土地
西班牙革命在农村的影响最为深远。那些长期饱受欺凌的广大农民早就接触吸收了安那其思想，革命的爆发给予了他们将思想转化为现实的机会。
土地集体化得到广泛开展。五百万万到七百万左右名农民夺取了共和区将近三分之二的土地。农民们在阿拉贡建立起了450个集体经济组织，而黎凡特（巴伦西亚附近的一个地区）有900个，在卡斯蒂利亚（马德里周边地区）有300个。
土地的集体化遵照自愿原则，也因此和俄国那种强制性的“集体化”不同。 通常，当会议被召开，在场的所有人来决定是否将自己拥有的土地，农具，和家禽集中起来。土地被分成合理的单位，每个单位分配有一个组的工人进行管理。每个组都在会议上拥有民意代表，并选举出负责集体经济组织的运行和管理的管理委员会。每个集体经济组织还定期召开全体成员会议。
如果你不想加入集体经济，你会得到能够养活自己的土地。不仅生产形式改变了，分配也开始依照按需分配的原则。在很多地区，货币被废除。如果有任何物资缺乏的情况发生，会定量供应物资，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的对待。
生产大幅度提高。技术人员和农业科学家帮助农民更好的利用土地。随着科学方法在生产中的应用，在某些地区，产量提高了50%。食物被转移给供应委员会管 理，由他们来负责城市地区食物的分配。
但是，集体经济组织也遭到了无端的诽谤，有人说每个集体经济组织都独善其身。这完全是空穴来风。实际上很多地区都设置了均衡基金来重新分配财富。机械和技术都转移到了那些最需要的地区。 比较发达的黎凡特地区的一千个集体经济小组成员前往卡斯蒂利亚去提供帮助正是这种团结精神的体现。
他们还建立了集体经济组织联盟，而最成功的是在阿拉贡地区。1937年6月，地区农民联盟全会举行。全会的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更大的全国性联盟来协调并扩展集体经济运动，并确保土地生产的粮食不仅是在集体内部，还能在全国范围都得到平均分派。不幸的是，这一目标还没来得及实现，许多集体经济小组就被斯大林主义分子破坏了。
集体经济组织还承诺加强教育，许多小孩都第一次得到了接受教育的机会。当时采用了世界最负盛名的安那其主义教育学家 Francisco Ferrer 的教学方法。孩子们具备了最基本的识字能力，还被鼓励勤于提问。
行动中的安那其：工业
尽管革命在城市地区影响没有像在农村地区一样深远，但同样取得了值得关注的成就。
下面是一个观察员所提供的清单，由此可以了解集体化的程度（ Burnett Bolloten《The Grand Camouflage》）：
“铁路，火车，汽车和公车，出租车以及轮船，电灯以及电力公司，煤气厂，水厂，工程，装配厂，煤矿和水泥厂，纺织厂，造纸厂，电力和化工厂，玻璃瓶厂，以及香料厂，食品加工厂，酿酒厂统统没收充公，由工人委员会管理…… ” 他继续说道，“电影院和正统剧剧院，报纸和印刷厂，商店，百货公司，宾馆，高级饭店，酒吧也同样被扣押了。”
在每个工作车间，全体工人议会是最基本的组织。在工厂内部，工人选举代表来表示他们在日常事务上的民意。任何牵涉到全局的事物都提交给由五到十名选举出来的工人组成的委员会进行讨论。委员会中还会选角出一名领导来进行工厂车间的日常管理。在每个工业界都有一个工业理事会，并由来自两大主要工会（CNT-AIT和UGT）的代表和各个委员会的代表组成。
在车间内部，工资实行均衡制度，生产条件得到极大改善。比如在电车轨道建造厂的七千个个工人中，就有6500个是CNT-AIT 的成员。巷战让交通瘫痪。交通联合组织任命了一个七人委员会来控制管理机构，派遣其他人去检查轨道，并起草一个必须贯彻的维修方案。斗争结束的第5天，700辆电车（平时是600辆）都被漆成了代表CNT-AIT的红色和黑色，并在巴塞罗那街上运行。
随着利益驱动的消失，安全成为更为重要的事情。交通事故的数量减少，车费降低，而服务质量却提高了。在1936年，乘客达到了1.8亿多个人。1937年，在原有的基础上又上涨了5千万人。电车得到极有效率的利用，以致于工人也有能力为城市交通业提供金钱帮助。同时，工人们还得到了免费的医疗保障。
1937年，中央政府承认，加泰罗尼亚的军工业生产量是整个西拔牙其他工业总和的十倍，而且如果加泰罗尼亚有购买原材料的途径，其产量还可以翻四倍。
反革命
西班牙共产党和加泰罗尼亚的社会统一党的行为，更多是为斯大林的利益服务而不是西班牙工人阶级。他们千方百计的否认革命的到来，并竭尽所能的压制革命，装作一切没有发生过。对他们来说，内战是为了在西班牙保持民主。
民众阵线
为了避免英国和法国牺牲苏联作为代价以期和希特勒消除分歧，为了保证法苏协定不会半途流产，为了和其他的政府，特别是英国政府缔结同样的协定，一个仇视德国并将视线投向东欧的政府应该上台。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在1935年8月共产国际的第七届世界大会上，才建立起了人民阵线。在俄国的领导下，其将所有的共产党团结起来。
这是一个阶级联合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其中共产党削弱了革命政治。这是一个保卫资产阶级民主的战争。
讨好英国和法国统治阶级的政策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并不只是因为英法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还因为他们认为，如果陷入和希特勒的战争之中，他们和纳粹都会两败俱伤，从而使得俄国的地位加强。所以一直到二战爆发，英国都一直试图与希特勒达成协议，以便分身在东边袭击俄国。
俄罗斯武器
关于共产党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带领了反革命。他们是发号施令的的人。他们也是唯一清楚反革命需要，并且有决心将其进行到底的人。他们进行反革命的能力来自于一个认知：俄国是唯一一个能为共和国提供大量武器军火的国家。不仅是军火，俄国还提供逐渐控制了战争的发展军事顾问和军事技术人员。
军事化
因为其对武器的控制，共产主义分子，在同僚的支持下，实行了军事化。民兵系统解散。一个包含民兵的常规军建立起来，民兵们虽然拒绝受国防部的领导（还有很多CNT-AIT和POUM的民兵也反对），但由于无法自己取得武器，他们别无选择。
警察队伍也建立起来，尤其是因镇压CNT-AIT而臭名昭著的公民警卫队。 他们现在被称为共和国卫队。突击卫队（Assault Guards）被重新建立起来并且在12月初便招收了2.8 万人马。由财政部长Negrin（一个著名的共产主义支持者）控制并负责海关的边境的国家警力增加到四万名成员。
国家垄断了一切力量。六月异军突起的工人巡逻队被解散。工人被命令上缴武器，拒绝这么做的人被看做是“法西斯分子”。政府声称前线需要这些武器。虽然前线确实需要武器供给，但这种命令的实质是为了解除革命工人武装。警察掌控着大量的武器。乔治•奥威尔注意到五一劳动节后的巴塞罗纳“安那其主义者相当明白，即使他们放弃自己的武器，PSUC仍然会保留他们。而这也确实发生在斗争结束后。同时，在街上可以很明显的发现，那些本来是前线迫切需要的武器，却被后方‘非政治’的警察力量所持有。” （《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五月
1937年5月3日，三卡车警察在斯大林主义的公安部部长 Salas的带领下，企图接管自战争爆发以来一直被CNT-AIT /UGT控制的巴塞罗纳的电话局。
警察发动突然袭击，并夺取了电话局一楼，却没有取得更多进展。战火点燃的消息很快传播开来，几个小时之内，CNT-FAI的地方自卫委员会展开了行动，将自己武装起来，并封锁道路。很快工人们控制了城市的绝大部分。
加泰罗尼亚的其他地区也有行动展开。公民警卫队被解除武装，且作为一种“预防措施”，PSUC 的办公大楼也被占领。在第一天晚上没有开火，而到第二天之前，工人将路障深入设置到郊区。
双方谈判在进行，在电话局的控制方面毫无结果。工人被命令退出路障，并不幸的照做了。5月6日，星期四，电话局大楼被清空而被PSUC占领。同一天，PSCU控制了以前被CNT-AIT控制的铁路。情况在整个加泰罗尼亚都是如此。
星期五，5000个突击卫队从巴伦西亚来到加泰罗尼亚。随之而来的是对工人的残酷镇压。5月有500人死亡，1,100人受伤。在接下来几个星期的“大清理”行动中，数几百人被杀害。5月之后，随着国家不断颁布的打击革命委员会的法令，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的爆发了。 作为革命中坚力量的加泰罗尼亚工人，在运动中遭到了重创。
杜鲁提之友
“杜鲁提之友”是当时反对CNT-AIT的通敌行为（collaborationism）的一种表达方式。不仅是在他们的报纸《人民的朋友》，还是在CNT-AIT，甚至是UGT、POUM以及出版的无数地方刊物中，都能听到这种反对的声音。但是，当这些反对的声音足够清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虽然杜鲁提之友了解必须重组群众来反对CNT-AIT的领导，他们却没有取得足够的时间赢得群众的支持。
到此为止，我们看到革命少数派意识到他们必须自己组织起来，对革命进行思想和精神上的领导，也意识到革命中犯了什么错误，还需要如何努力。杜鲁提之友明确的表明，他们并不标榜自己为“无所不知的领导人”。
西班牙革命没有否定安那其主义。如果它有否定任何东西，那一定是斯大林主义和苏联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而随后在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的运动也带给我们同样的启示：斯大林主义运动离真正的社会主义分子会做的事情还差得远。
另一方面，安那其主义分子投身到反法西斯和反对其根源资本主义的运动中。不幸的是，由于革命的不彻底性，遭到了CNT-AIT领导人的遏制。他们的行为着重展示了权力对于那些即便已宣布信仰安那其主义的人的影响。西班牙革命为安那其主义分子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证明了仅有工会联盟是不够的，还需要政治安那其主义以及一个安那其主义的政治组织。 我们必须了解，国家和政治力量不会“灭亡”它必须被粉碎。
总的说来，西班牙革命证明了，一旦给予合适的环境，普通人也能展示出强大的力量。下次有人说工人对于承担社会管理的重任来说太过愚昧时，跟他们谈谈西班牙，让他们知道工人和农民（大多数是文盲）在革命中的贡献，告诉他们安那其的实现是可能的。
http://cnt-ait.info/category/inter/ch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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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罗那之夏——被遗忘的无产者革命
历史记住的总是胜利者，但有些被历史偶然的波浪淹没的故事，比如一些伟大的实验，是值得我们记住的。Ealhalm在《无政府主义与城市：巴塞罗那的革命与反革命，1898-1937》记录的正是这样一段历史。
原发表于《破土》2015年5月，作者：灰中。
此文涉及的书《Anarchism and the City》的旧版本可以在Libcom网上免费阅读：《Class, culture and conflict in Barcelona, 1898-1937》
历史记住的总是胜利者，但有些被历史偶然的波浪淹没的故事，比如一些伟大的实验，是值得我们记住的。Ealhalm在《无政府主义与城市：巴塞罗那的革命与反革命，1898-1937》（Anarchism and the C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Barcelona, 1898-1937）记录的正是这样一段历史。
有多少人知道，西班牙是第一个工人争取到8小时工作制的国家、曾经有过大规模的农村集体化、曾经有过底层革命委会管理的城市？《无政府主义与城市》是对西班牙20世纪初底层革命一个重要角落的深入研究。当年的巴塞罗那是西班牙的工业首都，这里的集中贫民区孵化了一场激烈的底层运动，一个西班牙工人运动的亮点。今天我们忘记了西班牙的革命，是因为在1939年，这场无产阶级革命挤在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对法西斯派的支持，以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左派的恐惧和“不干涉政策”之间，最终败给了法西斯主义。法国的巴黎公社最终虽然也失败了，但我们今天仍然记得它，因为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运动都会以它为先例。而巴塞罗那革命和巴黎公社不一样的是，这场工人革命不属于共产党的传统，而是属于当年全球同样活跃，但最终声势渐弱的无政府主义。
虽然西班牙和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革命在独裁政府的战时镇压下，以失败告终，西班牙也因此进入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恐怖统治时期。但它40多年的斗争和短暂的胜利，是一场轰轰烈烈、真正从底层改变了社会制度的运动。而因为它是一场非先锋党领导的革命、一个坚持反对等级制度以及集中权力的革命，它可以给我们提供对组织化的另类想象。据Ealhalm分析，巴塞罗那的非集中化组织力量，很大程度上来自它与工人社区生活的高度结合。它成功地融合，并且塑造了无产阶级文化，把这种文化组织成了一个具有独立主权的力量。
无政府主义思想在19世纪末传入巴塞罗那。当时的贫民区里成立了许多无政府主义“亲和小组”：这是一种由4到20个思想契合的人组织起来，一起做事的小团体。后来，无政府主义者看到这种组织模式的局限，部分人开始醉心于法国的无政府工团主义思想。这种思想结合了阶级分析和无政府主义的理想与价值，认为革命的重点是工厂里的组织。一个成立于1910年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后来成为了西班牙30年无产阶级斗争的主要组织架构：巴塞罗那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人团结工会”（Solidaridad Obrera）联合了其他地区思想一致的工会，成立西班牙的全国劳动联盟（Confederacion National del Trabajo，即CNT）。虽然无政府工团主义的CNT视工厂里的组织为革命的重点，但它们和工人全体工会（Union General de Trabajadores，即UGT）等社会主义组织的区别，仍然是它们在工厂以外的组织：那些牢牢扎根在无产阶级生活中的贫民区社区组织。
CNT崛起的时候，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社区是工人们离工厂很近、离上流社会很远的集中生活之所。巴塞罗那的街头和酒馆都成了公共客厅，是工人们下班后聚集、社交的地方。而保留着西班牙农村共享传统的贫民区里则培育了一种互助文化：邻居们经常组织互相照顾孩子，让大家安心出门工作；给生病的工人捐钱等自发互助也很常见。CNT在这种有机无产阶级文化的基础上成立了组织。比如，它把工人的互助习惯发展成合作社以及罢工援助机制，同时利用工人群体对害群之马的自然排外行为，来处置罢工中的工贼、反动派和法西斯主义者。CNT把无产阶级已有的文化、习惯与理论及组织架构有机结合。它依靠工人的文化强化了自己的组织，也通过自己的组织强化了工人已有的文化。它这样介入社区，不仅是一种工作场所的生活与文化，更为它未来的影响力和组织力打下了基础。
无政府主义者介入无产阶级社区，是从建立“阿特尼”学校开始的。这些学校贯彻无政府主义的平等教育理念，满足了贫民区里紧迫的教育需求。他们白天教小孩子，晚上教工人。他们还有自己的图书馆，既是贫民区重要的文化中心和聚集地，也是工人自己的思考和讨论空间。在很多贫民区里，阿特尼是唯一的教育机构，面临很强大的需求。1877年到1914年，巴塞罗那成立了75家阿特尼。阿特尼一般是工人们自己筹钱建的，它们展现了工人们的集体力量，成为了贫民的骄傲；也成为了工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在贫民区里的实际空间。
除了能在无产阶级生活中创造实际空间，无政府主义者社区组织的另外一个长处是，他们纳入了无产阶级的各色人等，而不仅是以男性为主的工厂工人。与只关注工人（而经常只是技术工）的UGT不一样，CNT还关注女性、街头青年帮派和失业者。CNT的积极分子会给街头青年帮派做组织工作，把他们的违法行为视为争取“生活权利”的合理行为。CNT组织者还为失业者组织了求职团队，一起找工作，用它们的集体力量威胁老板提供岗位。同时，他们还组织了贫民区的集体消费。这方面的组织并没有按照工作场所区分工人，反而牵涉到了全体无产阶级的利益。一战期间，CNT组织了一个减价运动以抵抗战时的通胀。1918年，他们还组织了一个强大的租客会，要求减房租五成。1922年，这个租客会在巴塞罗那发动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罢租。消费合作社当时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社区项目：无政府主义者在工人当中筹钱，成立小合作社店铺，并通过集体消费的力量，让工人在这里买到便宜的食物。这些社区组织是赋权女性参与和领导CNT 工作的一个重要切入点。虽然女性相对较少参与CNT的工厂组织，但她们在减价减租运动中做了前线。无政府主义者的社区组织扩大了她们的组织范围，同时建立了能支持CNT工厂组织的社区网络。这种行动也实现了她们掌握自己生活空间的赋权，强化了她们的信心。
无政府主义者组织无产阶级日常生活后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熬过了Primo de Rivera的军政独裁。在1923至1931的八年军政独裁期间，好多无政府主义者把精力转移到阿特尼教育以及建立消费合作社的工作之上。他们也躲到社区酒馆等非政治性社会空间里，通过它们熟悉的社区空间，在地下继续他们的组织工作。虽然在独裁政府治下，无政府主义者很难公开行动，但他们八年的文化和教育工作为随后激进又团结的行动做了铺垫。CNT的组织者虽然人数不多，但在社区里的影响很深。很多后来参与工厂组织与民兵的年轻人是在阿特尼里长大的，甚至“所知道的一切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者学的”。无政府主义与工人社区生活这种深度结合，为已有的互助习俗加上了无政府主义合作、反等级以及反资本主义的理念。同时，它通过给这些传统赋予组织性，强化了这种传统。
1931年，共和主义者击溃军政独裁，这时的CNT已经发展了巴塞罗那58%的无产阶级。但CNT二十多年的组织成果不仅体现会员数量的增加，而且体现在它直接违反CNT全国领导指示的自组织行动。共和主义者能获得胜利，是因为有CNT的支持。CNT的领导们希望打倒独裁制度，所以对新的政府抱有很大期望，盼望与之保持合作。工人们也同时看到新政府治下的新希望，于是利用这个机会来反抗他们的雇主，这一系列的激烈行动就是历史上的“1931年热夏”。随着罢工越来越频繁，CNT的领导层开始担心他们与共和政府的关系，从而劝工人复工，甚至跟政府合作，叫停罢工。他们责怪其基层领导组织和领导罢工。但尽管如此，热夏罢工却没有停止。基层工会持续活跃着，CNT会员也在不断增加。CNT二十年来建立的反等级、反压迫、直接行动文化以及密集社会网络，没有让工人们唯领导马首是瞻，反而使其基层组织免受CNT 领导层退步之扰。
1937年7月，当军队的法西斯分子试图推翻共和政府，CNT再次显示了它的组织动员力，也宣告了它培育多年的无产阶级力量与其正式组织独立。当强大的军队开进巴塞罗那，是CNT呼叫工人们到工会中心，协助势单力薄的共和国警队保护巴塞罗那。第二天，CNT的成员成了击败军队的主要力量。他们利用自己对城市的深度了解，策略性地拖垮了军队。最终军队溃不成军，缴械上千。胜利后，CNT是有机会统治巴塞罗那的，但由于他们反统治的理念，还有自己没有对此情此景做好思想准备，所以没有成立任何革命机构巩固他们的胜利。同时，共和国政府看到了CNT 的力量，邀请他们加入政府，在内战期间共同管理巴塞罗那。CNT的领导们同意了这个安排，加入共和政府，希望一起抵抗法西斯主义者。可刚获得胜利的CNT基层成员却有自己的想法。
在CNT领导开始参与议会政治的同时，巴塞罗那的无产阶级发起了自己的街头革命：成立革命委会管理城市的食物供应及其他基础设施；占领了教堂和有钱人的豪华住宅，改装为学校、医院、集体饭堂以及给穷人的免费住宿。在CNT领导们呼吁工人复工时，工人们反而开始占领工厂，把工厂集体化，逼老板们干活，以及执行平等报酬制度。在部分厂里，工人们还为自己建立了幼儿园和图书馆等福利。革命的首5个月，巴塞罗那两万名孩子已经开始在新学校上学。而由豪华住宅改造的医疗中心，让巴塞罗那的老百姓有机会享受医疗服务。这次草根革命也是无政府主义者，特别是CNT的组织者，在工人社区里多年组织的成果。生活在无政府主义影响下的社区文化中，工人利用了他们在这种组织与文化下积累的人脉和组织力，按照无政府主义的理念，从下而上重组了他们的城市。
最后，Ealhalm让我们反思巴塞罗那革命失败的原因，其中包括CNT对接管政权缺乏准备，也有CNT领导背叛自己的群众，使得持续革命的基层要重新建立一个全市全国协调机制。CNT失败的原因很复杂，而且要放在当时内战的背景下讨论。但虽然它失败了，却不能否认它的成就（尤其是组织方面）。虽然它协调了一个广泛的全国运动，但CNT 一直坚持无政府主义反集中化的价值观，强调其成员工会和个人成员的独立性。它极度反对等级制度与官僚，甚至反对成立罢工基金（因需要管理），而选择靠互惠支持他们的罢工。CNT当然也没有完全避免集中化或等级制度，但它的赋权、反等级理念，通过多年的教育工作，充分渗透到工人文化，成为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西班牙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运动有很多不足，这突出表现在1937年，它无法保护走到半程的革命。但它对教育和无产阶级文化的重视，给工人赋予了政治意识；它的直接行动、不等上级的理念创造了一个活跃的革命运动。这个运动在危机的时刻展现了强大的自组织能力，违反了所谓的领导要求，对资产阶级进行猛烈攻击，最终按照平等、集体化的理念改造了一个城市。这个运动不仅强大，而且较之许多以往的运动，它更成功地实现了直接民主。通过讲述这场革命的故事，Ealhalm带领我们思考，一场真正革命性的运动需要什么社会文化基础，才能不仅仅服从一个中央权力的命令，还有能力自组织，按照自己的意识参与革命事业。同时让我们看到一场革命领导力不集中，却反而更普及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