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巴特金说“停战罢” 　译者志 : 　这篇文章是登在英国无政府共产党机关报《自由》月刊的，由英国赴俄视察团员Margaret Bofeld女士在莫斯科地方会见克氏。托他把这篇文章带回英国，忠告英国工人，停止攻击俄国并批评俄国苏维埃制度，很有趣味。我们也可以拿来做研究俄国新制度的一种材料。震瀛 译 俄国 德美脱洛夫，1919年4月28日 　　有许多人质问我，为什么没有一点消息给西方的工人。这是很对，因为俄罗斯的现状，有许多讨论的地方。这种消息太多了。但我只能够说些大略。　　头一件是文明国的工人及他们各界的朋友应该劝导本国的政府，不要拿武力来攻击俄国的事情。不管是光明的还是秘密的，不管是形式的还是实际的。　　现在的俄国革命，其重要有类于英国一六三九年至一六四八年的革命，及法国一七八九年至一七九四年的革命。各国不应该再有卑劣的行为，如从前英，俄，普，奥，之干涉法国大革命。　　还有一层，要明白俄国革命的真相，是实验建筑一个新社会;工人的实地试验及科学知识，联合起来，所出产的物件，全归社会公共享用，这次革命，不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乃是实在有经验的。自从欧文R.Owen、圣西门SL Sinon、福利耶（今译作傅立叶）Fourier一世纪以来，共产党与社会党的传播，功效卓著，虽然是一个新社会由于一部分狄克推多制度 Dictatowship的指导，多归于失败，但不能不承认这次革命是介绍一种新思潮，改造我们日常的生活，有尊重劳动的新思想，明白劳动在社会上的真价值，及平民应尽的义务。　　所以不独工人应该阻止俄国这次革命的仇敌，并且各文明国的先进，也要有同一的行动。不是对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政府，不应该有所限制。但各国的武力侵犯，反足以增加这种狄克推多的势力，并消灭许多俄国人离政府而独立的，要改造俄国社会新生活的志趣。　　因为战争越剧烈，狄克推多的罪恶越增加。这是自然的道理。因为他们借口外国的侵犯，不得不增加战争的程度。并采用中央政府集权制，弄到全国社会普通的活动，都要停止。因为外力的侵犯，弄到共产主义的国家，产生许多罪恶。人民的生活，还是困难得很。更有不利的地方，就是协约国若还继续攻击俄国，俄民对于西方各国，必发生大大的恶感，将来世界又发生战争，敌国必用为借口。现在这种恶感，已经发生了。　　欧西各国，简直要直接联络俄国的和好。这种进行，我们工人及先觉应该有正当的主张。　　我们还要讲讲这件事的大略。恢复欧、美各国与俄国的友谊，不是像从前俄国沙要居于头等国，而驾驭大多数的小邦。俄罗斯王国已死了，决不能复生。将来各省的联合，成为一大团体。从前的属地，都应该像本国一样。各有各的自治，如芬兰、波尔忒各省，及西伯利亚等处，不必为一中央统属，因为这种制度现在已不适用了。将来俄国采用地方自治制度，联合起来，便成一大团体。人类学的关系和经济生活，比前不同。我以为欧西各国，应该承认俄国各部分地方自治，像从前一样，不要有什么歧视。　　我个人对于这个问题，还要多几句话，我希望这个大团体，将来变为许多自由市府和新共产村。我更希望欧西各国也有同一的趋势。　　以现在的经济和政治的状况而论，俄国的革命，是英法两国前次革命的接续，——俄国现在要继续法国未竞之成功，必能够实验所谓经济的真正平等（eqaliti de fait）。不幸这种进行，在于一部分极端狄克推多制度的社会民主的马克斯（今译马克思）派;实行中央集权制。我不妨明白宣布，据我的意见以为成立一个共产的共和国，拿极端中央集权的国家共产主义，是一部分狄克推多制的强权，结果必至于失败。我们知道在俄国为什么共产主义不能实行，就因为这个缘故。虽然是平民苦于旧政府的专制，而心悦诚服任由新执政者来自由设施。　　劳农议会的苏维埃主义实酝酿于一九零五年的革命，而实验于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俄国帝政推翻，劳农议会来管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的生活，这种理想是非常高尚。议会是完全由劳农自己管理，因为国家的生产，是由他们自己力量搏得来的。　　但国家依然是由一派人的狄克推多制度管理，劳农议会便失了本来的价值。比较从前的议会制度，由于国王指使的差不多。国内的出版界不能自由，劳农议会也不能自由独立，都因为这两年来借口于战争，才有这种现象。并且议会的选举，预先也不能自由独立，不过由于一派人的压制。虽然是借口于战胜旧势力，狄克推多制所以少不可。但是这种制度便是一个大缺点，革命以后，产生新社会的新经济现象，但于新建设方面，必受大大的打击。　　推翻旧政府，而代以新的，不管是古还是今，历史上都是如此。但当着发生一种新生活的时候，如输运，生产各事，还没有一个正当的模范，若是人民的生活依然是由政府各部来供给，是不中用的，不过是社会的赘疣，如法国的分部政治，现在俄国的情形也相等。这是你们西方工人要注意的地方，不要步他的后尘。你这要知道社会改造的功业，便应该派人来这里视察社会革命的实行方法。　　社会革命大部分的地方，不能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建设，虽然指导的功效，比社会党或无政府党的小册子实用一点，还要有那些知识来产生经济问题的正当观念。若要推翻合作制度，而信任狄克推多制度，便是推翻独立的职工组合及协助制度，变为分部的政治，这是俄国现在的趋势。但这不是革命的好现象，恐怕许多工业还不能实现。所以我不能不忠诚来告诉你们，不要像这样的进行。欧西各国希望俄国依然是有不好的现象，弄到俄国不能生产，然后由他们可以输入制造品到俄国来吸收俄国的经济。欧美的工人和有识的人也知道各国想拿武力来压制俄国。但这种革命可以传播到欧美各国，你们也可以欢迎他，成为世界上一个很好的国际同志。也要知道俄国现象的进步，便是世界各工人的利益咧。　　还有几句话要讲的，是前次战争，在文明世界中发生一种新生活。社会主义当然有很大的进步。新自由独立的生活，当然发生，而根据于地方自治及社会改造的原理，不管是用和平手段，还是革命运动，各国的趋势，必不能免改造的工夫了。　　但这种改造的功效，要靠着各国广义的协助实行。因为各国劳动界的协助要密切联络，国际劳动大同盟也应该恢复。但第二次的大会是由一派人管理，第三次也是如此，虽然他们有很充分的理由，但不能联络全世界的职工组合为一大团体。他们是生产世界富源的人物，应该联合世界的自由生产，而推翻现在资本的奴隶制度。 来源：《新青年》第六卷第三号 该怎么办？ 　　该附录由闲汉根据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kropotkin-peter/1910s/19_04_28.htm补录 　　我们所经历的革命是一个总和，这不是单独的个人努力的结果，而是一种独立于人的意志的自然现象，一种类似于台风的自然现象，比如在东亚海岸突然刮起的台风。　　有成千上万的原因，在这些原因中，单独的个人甚至党派的工作只是一粒沙子，是微小的局部旋风之一，它们促成了这个伟大的自然现象，这个伟大的灾难，它将更新，或者毁灭；或者也许既毁灭又更新。　　我们所有人都准备了这场不可避免的大变局。但是，它也是由以前的1793年、1848—1871年的所有革命所准备的；由雅各宾派、社会主义者的所有著作所准备的；由科学、工业、艺术的所有成就所准备的，等等。一句话，千百万个自然原因的贡献，就像千百万个空气或水的粒子的运动引起突如其来的风暴，使数百艘船沉没或摧毁成千上万的房屋一样——就像地震中大地的颤动是由千千万万个小震颤和独立粒子的预备运动引起的一样。　　一般说来，人们对事件的看法并不具体、扎实。他们更多的是用文字而不是用清晰想象的图画来思考，他们完全不知道什么是革命，——不知道那些千千万万的原因去赋予它现在的形式，——因此，他们倾向于夸大他们的个性以及他们、他们的朋友和共同思想者在这场巨大的动荡中所采取的那种态度在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当然，他们也绝对不能理解，在这场由动乱所引发的几十万种力量组成的漩涡中，任何个人，无论他的智慧和经验怎么样，都是多么无力。　　他们不明白，一旦这样一个巨大的自然现象开始了，比如地震，或者说，比如台风，单独的个人是无力对事件的发展施加任何影响的。一方或许可以做一些事情，——远不如通常所想的那样，——在迎面而来的波浪的表面，它的影响或许可能会被非常轻微地注意到。但是，没有形成相当大的群体的独立的小集合无疑是无力的——它们的权力肯定是零的。　　我这个无政府主义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现了自己的处境。但是，即使是目前在俄国人数多得多的政党也处于非常类似的地位。　　我甚至要走得更远；执政党本身也处于某种地位。它不再执政，它被它帮助创造的、但现在已经比党本身强大一千倍的潮流牵着走……　　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根本不是沿着我们为它准备的那些方式推进的，而是我们没有时间做充分的准备。现在要做什么呢？　　阻止革命？荒唐！　　太迟了。革命会以它自己的方式，朝着阻力最小的方向前进，而不会对我们的努力给予任何关注。　　此时此刻，俄国革命正处于以下状态：它正在制造恐怖。它正在毁灭整个国家。在它疯狂的愤怒中，它正在毁灭人类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它是一场革命，而不是和平的进步，因为它在破坏，而不考虑它破坏的是什么，以及它要去哪里。　　而我们目前无力将它引导到另一个渠道，直到将它自己发挥出来。它一定会耗尽自己的力量。　　然后呢？然后……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个反动。这就是历史的规律，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不能不这样。人们想象，我们可以改变革命的发展形式。这是一种幼稚的幻想。革命是这样一种力量，它的发展是无法改变的。而反动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就像每一次波浪过后，水里的空洞是不可避免的，就像人在一段时间的狂热活动后，虚弱是不可避免的。　　因此，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们的精力去减轻迎面而来的反应的愤怒和力量。　　但我们的努力能包括什么呢？　　要改变激情——一方的激情和另一方的激情？谁会听我们的话呢？即使有这样的外交家可以在这个角色上做任何事，但他们登场的时机还没有到来；无论是一方还是另一方都还不愿意听他们的话。我认为有一点，我们必须把那些在革命结束后能够在每一个党内从事建设性工作的人聚集起来。 感谢 闲汉 收集整理

（1920年12月21日）项国兰 译 岑鼎山 校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2全宗，第2目录，第478卷宗，第1—4张背面。　　按彼·阿·克鲁泡特金信的原信刊印。　　在原信上有列宁的批注，“存档”；“克鲁泡特金的信，1920年12月”，另有着重标记。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俄罗斯《半人半马》杂志1993年第1期。中译文来自《列宁研究》第4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消息报》和《真理报》[1]登载声明称，苏维埃政权决定把萨文柯夫[2]和切尔诺夫[3]这一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4]的白卫分子及弗兰格尔的军官扣为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遭谋害，——就把这些人质“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同志，让他们相信，采取这种措施就是回到了中世纪和宗教战争最坏的时期，他们不配做者手按共产主义原则建设未来社会的人，珍惜共产主义未来的人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　　难道谁也没有解释过什么是人质吗？　　人质被投进监狱——并不是因某种罪行而受到惩罚。扣留人质是为了用他的死来威胁自己的对手。“你杀死我们一个，我们就杀死你们一个！”这岂不等于每天早晨把人押往刑场，然后再送回监狱并对他说：“等着吧！今天不执行啦！”　　难道你们的同志不懂得这就等于对人质及其亲属恢复用刑吗？　　但愿谁也不会对我说，掌权的人活在世上也不快活。现在甚至有这样的国王，他们认为侵害国王的生命就是“他们这个行当的特点”。　　而革命者们——路易莎·米歇尔[5]就这样做了——在法庭上挺身为谋害革命者生命的人辩护，或者对他不予追究，如马拉捷斯塔[6]和沃尔特里纳·戴克莱尔[7]所做的那样。　　连国王和神父都拒不采取扣留人质这种野蛮的自卫方法。新生活的宣传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怎么能采用这种武器来防御敌人呢？　　这岂不是会被人看作一种征兆，即你们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成功，你们想保全的已不是你们所珍视的生活建设，而只是你们自己？　　难道你们的同志没有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不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是在为未来而工作，因此，你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采取和动物的恐惧十分相似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事业。正是过去革命者的类似行为使新的共产主义的尝试变得如此艰难。　　我坚信，你们当中的优秀者珍惜共产主义的未来胜过自己的生命。对这种未来的向往一定会迫使你们摒弃这类措施。　　十月革命尽管有种种大的缺陷（正如您知道的，这些缺陷我看得很清楚），但它使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证明，社会革命不可能像当初西欧人们开始设想的那样，它纵然有种种缺陷，但还是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复旧尝试无法逆转的进展。　　为什么要把革命推上一条将毁掉革命的道路呢？毁掉革命的将是那些代表旧制度残余和滥用吞噬一切的无限权力陈腐的遗风。而决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固有的缺陷。 彼·克鲁泡特金1920年12月21日于德米特洛夫（莫斯科省） 注释： [1] 指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1版刊登的关于人质的声明（政府通告）。 [2]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该党“战斗组织”的预导人之一。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任陆军部副部长，后为彼得格勒军事总督。1917年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划反革命叛乱和反苏维埃的防谋。著有一些小说（笔名А·罗普申）和回忆录。据官方材料自杀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 [3] 切尔诺夫，维·米•（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17年5—8月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曾任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解散后，移居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4] 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1918—1920年间反对苏维埃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城市都设有分部，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 [5] 米歇尔·路易莎（1830—1905）——法国女诗人。著有许多诗歌、浪漫诗、剧本。1871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6] 马拉捷斯塔·恩里科（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参加过多次革命发动。否定阶级斗争理论。 [7] 尚未查明此人身份。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

彼·克鲁泡特金为首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于19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就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几个报告曾刊载在克鲁泡特金主编的《面包和自由》小报上，后汇编成《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克鲁泡特金题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报告，对于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译者注 　宋洪训 译自彼·克鲁泡特金编《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1907年伦敦俄文版第3—25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2辑 1906年10月 代表大会的结论〔俄〕彼·克鲁泡特金 一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我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始终记住这个最终目的，并在评价目前发生的事变时遵循这个目的。　　俄国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以导致召开议会的街头暴动的形式，而是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革命将延续数年，彻底推翻旧制度，深刻改变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把这场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即一个时期是取得代议政体，另一个时期是取得经济改革，我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坚信，只有人民本身通过革命手段才能从革命中得到经济领域中的东西。“革命”立宪会议本身将只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一种勾结，将只能在纸面上确认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的东西。　　然而，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反对国家的斗争，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各族人民生活中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国家，显然也不能不反对它的最坏的表现形式——代表最强大的和最牢固的国家形式的专制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堡垒，使人民贫困和受精神奴役的富人和权势者的最可怕的工具。　　正是在目前，我们反对俄国专制国家的斗争越有力，人民（从而也是我们）参加推翻现时专制制度爪牙政权的斗争越广泛，在专制制度废墟上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压迫的新形式就会越软弱。如果专制制度让位给全俄议会，那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专制制度的行动越有力，他们参加建立国家生活的新的地方形式的范围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议会中的权力就会越小，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就会越容易。　　在杜马中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决不是反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杜马拥护者。我们的事业是把由人民夺取为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工厂、铁路等）的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并同人民一起为反对立法者企图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制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而斗争。　　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以便使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加前进一步。 二 关于掠夺和剥夺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所谓 »剥夺 »，即私人 »剥夺 »和集体 »剥夺 »的问题，并准备以报告和结论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表明，必须将 »剥夺 »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收归公有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的行为——哪怕它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力争由俄国人民剥夺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同时，决不应该事先缩小这个伟大思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表明，把掠夺钱财——哪怕是严格地用于革命事业——列入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广泛推行，这对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们完全承认战斗时期的各种必要性，但是我们希望表明，掠夺行为的频繁发生往往会使部队道德沦丧，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敌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希望提醒一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在牢记整体利益的极端派革命政党周围曾经出现许多追求个人发财的人，以至于舆论界最后分辨不清前者与后者。自然，这种情况起先被温和的政党，后来被反动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发动劳动人民的舆论来反对极端派政党，并加以扼杀，从而完全扼杀革命。　　我们希望阐述一下我们的这些或那些见解。　　不过在最近两三周以来，俄国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转折。沙皇政府实施了战地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残酷无情地处决一切革命者，特别疯狂地对付那些在从事掠夺时被抓住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为同情掠夺的人。　　死刑随时随地都在执行，监狱中无数人被绞死，甚至对于青年，不经任何审判和审理，就因掠夺而处死。革命者每日每时都在英勇地牺牲，他们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现在没有可能来平静地分析，剥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对于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合适。当政府对掠夺行为疯狂地进行袭击并不经审判就加以处决，而政府本身同时公然地通过黑帮在街头进行抢劫、掠夺和暗杀的时候；当政府各部在彼得宫的赞同下在各部对犹太人进行蹂躏和抢劫，而被黑帮杀害的人甚至手无寸铁进行自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分析是毫不中用的。政府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本身就把所有人推向普遍掠夺行为，并事先为任何暴力行动提供了辩护理由。　　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革命的主要的伟大的任务。　　显然，当专制帝王宝座周围的官吏们同俄国人民之间发生殊死决战的时候，当俄国的统治者们不惜采取象不经审判就处死青年、在街头杀戮妇婴、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抢劫等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谈论道德准则的。　　但是，革命的主要的、万能的、无往不胜的力量毕竟不在于它的物质资料。从物质上讲，任何革命都比国家软弱，因为任何革命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道义上的伟大，在于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所遵循的目标的伟大，在于它得到群众的同情，在于它对千百万人们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它的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完全有赖于它所贯彻的原则。　　没有这种道义的力量，任何革命都永远不可能进行。不管斗争的暂时条件如何，我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力量。　　只有当我们牢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如同俄国的农民到处所做的那样，革命的目的不是将财富从一些私人手里转到另一些私人手里，面是从私人手里转到社会手里，转到人民群众手里，我们才能保持革命的这种道义力量。　　我们在力求达到这一崇高社会目标的同时，首先应当记住，这个目标是不能孤立地达到的，为此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十分珍惜俄国革命者在俄国人民面前迄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 三 关于个人反抗和集体反抗的行动 　　在我们的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对现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个人反抗或集体反抗的必要性，这些反抗被称为恐怖行动。在非革命的时期，这些行动常常是社会觉醒的标志，可以激起群众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为社会事业服务的个人英雄行为提供范例，从而唤醒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同时，它们也破坏着对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压迫者的威力的信仰。在革命时期，它们则成为普遍现象，而并非仅仅是英勇的个人对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时候，任何革命者，甚至不一定是有信念的革命者，都会同情这类行动。但是，估计到这种普遍情况，必须提醒，每一个恐怖行动的意义是以它的后果和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的。　　上述意见是衡量何种恐怖行动将有助于革命或者何种恐怖行动将白白地牺牲生命和耗费力量的尺度。生活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使这类恐怖行动不用作冗长的解释，也不用提出复杂的理由就能为每个人所理解。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无论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当地居民中的），当人们一听到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消息时，用不着革命刊物的帮助，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们的过去，这样的恐怖行动是完全令人理解的。假如为了理解某项恐怖行动，对群众，不是对革命者，必须进行一系列伤透脑筋的工作，那么它的影响将等于零，或者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反抗行动在群众的眼里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暗杀行为。　　把恐怖行动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分为集中的和“分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人为的。我们同样地既反对经济的压迫，也反对政治的压迫；既反对中央政府的压迫，也反对地方当局的压迫。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恐怖行动是某个个人或者协助他的一些同志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因此，集中的恐怖行动，即由当事人扮演执行别人决议的角色，是同我们的概念背道面驰的。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出于党的纪律去阻止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同样也不可能邀请他们去为不是由他们决定从事的活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同一些政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而只认为它是被激怒的良心的完全自然的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鼓动的作用，有助于激发人民中间的这种愤慨感情。 四 关于组织问题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诚如他们西欧的同志们一样，否定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政党所固有的任何形式的教阶制（等级制）组织，并力图在自己队伍内实行另一种类型的、建立在独立的集团彼此之间自由协议基础上的组织。　　每一个集团内部全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类组织得以巩固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和大村镇，有几个人数不多的集团结成联邦要比只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更为有利。　　甚至在个别一些集团承担某些专门义务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也都不应成为委员会，因为它们作出的决议对于其他集团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好不通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总是力图成为并常常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验证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最好的联系可以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的特别会议来取得，而这样的会议可以由各集团为了某种专门目的面派遣的同志们来召开，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否决。　　这种组织方式将能比通常的教阶制组织方式更好地防止党内的分裂，多年的经验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同，在人数众多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行动一致。尽管缺乏党的纪律和强制，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妨碍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议，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最宝贵的特点，即个人首倡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服从中央政权的等级制组织当中，协议通常只是表面的，“纪律”被多年的内部分歧所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不同的派别使得彼此的活动摊痪，而这种早已过时的和理应清除的东西人为地被纪律所维护着，并使党窒息。 五 关于工人联合会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工人组织。西欧的经验表明，这个问题是值得十分严肃地对待的。　　目前，在全世界工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政党以外，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工人的国际性的庞大组织。换句话说，工人们试图恢复六十年代那种形式的国际，即在企图把国际变成为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倾轧使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瘫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形式的国际。　　工人们懂得，在革命到来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他们也懂得，包括该劳动部门的所有工人的国际性的强大的工会，乃是未来制度赖以建立的骨干。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联合会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同资本进行公开斗争和构成未来制度的天然的机构，即为了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而必要的自在的机构。在这方面，在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欧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中迅速传播的我们对总罢工的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　　我们在去年10月可以充分地看到总罢工对俄国的意义，那时甚至不相信总罢工的人也不得不相信它的革命威力。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人联合会将会更加需要。随着杜马的召开，许多革命力量转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工人联合会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它们将完全可以信赖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便不让一些政党所利用，并向它们传播革命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一股能够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剥夺行动的力量。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是参加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呢，还是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工人联合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希望以俄国地方工作人员的成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不过我们认为，凡有可能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使它能够和同一劳动部门的其他联合会结成联邦关系。在存在无党派性质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其中。 六 关于总罢工 　　近年来，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始终不渝地指出，总罢工是正确进行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手段，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罢工确实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而在俄国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时刻，它完全可能同心协力地来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罢工就是在将来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斗争手段。　　然而，考虑到去冬的经验，我们应该牢记，总罢工不是那种可以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旨意而采取的手段，也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多数工人代表的一纸决议而发动的手段。更不用说总罢工会给工人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仅仅根据这一点，工人们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采取它，总之，只有当罢工是出于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时，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由并非很大多数的代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一般说是不好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想要把总罢工强加于工人们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惨痛的损失、失败和失望，——如果相当多数的工人群众在一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总罢工的必要性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总罢工是很好的斗争手段，但是它还不能使采取这种手段的人民避免同统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我们再一次地强调总罢工的全部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也不能忽视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及时地利用总罢工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在事变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立即着手对土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剥夺，哪怕是在个别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和城市里。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在《面包和自由》第十四期上，我们刊载了1904年12月召开的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志们对在俄国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扼要地指出了建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以来，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国内的整个生活，并将对今后的全部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革命已经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波兰、高加索等地，而我们已经有了将近两年的革命生活的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在恢复一度停刊的《面包和自由》，并着手出版《面包和自由》的小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一些同志集合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年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们当时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从专制制度向十九世纪时整个欧洲所形成的、俄国当时已经开始谈论的那种代议政体的过渡，并没有通过象1848年德意志各邦所实现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献所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们所期望的那种途径来实现。在我们这里，这个过渡是通过象英国1648—1688年、法国1789—1794年那样的途径实行的，即通过延续数年并深刻改变现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民革命的途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途径实行的。　　俄国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要比1848年柏林工人得以满足的要求更加广泛得多。俄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并在这方面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农民提出要求土地的权利，不仅是1861年摆脱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取的土地的权利，而且是以往贵族和达官们通过掠夺的方式或沙皇政府的法律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全部土地的权利。　　因此，一旦人民开始投入战斗，企图事先限制俄国革命的纲领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　　此外，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快就赶过了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如果说专制政府作出了让步，那么这些让步是由于这样一些群众性的事件而被迫作出的，如1905年1月9日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在波兰发生的总罢工，10月的总罢工，城市中到处的骚动，以及自1904年秋起迄今广泛举行的农民起义；显然，如果农民要求上述土地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愤怒已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摆着的：在我国，变革不可能仅限于改变政体并以代议制杜马取代彼得宫。在我国，变革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而经济变革的实现不是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通过新的代议机构，而是通过起义的人民本身。　　生活本身证明，我们曾经是正确的，我们在两年前曾经说，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斗争分作两个连续的时期：一个是政治变革的时期，另一个是仿佛由俄国的议会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期。我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这个斗争，并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资本和国家。　　更有甚者。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俄国的饥荒和俄国亿万人民的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有可能在通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上前进，——而这是农民和工人本身通过革命的道路所要达到的。沙皇是不会恩赐自由的；议会也不会给予自由；自由必须由自己来争取。　　因此，劝说工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要求，劝说他们所有这些最好通过杜马来取得，或者让农民们相信，应当起来暴动以便得到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会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这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宣扬这种策略的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议会，即使在革命时期，都不会也不可能会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重大的经济改革。　　任何议会，任何杜马，任何立宪会议按其实质来说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任何革命措施。最革命的议会只可能确认人民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加以合法化。议会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把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做到的东西推广到（至多在纸面上）全国范围去。而且也常常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这样做，只是在地方上、在实际生活中，当人民已经实现变革的时候才加以推广。[2]　　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现时有利的情况下，在俄国实行的变革毕竟还不是社会革命。但是，它可能是有助于今后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步骤，如果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不彻底措施取得的话。　　如果俄国革命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方面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不会建立象十七世纪的英国和1848年的德国所建立的、多年来阻挠工农进一步解放的那种封建资产阶级国家的牢固而强大的政权。　　如果俄国农民能为自己争得土地以及个人的和村社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为一切愿意亲手耕种土地的人确立土地的权利并迫使杜马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俄国工人在今天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得有可能使个性得到发展，而不仅是缩减工作日，而且是确立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工业的条件，一一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在现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得更多一些——那么，无论俄国出现什么样的政体，它将不会得到象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第一或者促使普鲁士国王召开议会的柏林街头暴动以后俾斯麦所建立的那种政权。那时，俄国的议会将不是资产阶级的强大堡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只是过渡时期的死胎机构。[3] ※　　　　　※　　　　　※　　最近两年来的经验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忠实奴仆——国家，并代之以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个目的的最终实现还多么遥远。只有这个目的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革命时期我们自身的行动的可靠尺度。　　假如我们只是以经济纲领来限制自己的斗争，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将是极不明智的。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有害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它给国家提供了如此可怕的力量，所以为了反对它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一这样的斗争在我们俄国就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农奴制度得到它的支持，农民的俄罗斯由于它而被弄到可怕的贫困境地，由于它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欧洲各国的奴隶制度和经济屈辱地位也得到它的支持。专制制度的俄国曾是欧洲反对1848年人民革命的宪兵。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力地帮助扼杀1848年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和英国一起领导了反对1793年革命法国的同盟。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未来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然而我们不能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来等待新制度的到来。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国家，压迫各族人民的国家。因此，我们西欧和美洲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国家政权具有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土地、工业、贸易和交易所剥削者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经常与之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我们尤其必须反对俄国的国家政权，因为在俄国，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专制制度不仅是任何个性自由的敌人，而且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最可怕的形式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从外部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一种形式。　　总之，历史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理论家们划好的格子前进的。而如果说，在俄国替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代议政体，那么也还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俄国的代议机关将必定是拾取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牙慧。如果俄国人民目前能够砍掉资本主义和土地贵族的翅膀，那么它也就能够砍掉国家政权的翅膀。它决不可能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来建立封建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它也不能按照法兰西的方式来建立集权制的共和国。而如果俄国的人民起义能够砍掉集权政府的政权，并从它那里夺取在西欧被认为是内阁官吏们的财产的许多东西；如果俄国人民能够为自己争得在公杜、农民村杜、省和边区广泛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人民能够将管理经济、粮食、教育、交通、矿山等事宜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所有这些领域从彼得堡的官吏手中夺取过来），那么，俄罗斯国家，不管它在革命以后采取什么形式，就会具有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俄国人民往后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变得容易。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认为俄国必定要经过恰如德国人所取得的那种议会的时期。德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革命。它的宪法是由被1848年法国革命吓破了胆的君主们颁布即恩赐的：它不是革命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国，国家政权即官吏们的力量的大小，个人服从的程度，以及俄国所要争取的政治自由的多少，将取决于极端反国家主义政党的能力的大小。同时，资产阶级统治的牢固程度也取决于此。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把政治变革的全部事业交给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及其天然同盟者——幻想建立本党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那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而他们的无所作为将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十分接近的，而国家主义即官僚集权主义则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以致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但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并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一批理解这一工作的全部意义的人，特别是在目前集权主义者和各个阵营的官吏们正试图在腐朽的专制制度所失去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刻。　　我们在杜马中无事可做。我们不会加入统治者的阵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建立国家权力的事业上去。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杜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关系的形式而闪在一边袖手旁观，并不去关心它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自己的纲领。相反，在杜马召开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解释或许还不清楚的独立的要求和愿望，坚持这些要求和愿望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愿意参加杜马的人承认它们，而不管杜马分子如何来考虑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以下要求：　　土地（全部土地）归于亲手耕种土地的人民。不是象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村社所有。分配土地的事宜不是交给国家产业部（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是交给村社和村社联盟。　　工厂、矿山、铁路不是交给劳动部，而是交给在其中工作的、组成自由联合会的工人本身。　　邮政和通邮事业不是交给邮政经理，而是交给现时实际从事地方上全部邮政事务的人们。　　人民教育事业不是交给穿上新的服装的传教士，而是交给人民本身，交给农民和工人本身，交给为此而组成教育联合会的居民本身。　　其他问题也都应如此。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应当同人民站在一起，同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反对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企图。　　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问题上维护我们原则的行动越有力（特别是现在，在总破坏的时候），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工作就越多。革命为我们开辟了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鼓动的可能性。逃避这一义务将是可耻的。　　再说几句。　　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至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两年来，表现出了许多个人英雄行为的范例。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似乎我们以为，只要个别人大胆地向旧制度宣战，实行某些恐怖行动，从富人那里夺取钱财，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就会立即推翻旧制度，就会开始实行对财富的共产主义剥夺。然而，革命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如果不在群众当中进行认真的、预先的鼓动工作，那么群众（即使英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思考的话），也还是不会起来的。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可以大胆地说，要比从事暗杀的孤胆英雄的工作更加伟大。我们应该成为能够在革命地改造俄国整个生活的事业中有助于铺设新道路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一些个人英雄行为的功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俄国人民群众一起去发现1793年的无政府主义者[4]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即发现新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治联盟的新的形式，以奠定自由的、无国家的联邦生活的原则。　　法国在革命中走上了经济平等的道路。美国在1773年的革命中指出了联邦主义的道路。俄国目前面临的是进行同样的革命，同时铺设新的道路——同保证个性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邦主义。　　不管俄国革命将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新发展的萌芽应当在革命中奠定下来。而奠定新道路的任务落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否则，我们就会辜负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辜负我们党本身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当摆脱我们的孤立状态，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并随时随地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中间。 [1] 果说去年五一节法国没有实行总罢工，那只是由于欧洲的动荡局势。法国的工人们感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刻会爆发由英国唆使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2] 史上最革命的议会是法国于1792年9月巴黎人民占领了皇宫并把皇帝投入监狱后立即选出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于1793年6月和7月确认不通过赎买取消一切农奴主（封建主）权利，并将地主在过去二百二十五年中从农民村社手里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村社，而这是在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些措施以后，然而，为了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两项法律，国民议会中的革命人士不得不于1793年5月31日发动巴黎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在巴黎公社的支持下，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其他人士，即二百一十四名成员，其中三十四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处决，另外一百八十名被关进监狱。为了通过农民们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和实现的这样明显公正的决议，情况尚且如此。——彼·克鲁泡特金注 [3] 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尽管法国由于各君主国向它宣战而陷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革命战争中总共辆牲了一百多万最勇敢的战士），尽管由于披急使反动势力有可能疯狂肆虐，波旁政府和奥尔良政府毕竟未能保持十五至十八年之久。革命每隔十五至十八年就又发生了。法国已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848年）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871年）。—彼·克鲁泡特金注 [4] 无政府主义者”在1793年是个很流行的词。一些实际上在地方上实行有利于穷人的革命，主要通过地方人民团体实行革命的极端派政党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克鲁泡特金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