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克鲁泡特金为首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于19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就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几个报告曾刊载在克鲁泡特金主编的《面包和自由》小报上，后汇编成《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克鲁泡特金题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报告，对于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译者注
宋洪训 译自彼·克鲁泡特金编《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1907年伦敦俄文版第3—25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2辑
1906年10月
代表大会的结论〔俄〕彼·克鲁泡特金
一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我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始终记住这个最终目的，并在评价目前发生的事变时遵循这个目的。
俄国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以导致召开议会的街头暴动的形式，而是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革命将延续数年，彻底推翻旧制度，深刻改变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把这场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即一个时期是取得代议政体，另一个时期是取得经济改革，我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坚信，只有人民本身通过革命手段才能从革命中得到经济领域中的东西。“革命”立宪会议本身将只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一种勾结，将只能在纸面上确认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的东西。
然而，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反对国家的斗争，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各族人民生活中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国家，显然也不能不反对它的最坏的表现形式——代表最强大的和最牢固的国家形式的专制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堡垒，使人民贫困和受精神奴役的富人和权势者的最可怕的工具。
正是在目前，我们反对俄国专制国家的斗争越有力，人民（从而也是我们）参加推翻现时专制制度爪牙政权的斗争越广泛，在专制制度废墟上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压迫的新形式就会越软弱。如果专制制度让位给全俄议会，那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专制制度的行动越有力，他们参加建立国家生活的新的地方形式的范围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议会中的权力就会越小，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就会越容易。
在杜马中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决不是反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杜马拥护者。我们的事业是把由人民夺取为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工厂、铁路等）的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并同人民一起为反对立法者企图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制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而斗争。
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以便使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加前进一步。
二 关于掠夺和剥夺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所谓 »剥夺 »，即私人 »剥夺 »和集体 »剥夺 »的问题，并准备以报告和结论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表明，必须将 »剥夺 »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收归公有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的行为——哪怕它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力争由俄国人民剥夺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同时，决不应该事先缩小这个伟大思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表明，把掠夺钱财——哪怕是严格地用于革命事业——列入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广泛推行，这对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们完全承认战斗时期的各种必要性，但是我们希望表明，掠夺行为的频繁发生往往会使部队道德沦丧，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敌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希望提醒一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在牢记整体利益的极端派革命政党周围曾经出现许多追求个人发财的人，以至于舆论界最后分辨不清前者与后者。自然，这种情况起先被温和的政党，后来被反动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发动劳动人民的舆论来反对极端派政党，并加以扼杀，从而完全扼杀革命。
我们希望阐述一下我们的这些或那些见解。
不过在最近两三周以来，俄国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转折。沙皇政府实施了战地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残酷无情地处决一切革命者，特别疯狂地对付那些在从事掠夺时被抓住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为同情掠夺的人。
死刑随时随地都在执行，监狱中无数人被绞死，甚至对于青年，不经任何审判和审理，就因掠夺而处死。革命者每日每时都在英勇地牺牲，他们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现在没有可能来平静地分析，剥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对于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合适。当政府对掠夺行为疯狂地进行袭击并不经审判就加以处决，而政府本身同时公然地通过黑帮在街头进行抢劫、掠夺和暗杀的时候；当政府各部在彼得宫的赞同下在各部对犹太人进行蹂躏和抢劫，而被黑帮杀害的人甚至手无寸铁进行自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分析是毫不中用的。政府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本身就把所有人推向普遍掠夺行为，并事先为任何暴力行动提供了辩护理由。
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革命的主要的伟大的任务。
显然，当专制帝王宝座周围的官吏们同俄国人民之间发生殊死决战的时候，当俄国的统治者们不惜采取象不经审判就处死青年、在街头杀戮妇婴、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抢劫等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谈论道德准则的。
但是，革命的主要的、万能的、无往不胜的力量毕竟不在于它的物质资料。从物质上讲，任何革命都比国家软弱，因为任何革命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道义上的伟大，在于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所遵循的目标的伟大，在于它得到群众的同情，在于它对千百万人们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它的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完全有赖于它所贯彻的原则。
没有这种道义的力量，任何革命都永远不可能进行。不管斗争的暂时条件如何，我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力量。
只有当我们牢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如同俄国的农民到处所做的那样，革命的目的不是将财富从一些私人手里转到另一些私人手里，面是从私人手里转到社会手里，转到人民群众手里，我们才能保持革命的这种道义力量。
我们在力求达到这一崇高社会目标的同时，首先应当记住，这个目标是不能孤立地达到的，为此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十分珍惜俄国革命者在俄国人民面前迄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
三 关于个人反抗和集体反抗的行动
在我们的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对现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个人反抗或集体反抗的必要性，这些反抗被称为恐怖行动。在非革命的时期，这些行动常常是社会觉醒的标志，可以激起群众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为社会事业服务的个人英雄行为提供范例，从而唤醒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同时，它们也破坏着对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压迫者的威力的信仰。在革命时期，它们则成为普遍现象，而并非仅仅是英勇的个人对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时候，任何革命者，甚至不一定是有信念的革命者，都会同情这类行动。但是，估计到这种普遍情况，必须提醒，每一个恐怖行动的意义是以它的后果和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的。
上述意见是衡量何种恐怖行动将有助于革命或者何种恐怖行动将白白地牺牲生命和耗费力量的尺度。生活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使这类恐怖行动不用作冗长的解释，也不用提出复杂的理由就能为每个人所理解。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无论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当地居民中的），当人们一听到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消息时，用不着革命刊物的帮助，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们的过去，这样的恐怖行动是完全令人理解的。假如为了理解某项恐怖行动，对群众，不是对革命者，必须进行一系列伤透脑筋的工作，那么它的影响将等于零，或者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反抗行动在群众的眼里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暗杀行为。
把恐怖行动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分为集中的和“分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人为的。我们同样地既反对经济的压迫，也反对政治的压迫；既反对中央政府的压迫，也反对地方当局的压迫。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恐怖行动是某个个人或者协助他的一些同志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因此，集中的恐怖行动，即由当事人扮演执行别人决议的角色，是同我们的概念背道面驰的。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出于党的纪律去阻止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同样也不可能邀请他们去为不是由他们决定从事的活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同一些政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而只认为它是被激怒的良心的完全自然的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鼓动的作用，有助于激发人民中间的这种愤慨感情。
四 关于组织问题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诚如他们西欧的同志们一样，否定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政党所固有的任何形式的教阶制（等级制）组织，并力图在自己队伍内实行另一种类型的、建立在独立的集团彼此之间自由协议基础上的组织。
每一个集团内部全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类组织得以巩固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和大村镇，有几个人数不多的集团结成联邦要比只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更为有利。
甚至在个别一些集团承担某些专门义务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也都不应成为委员会，因为它们作出的决议对于其他集团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好不通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总是力图成为并常常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验证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最好的联系可以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的特别会议来取得，而这样的会议可以由各集团为了某种专门目的面派遣的同志们来召开，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否决。
这种组织方式将能比通常的教阶制组织方式更好地防止党内的分裂，多年的经验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同，在人数众多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行动一致。尽管缺乏党的纪律和强制，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妨碍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议，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最宝贵的特点，即个人首倡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服从中央政权的等级制组织当中，协议通常只是表面的，“纪律”被多年的内部分歧所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不同的派别使得彼此的活动摊痪，而这种早已过时的和理应清除的东西人为地被纪律所维护着，并使党窒息。
五 关于工人联合会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工人组织。西欧的经验表明，这个问题是值得十分严肃地对待的。
目前，在全世界工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政党以外，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工人的国际性的庞大组织。换句话说，工人们试图恢复六十年代那种形式的国际，即在企图把国际变成为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倾轧使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瘫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形式的国际。
工人们懂得，在革命到来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他们也懂得，包括该劳动部门的所有工人的国际性的强大的工会，乃是未来制度赖以建立的骨干。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联合会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同资本进行公开斗争和构成未来制度的天然的机构，即为了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而必要的自在的机构。在这方面，在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欧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中迅速传播的我们对总罢工的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
我们在去年10月可以充分地看到总罢工对俄国的意义，那时甚至不相信总罢工的人也不得不相信它的革命威力。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人联合会将会更加需要。随着杜马的召开，许多革命力量转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工人联合会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它们将完全可以信赖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便不让一些政党所利用，并向它们传播革命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一股能够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剥夺行动的力量。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是参加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呢，还是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工人联合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希望以俄国地方工作人员的成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不过我们认为，凡有可能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使它能够和同一劳动部门的其他联合会结成联邦关系。在存在无党派性质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其中。
六 关于总罢工
近年来，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始终不渝地指出，总罢工是正确进行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手段，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罢工确实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而在俄国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时刻，它完全可能同心协力地来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罢工就是在将来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斗争手段。
然而，考虑到去冬的经验，我们应该牢记，总罢工不是那种可以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旨意而采取的手段，也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多数工人代表的一纸决议而发动的手段。更不用说总罢工会给工人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仅仅根据这一点，工人们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采取它，总之，只有当罢工是出于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时，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由并非很大多数的代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一般说是不好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想要把总罢工强加于工人们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惨痛的损失、失败和失望，——如果相当多数的工人群众在一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总罢工的必要性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总罢工是很好的斗争手段，但是它还不能使采取这种手段的人民避免同统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我们再一次地强调总罢工的全部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也不能忽视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及时地利用总罢工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在事变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立即着手对土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剥夺，哪怕是在个别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和城市里。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在《面包和自由》第十四期上，我们刊载了1904年12月召开的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志们对在俄国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扼要地指出了建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以来，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国内的整个生活，并将对今后的全部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革命已经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波兰、高加索等地，而我们已经有了将近两年的革命生活的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在恢复一度停刊的《面包和自由》，并着手出版《面包和自由》的小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一些同志集合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年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们当时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从专制制度向十九世纪时整个欧洲所形成的、俄国当时已经开始谈论的那种代议政体的过渡，并没有通过象1848年德意志各邦所实现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献所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们所期望的那种途径来实现。在我们这里，这个过渡是通过象英国1648—1688年、法国1789—1794年那样的途径实行的，即通过延续数年并深刻改变现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民革命的途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途径实行的。
俄国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要比1848年柏林工人得以满足的要求更加广泛得多。俄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并在这方面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农民提出要求土地的权利，不仅是1861年摆脱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取的土地的权利，而且是以往贵族和达官们通过掠夺的方式或沙皇政府的法律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全部土地的权利。
因此，一旦人民开始投入战斗，企图事先限制俄国革命的纲领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
此外，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快就赶过了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如果说专制政府作出了让步，那么这些让步是由于这样一些群众性的事件而被迫作出的，如1905年1月9日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在波兰发生的总罢工，10月的总罢工，城市中到处的骚动，以及自1904年秋起迄今广泛举行的农民起义；显然，如果农民要求上述土地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愤怒已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摆着的：在我国，变革不可能仅限于改变政体并以代议制杜马取代彼得宫。在我国，变革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而经济变革的实现不是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通过新的代议机构，而是通过起义的人民本身。
生活本身证明，我们曾经是正确的，我们在两年前曾经说，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斗争分作两个连续的时期：一个是政治变革的时期，另一个是仿佛由俄国的议会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期。我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这个斗争，并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资本和国家。
更有甚者。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俄国的饥荒和俄国亿万人民的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有可能在通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上前进，——而这是农民和工人本身通过革命的道路所要达到的。沙皇是不会恩赐自由的；议会也不会给予自由；自由必须由自己来争取。
因此，劝说工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要求，劝说他们所有这些最好通过杜马来取得，或者让农民们相信，应当起来暴动以便得到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会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这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宣扬这种策略的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议会，即使在革命时期，都不会也不可能会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重大的经济改革。
任何议会，任何杜马，任何立宪会议按其实质来说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任何革命措施。最革命的议会只可能确认人民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加以合法化。议会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把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做到的东西推广到（至多在纸面上）全国范围去。而且也常常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这样做，只是在地方上、在实际生活中，当人民已经实现变革的时候才加以推广。[2]
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现时有利的情况下，在俄国实行的变革毕竟还不是社会革命。但是，它可能是有助于今后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步骤，如果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不彻底措施取得的话。
如果俄国革命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方面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不会建立象十七世纪的英国和1848年的德国所建立的、多年来阻挠工农进一步解放的那种封建资产阶级国家的牢固而强大的政权。
如果俄国农民能为自己争得土地以及个人的和村社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为一切愿意亲手耕种土地的人确立土地的权利并迫使杜马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俄国工人在今天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得有可能使个性得到发展，而不仅是缩减工作日，而且是确立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工业的条件，一一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在现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得更多一些——那么，无论俄国出现什么样的政体，它将不会得到象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第一或者促使普鲁士国王召开议会的柏林街头暴动以后俾斯麦所建立的那种政权。那时，俄国的议会将不是资产阶级的强大堡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只是过渡时期的死胎机构。[3]
※ ※ ※
最近两年来的经验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忠实奴仆——国家，并代之以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个目的的最终实现还多么遥远。只有这个目的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革命时期我们自身的行动的可靠尺度。
假如我们只是以经济纲领来限制自己的斗争，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将是极不明智的。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有害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它给国家提供了如此可怕的力量，所以为了反对它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一这样的斗争在我们俄国就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农奴制度得到它的支持，农民的俄罗斯由于它而被弄到可怕的贫困境地，由于它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欧洲各国的奴隶制度和经济屈辱地位也得到它的支持。专制制度的俄国曾是欧洲反对1848年人民革命的宪兵。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力地帮助扼杀1848年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和英国一起领导了反对1793年革命法国的同盟。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未来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然而我们不能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来等待新制度的到来。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国家，压迫各族人民的国家。因此，我们西欧和美洲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国家政权具有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土地、工业、贸易和交易所剥削者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经常与之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我们尤其必须反对俄国的国家政权，因为在俄国，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专制制度不仅是任何个性自由的敌人，而且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最可怕的形式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从外部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一种形式。
总之，历史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理论家们划好的格子前进的。而如果说，在俄国替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代议政体，那么也还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俄国的代议机关将必定是拾取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牙慧。如果俄国人民目前能够砍掉资本主义和土地贵族的翅膀，那么它也就能够砍掉国家政权的翅膀。它决不可能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来建立封建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它也不能按照法兰西的方式来建立集权制的共和国。而如果俄国的人民起义能够砍掉集权政府的政权，并从它那里夺取在西欧被认为是内阁官吏们的财产的许多东西；如果俄国人民能够为自己争得在公杜、农民村杜、省和边区广泛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人民能够将管理经济、粮食、教育、交通、矿山等事宜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所有这些领域从彼得堡的官吏手中夺取过来），那么，俄罗斯国家，不管它在革命以后采取什么形式，就会具有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俄国人民往后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变得容易。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认为俄国必定要经过恰如德国人所取得的那种议会的时期。德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革命。它的宪法是由被1848年法国革命吓破了胆的君主们颁布即恩赐的：它不是革命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国，国家政权即官吏们的力量的大小，个人服从的程度，以及俄国所要争取的政治自由的多少，将取决于极端反国家主义政党的能力的大小。同时，资产阶级统治的牢固程度也取决于此。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把政治变革的全部事业交给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及其天然同盟者——幻想建立本党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那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而他们的无所作为将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十分接近的，而国家主义即官僚集权主义则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以致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但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并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一批理解这一工作的全部意义的人，特别是在目前集权主义者和各个阵营的官吏们正试图在腐朽的专制制度所失去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刻。
我们在杜马中无事可做。我们不会加入统治者的阵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建立国家权力的事业上去。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杜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关系的形式而闪在一边袖手旁观，并不去关心它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自己的纲领。相反，在杜马召开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解释或许还不清楚的独立的要求和愿望，坚持这些要求和愿望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愿意参加杜马的人承认它们，而不管杜马分子如何来考虑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以下要求：
土地（全部土地）归于亲手耕种土地的人民。不是象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村社所有。分配土地的事宜不是交给国家产业部（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是交给村社和村社联盟。
工厂、矿山、铁路不是交给劳动部，而是交给在其中工作的、组成自由联合会的工人本身。
邮政和通邮事业不是交给邮政经理，而是交给现时实际从事地方上全部邮政事务的人们。
人民教育事业不是交给穿上新的服装的传教士，而是交给人民本身，交给农民和工人本身，交给为此而组成教育联合会的居民本身。
其他问题也都应如此。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应当同人民站在一起，同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反对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企图。
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问题上维护我们原则的行动越有力（特别是现在，在总破坏的时候），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工作就越多。革命为我们开辟了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鼓动的可能性。逃避这一义务将是可耻的。
再说几句。
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至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两年来，表现出了许多个人英雄行为的范例。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似乎我们以为，只要个别人大胆地向旧制度宣战，实行某些恐怖行动，从富人那里夺取钱财，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就会立即推翻旧制度，就会开始实行对财富的共产主义剥夺。然而，革命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如果不在群众当中进行认真的、预先的鼓动工作，那么群众（即使英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思考的话），也还是不会起来的。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可以大胆地说，要比从事暗杀的孤胆英雄的工作更加伟大。我们应该成为能够在革命地改造俄国整个生活的事业中有助于铺设新道路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一些个人英雄行为的功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俄国人民群众一起去发现1793年的无政府主义者[4]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即发现新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治联盟的新的形式，以奠定自由的、无国家的联邦生活的原则。
法国在革命中走上了经济平等的道路。美国在1773年的革命中指出了联邦主义的道路。俄国目前面临的是进行同样的革命，同时铺设新的道路——同保证个性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邦主义。
不管俄国革命将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新发展的萌芽应当在革命中奠定下来。而奠定新道路的任务落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否则，我们就会辜负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辜负我们党本身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当摆脱我们的孤立状态，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并随时随地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中间。
[1] 果说去年五一节法国没有实行总罢工，那只是由于欧洲的动荡局势。法国的工人们感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刻会爆发由英国唆使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2] 史上最革命的议会是法国于1792年9月巴黎人民占领了皇宫并把皇帝投入监狱后立即选出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于1793年6月和7月确认不通过赎买取消一切农奴主（封建主）权利，并将地主在过去二百二十五年中从农民村社手里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村社，而这是在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些措施以后，然而，为了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两项法律，国民议会中的革命人士不得不于1793年5月31日发动巴黎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在巴黎公社的支持下，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其他人士，即二百一十四名成员，其中三十四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处决，另外一百八十名被关进监狱。为了通过农民们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和实现的这样明显公正的决议，情况尚且如此。——彼·克鲁泡特金注
[3] 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尽管法国由于各君主国向它宣战而陷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革命战争中总共辆牲了一百多万最勇敢的战士），尽管由于披急使反动势力有可能疯狂肆虐，波旁政府和奥尔良政府毕竟未能保持十五至十八年之久。革命每隔十五至十八年就又发生了。法国已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848年）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871年）。—彼·克鲁泡特金注
[4] 无政府主义者”在1793年是个很流行的词。一些实际上在地方上实行有利于穷人的革命，主要通过地方人民团体实行革命的极端派政党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克鲁泡特金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和校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