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欧洲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将来应该采取何种新的方式？土地将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耕种它？怎样耕种它？谁都不能否认这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观察，爱尔兰，英国，西班牙，俄国与德国的有些部分，大家都会承认问题确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广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贫困的乡村与一直被轻视到今天的农民阶级中间准备着爆发了。
直到如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说社会问题仅仅是与都市的工人有关，对于农村则无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愿意接受废除私有财产的思想与大制造家及大厂主等等产业的充公，而乡间的农民则没有这种愿望与热心；他们说，农民是不信任社会主义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农民一定会迅速的强迫他们恢复理性。
我们承认这个反对论，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对于有些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准确性。的确不错，某一区域的小康与另一区域的尽量容忍，确使农民不大表示，甚或一点不表示他们不满的情绪。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不动产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中，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国家摧残农业的重税，农业采用机器大生产的新法，美国与澳洲的竞争，最后，今天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换——这一切原因使耕种的情况在三十年之内完全改变了；现在欧洲已经站在广大的土地运动面前了，这个运动将普及全大陆，会给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性。
谁没有读过爱尔兰的老是一样的新闻？这区域的一半已经起来反抗他们的地主了。农民已经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税金了。就是想缴纳的人也不敢这样做，恐怕触犯“土地同盟”的禁条而立遭惨祸，土地同盟是个有力的秘密组织。它的支部分散于农村，它惩罚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号的懦夫。地主们也不敢强索他们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国报纸上已经公开承认，如果他们要收取农民的欠租，他们非动员十万警察不可，这样，他们会激起农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驱逐一个不交租的农民，他至少要带100左右的警察，因为他将遇见邻村数千农民有时武装，有时消极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将找不到一个佃户冒险来住他的产业。[1]最后即使他找到一个，这个触犯众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为他的畜生将被杀害，他的小麦将被焚毁，他自己也将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团体判处死刑。地主本身的情况也难以持久；在有些地区，土地的价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区；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们只有在警士驻扎在门口铁质岗亭的保护之下，才敢逗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留着无人供种，1879年耕地的面积减少33,000公顷[2]；收货物的价值。根据《财政改良报Financial reformer》减少两亿五千万法郎。
情势如此严重，故格拉斯顿先生在没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许爱尔兰的代表，将来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据这种法案，现在大地主的产业，将为公众的利益而被充公，成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将分成25年付清代价的无数小块，转卖给穷苦的百姓。那是很明显的，英国议会会永远通不过这个法案，因为它同时给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以致命的打击[3]，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冲突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大暴动，像1846年一样，或者会再失败一次，可是情形还是一样，或者更糟，现在可以预料爱尔兰的人民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与违背诺言之后，到忍无可忍的日子，一定会起来大干一下的，这个日子而且也不会远了。英国的政权如遇有一时瓦解的情形，给爱尔兰农民以便利的机会，再由于秘密会社的推动，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就会造成一个新的1793年，他们将从他们的陋室中走出来，去做一个今天一般煽动家所告诉他们的事业：他们将手持火把，焚毁地主的宅第，将地主的小麦藏入公有的仓库，驱逐地主的走狗，破坏界限，占有他们渴望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大陆另一个西班牙，我们又会见到同样形式。例如安达卢西亚与瓦伦西亚二省，地产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是饥饿的农民，暗中联盟，与地主做不断而残忍的游击战。趁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歼灭了，数千万公亩的树木一次被焚毁为荒地，无数的仓库也在黑暗中发出熊熊火光，但是胆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与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伦西亚省，小佃戸们时常为拒缴租金而罢耕。如有胆敢不遵守这种约言的请当心！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团体，以夜间贴在书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违反大众的利益，不然他们将受残酷的惩罚，或者杀害他们的畜生，或者焚毁他们的收集物，有时甚至要牺牲他们的性命。
在田产比较分散的区域中，还是西班牙国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满。它以国税，省税，地方税普通税或特别税等名目压迫小地主，故每年总有成万的小田产被没收拍卖，而找不到承买的买主，不止一省的农村居民完全破产了，是饥饿促成成群的农民互相团结起来，起来抗税。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很多省份，农民也完全破产了。被国家逼入贫困之后，耕种的小地主纳不起赋税，政府就无情地没收他们的小块土地。仅仅在一年之内，有6644户（每户平均值99法郎）的小产业，被国家扣押去了。所以在这些省份时常发生反叛的暴动，又有什么奇怪！有时是宣传宗教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拖引成千成万的农民跟着他们的后面，只有兵士的枪弹才能驱散这些热心的门徒；有时是某乡村全体来占领领主的荒地，为着大众的利益，耕种他们；有时是成群结队地挨饿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胁，要求面包与工作。
请不要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国农民的反叛，难道比今天多了吗？开始的时候，反叛的次数即使较少，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它们难道不就是后来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吗？
最后，在欧洲东段的俄国，那里的土地问题在很多观点上，又使我们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情形。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每个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数的土地既然那样不好，数量又非常不足，买卖或乡村交给领主的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比较上又极不相称，国家强迫农民缴纳的税负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面包已经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饥荒就会打击广大区域，削减很多的人口。
但是农民已不再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悲惨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倾向较善将来的愿望已在靠着铁路来往而与各大中心接触的乡间萌芽了。农民一天过一天地等待着某种大事来废除卖价与租金，把法理上应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归还他们。假如有一个亚瑟·杨[4]今天游历俄国，他在1789年以前游历法国。他将听见它记载在《旅行记》一书中同样的愿望与祈祷。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骚动已由反抗地主的游击战等表现出来了。只要政治的事变促成权力的瓦解，激发一般的热情，耕种的饿夫们就会得着乡间发展的很快的小资产阶级的协助和鼓动，开始其连续不断的土地反叛。这些反叛之后，事先虽没有预定的计划，在全国各地虽然没有强固的组织，而其暴动所及，此起彼伏的牵制军队的调动，削弱政府统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时间，终于给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以引导的力量。[5]
假如土地问题在我们以上所述的各国，以非常严重的方式，呈现于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欧洲被这些农民暴动包围，如同被广大的火圈包围一样，假如地主产业的充公在这些区域真正实施起来，欧洲的中心，自称文明的国家，难道不受反应吗？反应当然是很大的。当我们的下一节，把英，法，比，瑞等国的土地状况加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把美澳怎样以大工业的方式生产小麦的时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响怎样以使英国发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时候，最后，当我们对于自称文明要冲的各国农民怎样受着新思想影响的种种加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土地问题，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欧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样，耕作者都已开始要求他们的土地了；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的情况已无法维持，已不能继续很久，社会必须彻底改造的日子也不远了，改造之后必须成立新的事物状态，在这新的状态中，所有权与公众的制度必须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社会的牺牲者，没有半点可享受的权利。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将参与生活的大宴会与智慧的发展，农村也不再是无知的巢穴，终必成为安逸与生命之光所发出的中心。
II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见到土地的耕作者，农民，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或俄罗斯是处在怎样可悲或可怖的情况中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说是毫无可疑的了。但在自诩文明的国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国，农民的情况也已逐渐恶化，终至不能维持了。
请以英国为例。二百年以前，耕种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还享着某种可羡慕的安逸。今天英国也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地主与穷的可怜的无产阶级的国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顷的土地只是两千三百四十个大地主的地产;710个勋爵占有英国三分之一的地产；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领有一省的面积，至于其余的地主（包括五十万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为满足，换句话说，每家仅有一所住宅与一个小菜园而已！
两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惊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万至一千万法郎的进款；维斯特敏斯特侯爵。与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换句话说，每小时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过工人一年的所得，至于数十万的农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头，也只能赚得300至1000法郎的进益！使土地生产的农民，每日做14或16小时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饿的数目——就觉得相当的幸福了！[6]
懒惰者那边无耻的豪奢，任性的挥霍，耕作者这边是终日的勤劳，不得一饱！这就是社会的实况。
那些制造书籍的人一定会对你们说，靠着这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英国才能成为耕作最集约最生产国家，大勋爵们自己不能耕种他们的土地，把它们分成相当大的零块租给佃农们去耕种，而这些佃农或租户（人们会对你们这样说）已经把他们所租得的田地变成合理农业的模范了。
这些话在不久以前是正确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样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积广大的田地，绝对任其荒芜，或者被改成大花园，使秋天一到，地主与其宾客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做大规模的狩猎。成千成万的人能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他们的食物！地主们并不注意这些事：他们不知道怎样浪费他们的财产，他们愿意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他们就使田亩变成了荒地。[7]
还有大片从前是耕种的土地现在改做了饲养牛羊的牧场。成千的农民被他们的地主“剥夺”与驱逐了；养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产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种田亩的数量总是向下递减。在1866年与1869年，英国种下1600000公顷的小麦[8]，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顷了[9]。十五年前，每公顷产二十六竡今天每公顷仅产二十二竡[10]了。[11]
就是供种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顷的佃农，就是这些想自成为地主并靠他人工作来过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今天也已破产了。受着地主们贪心的佣金的压迫，他们再不能改良他们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竞争；报纸上每天总有这些田庄出卖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况可以归成以下的结论：人民大众被迫离开田间，移向大都市与制造业大中心，再与那里的穷人们进行疯狂的竞争。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进益，并把这些进益任意挥霍在不生产与无意识的奢侈上。中间阶级的佃户想自成为小地主，终被过重的租金压迫得逃不了破产的厄运。他们准备与平民联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来。整个国家都受这不合理的地产情况的影响。
“土地国有”的呼声今天成为一切不满的人的集合口号，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土地与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这大组织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应被没收为国有，这思想每天获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万以上会员的“乡间劳动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罢工增高他们的工资，现在也要求地主产业的充公了。
最后，爱尔兰的“土地同盟”已开始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扩展其支部，而且得到着人们的同情，大家都知道这同盟的作风。他开始宣告，由于同盟的决定，此后交于大地主的租金将减少四分之一。他以种种小方法，如必要时以暴力阻止地主驱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农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胁要付全款的胆怯者。以后，等到能把各个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将宣告，不应再交租金给地主，他将武装农民来实行他的意志。时机一到，它将做1789年至1793年法国农民所做过的事情！它将以火与铁，强迫地主做让出他们的地权。
英国革命之后，将生产何种土地所有权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革命范围的大小，要看革命时间的长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贵族与资产阶级这边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英国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组的废除，土地占有者给这思想的反动，将组织改造完成于和平的方式中；为着他们的意志战胜，英国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
III
法国——法国乡镇的读者听见议员先生们与经济学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书籍中怎样胡说他们的情形，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他们在这些书籍中说，法国农民几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满意他们的命运；他们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给他们生产很多的金钱；他们很容易缴纳本来就不重的租税，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当轻微；他们每年有积蓄，无时不致富。
我想，农民们一定会回答，这些演说家不是有意骗人的花言巧语者，便是一无所知的大笨伯，他们要是这样说，那倒的确是有理的。
那么我们先来考察住在乡间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万人民究竟是有什么要素组成的，然后再来看看这数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们有8000个大地主（家属在内，大约四万人左右），他们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诺曼底（Normandie）等处领有产业，每年给他们以一万之二十万法郎以上的出息。
这些人当然不会诉苦。他们夏天在自己的领地中经过几个月舒适的生活，把佣工，小佃农或者佃户劳动所产的价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后，他们便到城里去消费他们的金钱。他们在城里同女人喝满杯的香槟，他们把容易得来的金钱，满手送给他们的情妇，他们在高楼大厦中一天的花费，就足以供给穷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这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可悲痛的；他们所要悲痛的是农人的逐渐不驯良，到今天并且不肯做无报酬的工作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不说。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再找他们说话。
放高利贷者，家畜商人，产业的买卖者，这些秃鹫似的人物今天袭击农民的乡村，他们从城里来的时候，只有腰间的一小袋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待由乡间回到城里，他们已俨然是地主与银行家了；公证人与律师煽动诉讼；当乡镇公所被当那班有利可图的人鼓舞，为着美化乡长先生公馆周围的乡村而负债建设的时候，工程师与各种各类的职员，即在国库与地方金库中，大用其公款，简言之，这一切视乡间为未开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剥削的寄生虫，当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们就会用全力来反对。因签字期票而破产的农人，因诉讼而致贫的佃农，让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这就是一切放高利贷者现在所需要的。让乡镇长自由支配的乡镇，浪费公款的国家。这就是职员们所要求的。等农民破产之后，他们又会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时，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高利贷是没有祖国的。
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们究竟占多少数目呢？五十万吧？就算家属在内，或者是一百万把？若就破坏乡村，于数年之内使全体农民破产这件事来说，这数目已经是太多了，但是为着抵抗农民一旦调转镰刀来攻击他们的的革命，则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领有五十至二百公顷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知道损伤他们的过重负担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人对他们说起任何事物的改变，他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自问他们是否因此要损失掉他们的所有。他们中间暂时陷入困难的人也希望有一天会“成功”；一个幸运的投机，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职务，或者一个有钱亲戚某天早晨自杀了，就会使安逸重入他们的家门。就一般说，他们是不知道困难，也不知道劳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钱的长工给他们担任这辛苦的任务，他们坐享现成，他们要这些长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这些人，我们不要怀疑，也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自由的劲敌，不平等的支柱与剥削的首脑了。真的，他们构成相当可观的核心，大约是二十万地主，家属在内，共计八十万人，今天，在乡村中，他们的确代表一种权力。国家重视他们，他们的安乐，给他们在乡镇中保持他们时常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他们在人民举事浪潮之前能够做什么呢？无疑的，能够抵抗的一定不是他们；他们会谨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风雨的结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顷的土地比前面那个阶级的人数要更多。他们数目超过二十五万，家属在内，共约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占有法国可供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核心，由于它在乡间的势力与活跃，构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前一个阶级往往住在城内，这个阶级则自己耕种他们的田亩；他们没有与乡村截断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还算是农民。一般的反动分子，就依靠他们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纪上半期，这一阶级的农人，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享过某种的安逸，从大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自然要拼命保守他们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们的所得，自然要固执地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但是从若干时期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在法国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这一类的农民还享受着某种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们已开始抱怨了。他们已不能积蓄，他们已无法扩展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因为分家，已继续不断地裂成小块。同时，他们又租不到条件与从前同样优裕的零星田亩！他们今天要以极大的价钱才能租到他们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们所有的几小块田亩均分在乡村的四角，他们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补偿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小麦的进益不多，家畜的饲养亦仅有微博的利息。
国家以重赋压迫他们，乡镇公所也不饶恕他们：车，马，打麦器具，肥料，一切都须纳税；附加的生丁[12]增成法郎，税的名目几乎与昔时国王治下相等。农民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牛马。
放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期票使他们倾家；抵押损害他们，城市的制造家剥削他们，很少的农具，都要他们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价钱。他们还臆想自己是他们土地的所有主，其实，他们只是徒有其名个假地主：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为养肥债主与政府的职员，只替制造家的太太们购买轻车美服，只使城里的一切不事生产者过着安逸的生活罢了。
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这种情形吗？不要太武断吧！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呢！待到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彻底去消灭这些寄生在他们背上的先生们。
把以上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我们还只有乡间居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又怎么样呢？
其余的，就是四百万左右的家长（家属约一千八百万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顷田地的并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顷的，有相当素质相当数目，一无所有的，则占最大多数。其中有800万人，耕种两三公顷的土地，熬尽人世间的辛苦，都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年必须派数十万儿女到城里去，以苦功赚得他们日常的面包，七百万人只有可怜的小块土地——一所住屋，一个小菜园，便是他们全部的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只靠佣工解决他们极其艰苦的生活；最后，一百万人完全由冻饿的穷人组成，他们没日只靠硬面包或马铃薯…….（如果有的话）度过他们苟活的生涯。看，这就是法国乡间的多数居民。[13]
这广大的群众好像不在经济学家计算之内。（此处缺失）来，他们就是全部。因为组成乡村的就是他们；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属品：黏贴在橡树老干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说这些农民是富有者，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意任何改革，是掉过头去不听社会主义者的话语的！
首先，我们会观察到，每次当我们以容易了解的语言对农民们陈述我们的整个思想时，他们并没有掉过头去不听我们的话语。我们当然没有对他们说起选举的事，我们当然没有请他们选任我们做议员或乡警；我们也不对他们长谈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劝告他们，把儿子送到巴黎，同议会中的律师们来往；我们尤其不诱导他们把几块零碎的土地交给国家，让国家的大队职员来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们对朴实的农民说起这些蠢话，他们一定会掉过头去不听我们，而且他们的确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每次同他们谈起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他们总是赞成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们总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那么，请看我们曾经对农民说过，现在并且还继续劝告他们的话语吧：
“从前，土地属于公社公有，公社则由亲手耕种土地的人们组成。后来投机者以种种的欺诈，暴力，高利贷与诡计，把公有的产业占为私有。今天属于某先生或某太太的这一切土地，从前都是公社的公产。今天农民需要这些土地来耕种，养活自己与自己的家人，至于自己不耕种的富人们，则滥用地权，使其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农民必须组成公社，夺回这些土地，把它分给愿意亲手耕作的人们。”
“抵押是一种不公道。借钱给你们的人，没有强占土地的权利，因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全赖你们祖先开垦荒地，建造乡村，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时所完成的工作；它现在还是要全靠你们的劳动来生产。所以“农民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应该以烧毁抵押的书契，永远废除这可恶的制度为当前的义务。”
“强迫着你们缴纳的田税与其租税都被一帮非但无益，而且绝对有害的政府职员吞没去了。所以你们应立即取消它们。你们应宣告你们的绝对独立，你们应严正表示你们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们更能知道料理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建造一条道路吗？那么请与邻近乡镇的居民联合起来，你们将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一条铁道吗？那么，全区域关系的地方将比建筑时只知道赚数百万金钱的企业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线。你们需要学校吗？你们自己创办维持，比巴黎的先生们来的更容易有效。国家对于这一切毫无用处；学校，道路，运河等由你们自己建筑，所费必较少，成效必较大。”
“你们需要防御外国的侵略吗？你们只要知道自卫，切不可把这自卫的任务交给迟早要出卖你们的将军们。你们要知道，军队从来不会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与农人，如果他们觉得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击败最可怕的军队。”
“你们需要工具机器吗？让你们直接与城市的工人联合，他们将以成本的价格，交换你们的产品，而不经厂主的居间谋利，因为厂主不但剥削制造的工人而且垄断购买的农民。”
“不要惧怕政府的力量。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动人民的打击，立刻会崩溃下来！我们已有不少次看见他们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现在又可以预料数年之后，革命将在欧洲爆发，因而动摇一切罪恶的强权。你们将趁着这难得的时机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们的革命，换句话说，驱逐大地主，把他们的产业没收为公有，打到放高利贷者，废除抵押，宣告你们的完全独立，至于制造的工人也在他们的城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你们自由联合地组织起来了，使各区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整体。但是，你们要当心，切不可让各类自称农民恩人的欺诈者来破坏你们的革命；你们自己做事，千万不可期待他人。”
这就是我们要对农民说的话。他们反驳我们的唯一证据并不涉及我们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怀疑实行的可能性罢了。
“很好，只要农民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们的反对论者又这样回答我们。
好吧，我们努力使他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吧！请尽量宣传我们的思想，请满手撒播陈述我们思想的书报，请努力建立乡村间的联络线，革命的日子一到，请同他们一起奋斗，并且为着他们奋斗！
这日子其实已经很逼近，他降临之速，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1] 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土地常常分为二十至二百“结夏吉纳”（旧俄地积单位=2.70英亩）光景的田庄，每个田庄都有小住屋和农舍。爱尔兰的田庄大都是较小的一种，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盖的。地租到处都很高，农人也很穷。八十年代爱尔兰农民运动非常热烈，农村暗杀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顿内阁因此立了一条法律，使英国内阁关于财产的法律起了一个大革命。即是，遇着农民诉冤的时候，便由治安判事决定地租的数目
[2] 公顷，法国面积名，一公顷等于一万平方公尺；
[3] 格拉斯顿事实上并未提出这个法案。他仅仅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律，即遇着农人伸冤的时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减地租。1903年保守党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地主将农民售卖于农民，可是却定了这样一个价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这使得爱尔兰的农民不要多长的时间就破产了——1919年作者(俄文本注)
[4]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旅行记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两卷，描写大革命前和当时法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状态
[5] 这是在十九世纪百十年代写的，这以后有1905年的农民暴动（关于它的性质以及普遍的影响之有价值的材料，可参见自由经济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们证实了我的话
[6]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并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个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钱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卢布五十戈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卢布）的；而现在他们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过二十先令的（即十卢布）
[7] 近时这一类的大花园又让富豪的资产阶级买去了，他们“就跟贵族完全一样”也请了他们的亲友来狩猎。
[8] 16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60000结戛吉纳，12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00000结戛吉纳
[9] 这是在1880年写的，这以后英国土地的耕种面积在1907年减为601010结戛吉纳（1911年705200结戛吉纳可是还得减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种麦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结戛吉纳，差不多减去六分之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读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版）的《田园，工厂，手工厂》
[10] 一竡（法国容量单位）等于一百“脱尔”或百竔（即升），一竡等于中国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
[11] 参看1890年10月15日伦敦泰晤士报（Times）上发表的数字
[12] 法国的辅币，一百生丁兑一法郎
[13] 关于法国田产的数目，人们所观察到的，既有很大的差别，我们不妨把西门先生（M.Eugene Simon）在1885年《激进共和报》（République radicale）宣传专号上所发表的一篇文章，转录一部分在这里以供读者参考：
“把建筑物与菜园所占的面积，即一百万公顷，八百万地主的地产除外，法国农业的地区，不论一般的意见如何，是属于通常想象不到的极少数人。分区地形学会（societe de topogtaphie pareellaire）会长桑该先生（M.Sanguet）很愿意替我们研究法国的田产，可惜他的工作至今还没有完成，根据他的意见，在法国一共八百五十四万七千二百八十五个地主中间有四百三十九万二千五百人每年只纳五法郎以下的税款（而且往往是无法征收的），他们全体只享受法国土地全部进益的百分之五又一。所以他们所占的地位是微乎其微，几乎不值一提。”
“其次是二百九十九万三千四百五十个地主每年纳五至三十法郎，或平均十三法郎的税额，分得土地进益的百分之二十二又五；这所代表的田产如此之小，故有的人可以被加上无产者的名称。第三类地主共有一百另九万五千八百五十人，每年纳三十至三百法郎的税额，享全进益的百分之四十七。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千七百三十法郎。”
“第四与最后的阶级包括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地主，每年纳三百至几千法郎的税额，他们却享受土地进益的百分之二十五又四，或每人每年平均可得一万五千七百法郎。这就是大产业。再则，构成大产业的土地，是森林，旷野与牧场等，所生产的出息既少于其他的田地，故人们可以说，这六万五千五百二十五个地主虽然只享全进益的四分之一，其实他们领有一半以上的土地。都波先生（M.Toubeau）研究1873年国际统计的一篇最有趣味的文章，也有同样的意见，这文章发表于1882年7,8月份的《实证杂志》（Revue positive）上。根据这位政论家的观察，约有四千万公顷的土地是在不谙农务的大地主与中地主的手里。其余的一千万公顷中有二百万公顷平均二百公顷一块的大田庄直接由领有者自种，有四百万公顷分摊给二百万左右的农民……”
“但那是土地分成五公顷，尤其是两公顷，甚至一公顷的，最占多数，而且不断增加，几乎达到可怕的程度，这些零块简直可说2是零头布料，很难耕种，甚或不能耕种，它们不但不能使它们的所有主致富，反而使他们更穷。这些零块中每年总有一万五千至七千公顷被人拍卖，其所得的价值还不足以补偿一年的费用”
“就事实说，在我们的五千万公顷中，即二百公顷一块的一万大田庄与我们以上所说的布头零块都包括在内，只有七百万公顷属于直接使它们生产的农民。其余的一切，可以说。只有一个主人，就是懒惰者，收租金者与不懂农事的门外汉。”
“这种情况不但危害农业，而且损伤居民：把一千一百万儿童与衰老残疾者除外，住在我们乡下的七八百万劳动者，只有一百七十五万四千九百四十四人自己耕种自己的产业，换言之，他们有足够的产业可以生活，毋须求于他人的田地。其他的一切人，是租户，佃农或短工，甚或若干零块的地主，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总名是无产者；因为他们的生存方式都由地主的私意或贪心来决定，他们或者选择迁徙或者服从地主的意志，再没有其他的出路。”
“要想像一个比这更可恶更不幸的事物状态，简直是不可能的”
“我们不厌重述地说，有四千万公顷以上的土地握在不谙农务者的手中。都波先生说“所以这面积的大部分都有系统的被判定听其全部或部分地荒芜不毛。”至于那些除了自己的土地之外，尚有其他财富的大地主们，既没有使其土地生产的必要，就利用其权力，让他们的产业留着不耕种”——法文本编者
这个极有价值的注脚是爱利赛·邵可侣加添的，他正是法国土地问题的专家，他编印本书的第一版时，我尚且在狱中——著者（俄文本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