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义，反对大家所憎恶，所蔑视的权力，并宣告巴黎城的独立，自由与自主。
这中央权力的推翻并没有经过革命所常有的演变：那天既没有枪声，也没有障碍物后面的流血，一般统治者在群集在街上的武装平民之前隐遁了；军队撤离首都，官吏逃向凡尔赛，带去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政府如污雪遇见春风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数滴热血之后，就扫清了腐蚀这个大城市的污物。
这样完成的革命在人民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连续革命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巴黎公社的名义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这思想将成为未来许多革命的出发点。
如伟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哲学家的概念的产物；它诞生于集体的精神中，它从全体人民的心中发出，它还是从法国人民的历史中出来[1]，它起初是模糊的当初很多把它实行并且为它牺牲性命的人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想像它，他们还不明了他们所揭幕的革命，他们还没有看清他们所想实行的新原理的肥沃。只有在实地应用的时候，人们才瞥见其人们其未来的价值；只有在那时以后的思想工作中，它才渐渐确定,渐渐显露它的明敏，优美，公道以及它的结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当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大进展时，就有一个问题特别萦绕于下次社会革命准备者的脑际，这就是要我们知道，哪种政治集团的方式是最适合于今日工业发展所强迫我们这个时代实行的经济的大革命；换句话说，废除了私有财产，把历代所集聚的全部资本归为公有之后，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政治的组织。
国际劳动协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集合不应限于一国：它应扩展于人为的国界之外。不久，这伟大思想就深入人心，占据一般人的精神。以后难被一切反动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继续存在，待阻止它发展的障碍物毁于暴动人民的怒吼之后，它就比任何时期都坚强的复兴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却是这广大协会的组成分子是些什么?
于是有两种思想的大潮流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边是平民国家，另一边是“安那其”。
根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国家应该占有一切积聚的财富，并且把它们分给工人的团体，应该组织生产与交换并且监督社会的生活与机能。
对于此点，大多数富于经验的拉丁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回答。他们说，这样的国家即使能够存在，也不过是最坏的一个暴政，他们反对这抄袭过去的旧思想而主张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完全废除国家而代以自简单而复杂的组织，他们认定民众力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由联合为未来社会的组织基础。
不久，若干不大受政府成见迷醉的“国家主义者”也承认“安那其”所代表的组织的确优于平民国家的主张；不过——他们说——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安那其的理论，在确定它的出发点，使它的概念具体化，并且证明它的倾向已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诸点上似乎还少缺少具体而简单的公式。职业团体与消费者集团超越现在国际与国家的联合，似乎还到太模糊；同时我们还很容易看出，它还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变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须找到一个更明显，更真实，在事物的现实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为准备理论，理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似乎会这样说，新的思想如果没有找到明确而确定的根源，要不是从现存的事物中出发，它不会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们去参加决定的斗争。如果没有某种确定而明确阐述的思想为依据，为跳板或出发点，平民一定不会冒险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这个出发点。是由生活本身负责来指示他的所在。
被围困隔绝几个月，巴黎靠着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开始认识它所能支配的经济，智慧与道德的无限资源：它瞥见并且了解自己的创意的力量。同时，它又见到占领权力的那一众多嘴的政客不知道组织国防与发展内政的方法。他亲眼看见法国的中央政府怎样妨碍一个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展开的一切。它更明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溃。助成即将完成的进化，它在被围的时期，忍受可怕的贫困，它目击一方面是懒惰者的无耻奢侈，一方面是劳动者与首都防御者的贫困，它眼见扫除这种恶制度的一切尝试皆因中央权力干涉而失败。每次人民要采取自由的突进时，政府即来加重它的锁链，紧吊它的铁球，于是自然发生一种思想，就是巴黎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使其能在城乡以内实现民众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于是一切人都喊出公社这个名词来。
1871年的公社只是一次草创的尝试。因战争而生，由两个准备携手压服平民的军队包围着，它不敢完全走上经济革命的路线；它没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它没有进行资本的充公与劳动的组织；它甚至没有着手城市一切资源的总调查。它也没有与国家及代议政府的传统绝缘，它没有想在公社中实行它宣告公社独立与自由联合时所应实行的，自简单而复杂的那种组织。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几个月，它会被时势所迫，无可避免地走上一起走到以上这两种革命，那是可以确信的。我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要以四年以上的革命时期，才从温和的君主制达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所以我们看见巴黎的人民没有一下跃过安那其主义公社与匪盗政府间的距离，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下次将实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公社主义的革命，将在凡尔赛军屠杀所停止的地方，恢复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
公社失败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动摇统治者枷锁时给他们所造成的恐惧，怎样报复。这证明近代社会中确实有两个阶级存在；一方面是劳动人们，他们把自己所生产的一半以上的东西交给资产阶级，而且太容易忘掉他们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饱暖的懒惰者，他们被野兽的本能所鼓动，憎恶他们的奴隶，并且准备像射击猎物似的杀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围在城内，并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锁之后，他们派遣那些过惯了营房与酒肉生活因而丧失了人性的兵士，并且在议会中公然吩咐他们：“杀掉这些雄狼，这些母狼与这些小狼！”对人民他们又这样说：
“不论你做什么，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见你手里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怜——死！不论你的的眼睛转向什么地方：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而且不在人群以内。年纪与性别都不能救你与你的亲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将亲眼看见你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就是在摇篮里的也一样）怎样死去的惨状！人们将在你的面前，从战地的病医院中捉去伤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枪托把他击毙！他若是生的，人们将捏住他的断腿或血臂，把它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与受苦的污物包一样，丢在水渍中，总之：
死！死！死！
在尸堆上做过疯狂的庆祝，不分青红皂白的整批屠杀之后，卑劣而残忍的报复仍不停止，接着是皮鞭，紧缚拇指的绳索，镣铐，抽击狱卒的棍棒，侮辱，咒骂，饥饿以及种种残酷的苦刑。
人们会忘掉这些刽子手的伟绩吗？
“被击倒可是没有失败，”公社今天又重生了。这不是失败者一美妙的希望幻想自慰；不，公社今天已成为革命的确定目的，这革命你在我们身边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众的精神，它给他们以旗帜，我们并且坚定地希望这一世代的青年来完成公社中的社会革命，肃清资产阶级的丑恶剥削，使人民脱离国家的束缚，在人类的进化中，开辟自由，平等与休戚相关的新纪元。
II
巴黎人民推翻了卖国政府，把第二帝国崩溃时取得权力的投机分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并且宣告自己绝对独立的日子，距今已有10年了，然而我们的目光还是向着1871年3月18日的这一天注视，我们的最好回忆还是属于这个伟大的日子；两个大陆的无产阶级所要庄严地庆祝的就是可纪念的革命周年，明天晚上就有数千万的工人的心，越过国界与海洋，在北美合众国，南美与欧洲，为纪念巴黎无产阶级的反叛而跳动，而共鸣。
这个法国无产阶级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来陀尼亚(Nouvelle-Caledonie)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着整个革命的根芽，他的范围是广大的,他的旗帜之下，能够容忍能够容纳人民解放与革命的一切倾向。
真的，假如我们只限于观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实在而显著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说这思想还不够广大。他只包含革命纲领的极小部分。反之，假如本观察3月18日运动深入民众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实现而没有工夫实现（因未发生以前，就被窒息于尸堆之下了）的倾向，我们就会懂得这个运动的重要与其在两个大陆劳动群众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并不是以它所做过的事感动了我们，而是以它所预许下的一切振奋人心。
使一切被压迫群众的同情，倾向于1871年运动的无可抵抗的力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思想？这思想对于世界各地不分种族国际的无产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众的运动，由人民实行，自发的产生于大众中间，它在人民大众中才能找到他的防御者，他的英雄，他的殉道者，——资产阶级所绝不能宽恕的也就是这个“流氓”的性质，同时这革命的基本思想虽然是模糊的或者潜意识的，而其伟大的性质却由它的一切行为透露出来，——这就是万人期待的社会革命，经过了这样多世纪的斗争，他终于要来建立大众的真自由与真平等。
这就是恢复其固有权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错，人们会设法，现在还设法歪曲这个革命的真正意义，把它看作巴黎想恢复其独立，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小国的简单尝试。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巴黎并不想脱离法国独立，正如他并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国一样；他并不想下苦修士枯守着自己的修道院一样，把自己关闭在它的城墙里面；他并不以钟楼的狭小精神为出发点。它所以要求他独立，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权力干涉他的事务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这独立是准备未来组织基础与完成社会革命的一个方法，——他认定这个伟大的革命将完全改变生产与交换制度，把它们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将完全变更人类的关系，使他们以不分高低的平等为出发点；将完全改造今日社会的道德，使他以正义与休戚相关的原则为标准。
所以公社的独立对于巴黎只是方法，社会革命总是它想达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着自己的意识自由进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尔赛的刽子手们炮轰，枪击，刀砍，剑刺，以上所说的目的或者会达到，也不一定。找到一个明显确定而人人会了解的思想，以少数字句归纳革命所应进行一切，这就是巴黎人民重新独立的最初几天就已开始注意的工作。不论革命时期好思想的酝酿与传播，如何迅速，一种伟大思想不会在很短的时期中形成。他要发展，要深入大众中间，更要以行为来表现，总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时间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时他还缺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因为10年前这些思想本身还在过渡的时期。所以公社是产生于近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时期之间。1848年多少带点宗教色彩的强权或政府的共产主义，到了1871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精神与自由已无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个巴黎人愿意把自己关闭在傅立叶派共产村的营房中？另一方面，是把工钱制度与公有财产驾在一辆车上的集产主义，还是不大为人瞭解，不大为人所欢迎，实行时还充满不易解决的困难。自由共产主义，安那其共产主义那是刚刚出世，人们几乎还不敢攻击政府主义的崇拜者。
怀疑盘踞着人们的精神，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没有胆量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他们面前还没有明确的目的。于是人们只为让自己堕入一般催眠者从很多世纪以来是不断的重述的理论：——“我们首先争得胜利；以后能做什么，以后再说吧！”
首先争得胜利，好像不动到私有财产，人们有方法成立自己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众不直接参与革命的胜利，他们好像有方法克服敌人，使大众所共享的物质精神与道德的安逸，能凭降临似的，他们只想首先巩固公社，把社会革命留待以后解决，而不知道唯一合理的进行方法却是以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的基础。
对于政府的问题也一样。宣布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及宣布根本是安那其主义的原理；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当时还只是微弱地透入人们的精神，所以他们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内，他们还采取强权主义的旧原理他们抄袭市参议会，还成立一个公社的参议会。
如果我们承认为调整公社间的关系，一个中央政府是绝对无用的，那为了调整公社于团体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又承认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们把关于许多城市事务的协调工作，让给公社的自由创意，为什么又对公社所组成的各团体拒绝这同样的创意权呢？公社以内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样，两者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这样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来反对政府制度本身，所以他们仍旧让自己保持着政府的偶像主义给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我们都知道以后的结果。他们把热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厅里去。那里，他们停滞在大堆的废纸中间，当他们的本能要他们与人民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他们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做统治的勾当，应该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在会议室中空谈，失掉与民众适当接触产生的灵感，他们看见自己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远离了革命中心——民众，而是自己麻痹之后，他们同时也使人民的创意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巴黎公社诞生于社会主义与强权思想均受质变的过渡时期。他同时又是战争的产物。他孤立在一个大城市中，受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他必然失败的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
但是由于他的平民性质，他在革命的继续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由于它的思想，它是社会大革命的先驱，资产阶级庆祝巴黎公社覆灭时所用的前所未闻的卑怯而残忍的屠杀；刽子手们在九年中在对于囚犯所实施的可耻报复，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恶行，在富有阶级与平民中间，挖下了永远不能填塞的鸿沟。下次革命的时候，平民将知道他们所应当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将知道他们如果不获决定性的胜利，必有最残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行动了。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法国如果遍地有暴动的公社时，人民再不应该成立政府，期待着政府来负担革命措施的创意，扫除了侵害他们的寄生物以后，他们将自己去占领全部的社会财富，依安那其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把这财富收归公有。在他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政府与国家的时候，他们将以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组织起来。截断了自己的锁链，推翻了种种偶像以后，人类将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他们不再承认主人与奴隶只对那些以自己生命与苦痛助成解放运动的伟大牺牲者保持着最高的崇敬，因为他们在我们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曾经给了我们与光明的指针。
III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各城市——所组织的纪念会与公众集会，确实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不但是无产大众的示威运动，而是激励量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情感的表现。这样“计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选票计算，来的有效，人们完全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愿望而不受选举策略作用的影响。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会中的无产者不再限于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与喊着要向5月屠杀复仇了。虽然全心沉浸于巴黎惨烈斗争的回忆中，他们的精神还翱翔于更远的所在。他们为着下次的革命讨论着1871年公社所应有的教训，他们自问公社的错误是什么，这不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人物，而是为了指出当时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占得优势的财产与强权的成见，怎样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发展与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学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待与古旧的成见绝缘后之后，无产者将简单明了地说明他们怎样了解他们的革命。
下次公社的举事中不单是公社主义的运动，那是可以确定的。有些人还想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在这公社中在做经济改革尝试，而民众精神的发展已把他们的主张淹没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籍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废除个人私有财产，才能确定与组成他们的独立。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政府被民众扫除，依赖国家保护的资产阶级无法维持其存在且已开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远了——暴动的人民不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闻的贤智来发动经济的改革了。他们将以暴烈的充公废除个人私有的财产，他们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把前代劳动所积累下的全部社会财富收归公有，他们将不再以一纸具文的法令，没收社会资本占有者的财产；他们将立即占有他们，将立即使用他们并且成立使用的权利[2]，他们将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管理工厂，使工厂照常工作，他们将以自己的陋室调换资产阶级大厦中的卫生住宅[3]。他们将立即使用堆积在城市中的一切财富；他们将占有它，好像这财富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盗取似的。工业界的巨头们在工人身上抽取财物，这些寄生的害虫一旦被消灭之后，社会的生产继续进行，并将摆脱主义它的障碍，废除杀害它的投资，扫清瓦解它的混乱，在自由工作的推动之下，依着常识的需要，它将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说：“法国人民从来没有像1793年，土地从封建领主中夺回之后，那样的公众他们的田地。”待工作获得自由，劳动者的每一进步都为全公社安乐的泉源的那一天，人们也将以从来没有的身份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呢！
关于社会财富的问题，人们曾设法划分区别，为了此种区别，甚至使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今天自称集产主义的一派，代替国际劳动协会原来的集产主义（其实即反强权的共产主义）换言之，理论集权主义的学派，曾设法在生产资本与满足生活需要的财富之间，强立区别。一边是机器，工厂，原料，交通线与土地；另一边是住房，制造品，衣服与粮食。前者成为集体的产业，后者，依照这一派的代表的学者的主张，则将留作个人所有。
人们硬要划分这个区别，可是民众的常识就很快地见出了这个区别的不合理。他们知道一个区别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论来说，只有缺点，它必须在生活经验的面前崩溃。劳动者了解我们住的房屋，我们所烧得煤与煤气，人体为了维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们为着保持温暖所穿的衣服，为着求知识所阅读的书籍，为着散心所准备的娱乐，都是自身生存的组成分子，对于生产的成功与人类进步的发展，与机器，制造厂原料，以及其它的生产因素，是同样必要的。他们晓得对于这些财富，维持个人的私有，即无异于维持不平等，压迫，剥削，并且预先取消局部充公的结果。
越过了理论家的集产主义所放在他们的路上的障碍，他们直向较简单较实际的反强权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
真的，在他们的集会中，革命的无产者都明白地肯定他们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的权利，并且无论是对消费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对再生产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废止私人占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将占领全部财富，没收储蓄在城市中的一切价值，并把他们收归公有”工人大会的代言者这样说，而听众也以一致的同意赞许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在公众的堆积物中取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确信，在我们城市的谷仓中，还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产开始新的进步的日子。虽然在我们城市中一般人都很贫穷，可是仓库里却有着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贫困旁边，没有销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御寒穿戴。甚至还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着自己的趣味任意使用。”
看，根据各地大会中所说的判断，这就是无产大众怎样在观察他们的革命，他们所得的结论是：立刻采用安那其共产主义与再生产的自由组织。这是已经确定的两要点，因此隆隆响于我们面前的革命的公社将不重蹈先人的覆辙。我们的先人已经过他们的责任了，他们已将他们所留的慷慨的热血给我们开辟了未来的大道。
关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点，即政府的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而将无成立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当前的两派对于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同意的。强权的社会主义者说：“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须成立一个占领权力的政府。这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政府将颁发种种法令，完成他的革命，并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法令。”
反强权的安那其者则说：“可怜的幻想！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机关，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由复杂与保守的分子组成，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它在准备向前的革命中妨碍革命，它又不能给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灵感。即在暴动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实，那么，他只是无用与危险的机构罢了，或者他做公社的首脑：它将干涉人民为本身生存而自由准备的事物；它将在应该由全社会草拟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实施他的学理，那时候它还要使用着社会有机体破除锁链时所产生的创造力量，在这力量的面前，会展有新而广大的地平线。掌握权力的人们总是妨碍改革的趋势，他们若留在平民中间与平民一起准备新的组织，而不是自闭在部院中，专做徒耗精力的讨论，他们或者还能做些有利于人类的事业，他们一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即从事于权力之争，无暇给予公众的福利。政府是障碍与危险；他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
不论这理论如何自然，如何正确，然而累世所积的成见还随处抑制他的发展，一般保守者为着自己的利益还在私有财产与神的宗教之旁，维持政府的崇拜。
这成见是上帝，财产与政府这锁链的最后一环，它存在着，它是妨碍下次革命的一个危险物。可是我们已经见到它在动摇了。“我们将不等待政府的命令，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将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统治者方式来压迫我们的人到干涉，”无产阶级已经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希望。安那其共产主义者，如果继续严格地打击政府主义的宗教，如果本身不离开自己道路，不被拖入政权的斗争。在革命与我们相距的若干年之内，政府的成见必充分地被动摇，终于不再能诱惑无产大众落入它的错误的深渊。
然而民众集会中还有一种可惋惜的缺陷，是我们应该指出的。就是对于农村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一切都限于城市。农村对于城市的劳动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轮到下次革命性质的演说家，也避免提及农村与土地。他们不认识农民，也不知道农民的愿望，他们不敢代表农民讲话。[4]我们可以不仔细注意这种情形是会引发的危险吗？只要革命的运动不把农村包括在内，无产阶级的解放，简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赋，抵押，租金与规定此类抽取的制度被废除之后，农村一定会了解这个革命的好处。但是若不预先准备思想，而冒昧地信赖城市革命思想散播于乡间的事实，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后，我们应该知道农民的愿望，乡村的人们怎样了解革命，他们想怎样去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困难问题。我们必须把城市无产阶级与其联盟者所要进行的事情预先告诉农民，并且让农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绝不以有害于耕者的措施强迫他们接受。城市工人这一边也应该习惯于尊敬农民，并且与他们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
为着这个缘故，劳动者应该以帮助农村间的宣传为义务。每一个都市对于农民的宣传，应该有一个小的特别组织：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支部。这一类的宣传如工业中心的一样，应该被视为大家的义务
开始或者是困难的；可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只有在工厂的劳动者与田野的耕种者手挽着手地一起去争取众人的平等，使乡间的茅舍与工业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
[1] 对于一般想得到一点法国人民（指全体人民，并非人民的“公仆”）历史的普通智识的劳动阶级者，我们可以特别推荐席米勒的《历史》和尤敬·西的小说（这推荐一定会使教授们大吃一惊）：《人民之秘密：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一部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的，公社派的著作。这部大著并没有俄文译本：沙皇不准这小说的译本出版。不过夏席科夫曾翻译了这本书的开头几章，在从前的俄语杂志上发表，并且换了一个题目，作《奴隶制度史杂纪》在这卓越的故事里面有着从前的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工人对于公社的思想与看法——著者俄文本注
米席勒Jules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革命史》
尤敬·西Eugene Sue 1804-1857，法国小说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
[2] 至于一个暴动的大都市怎样能够按照这种意识组织一切，可参看我的《面包与自由》在那本书里面我会尽可能的从实际方面考察暴动的公社实际组织的问题，我注重的不是现在，是将来
[3] 这句话是1883年本书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现在要添加说，根据那以后尤其在英，比二国所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虽然可以将那些豪宅改修作为工人的住屋，可是问题的解决并不在这个方向。我们必须立即建造一些共有四，五，六个房间的并不很大的住房，并且有一切的舒适便利，和近代设备：即光线充足，并且有简单的暖气装置，洗澡房，小花园，电气设备等等，及一切适合于完全卫生的生活的条件。我还要添加，像现在这样在大战以后，在英国还需要建筑这样的住屋二百万所得光景，并且已经计划如何降低他们的建筑费了（不过并不主张建筑单调的样式）同时还在设计一些新的改善办法。可是究竟建筑一些较大的建筑还是建筑数目更多的较小的房屋——这问题该有当地居民来决定，建筑新屋是一切社会革命的第一件大事
[4] 本文写于1883年——以后在俄国也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在俄国，就在这一农民数目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还是都市的。并且在西部差不多一点事也没有做过——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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