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阿·克鲁泡特金
不早于1874年
尽管政府日益加紧迫害，尽管进行新的逮捕和颁布新的镇压的法律条文，到民间去的青年人的数量仍在不断增加。我们的反抗的青年从完全没有社会基础的军事阴谋（1825年）[2]转到私下议论社会主义的共和政体，然后转到和一部分关心变革的人进行肤浅的交往，最后转到同这些人建立比较直接、比较经常的联系，这完全是合乎逻辑的。现在应当指望有更加紧密的联系，然后迅速地从人民当中产生鼓动员，最后就举行武装暴动。但是，由于到民间去的队伍日益壮大，因此革命者就比任何时候都有必要作好准备，作好周密的安排和掌握熟练的本领。至于说到作好准备的问题，那么我们不知道还有比《特权阶层出身的革命家》一文的作者[3]提出的经验更好的经验了。只有良好的愿望、只有毅力、智慧和坚韧精神等等，这对革命者来说还非常不够。除此之外，还必须更进一步地熟悉人民，清楚地了解他们的要求、观点和思想方法。愿意成为一个革命者的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还必须作好准备。准备工作应当包括读书，读那些有助于广泛了解人民的需要，当代的和过去的生活方式的缺点等等的书，以及读那些训练思维能力的书：还应当包括学习某种技艺和亲自（初期阶段）全面地熟悉人民的生活。在这个时期，为了不致白白地就擒，革命者应当缄口不言，只应当仔细观察、倾听……只有在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就绪时才应当开始动口宣传。无论隐藏自己的思想感情有多大困难，但在初期，沉默寡言总比信口开河好。在第二阶段，革命者应当彻底放下自己的贵族架子，永远变成一个农民、一个工场工人成工厂工人，去从事宣传活动。同时，据西欧的实践证明，宣传只有在特定的范围内才能奏效。不开通的农民或工人听不懂有关社会主义、平等、团结的社会思想，甚至连他的同行的贫困和苦难，只要同他自己的遭遇不完全相同，也不能触动他的心（特别在初期）。例外的现象姑且不读，你们用波尔塔瓦或土拉等什么省的农民关于小块份地的议论是一步也推动不了工人的。革命者只有把当地的利益提到第一位，才能指望得到成功。在西方，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鼓动员都站在当地煤矿、当地泥瓦工人联合会、当地装订工人联合会等工作人员的前列，主要（只在某种程度上用一般的理论来充实自己的宣传）追求的正是这些当地的局部的利益。由此可见，永远留在民间的革命者应当住在当地的某个地方，并参加当地的某种行业。在没有别的谋生手段时，也许他本人甚至因此会在其博爱的愿望之外增加一种个人利益的强大推动力。
“这是普遍的问题。此外，我想提两三点小意见。在同老百姓多次谈话以后使我相信，触犯他们的宗教信仰是极端脱离实际的。凡是说没有上帝、灵魂不是不灭等等的人，对农民来说是可怕的，至少也是不受欢迎的。如果农民中有人喜欢这样的人物，那么其他人就会吓唬他是在同坏人打交道。革命者不仅应当在经济方面完全和永远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而且在其他一切文化方面，即在衣着方面（红衬衫等等使农民感到刺眼，因为他们只是每节日才这样打扮）、在家庭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他也应当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例如，他应当到不仅有农村妇女、也有庄稼汉去的教堂里走走；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应当戒斋，这是连庄稼汉也到处遵守的习惯。此外，触犯沙皇是不切实际的。应当千方百计回避这个问题，要把一切苦难都归于政府和老爷们，这是全俄罗斯每一个人都知道的事情。只有在谈话过程中突然出现了这种必要，即或者是替他解围（因而是间接地予以颂扬），或者是把他列入人民的……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涉及沙皇；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保持沉默仍然是很有好处的。
这样不提沙皇是没有什么害处的。只要政府和老爷们一倒台，沙皇自己也就……他就会被……”[4]
译自《民粹派经济文献》1958年
莫斯科版第233—235页。
[1] 这个纲领是在彼·阿·克留泡特金加入了彼得堡柴可夫斯基小组以后起草的。纲领试围规定“到民间去”的俄国知识分子的任务及其行为准则，从内容看，纲领起草时考思到了在农民中进行宣传的初步经验。——编者注
[2] 克鲁泡特金把1825年铁国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看成同社会、同人民没有联系的纯粹的军事阴谋。——编者注
[3] 指彼·拉·拉南罗夫。该文刊载在1874年出版的《前进》杂志第2期上。这里提到了这篇文章，由此可见，《革命宣传纲领》的写作不会早于1874年。——编者注
[4] 克鲁泡特金建议不要批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删去的地方可以读作这样：“把沙皇列入人民的敌人这一类”；……“沙皇自己也就会倒台，他就会被推翻。”——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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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帖 :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kropotkin/mia-chinese-kropotkin-before1874.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