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在以上数章中，我们所得的结论是欧洲已在革命骚动的斜坡上了。
研究资产阶级手中所组织的生产与交换的方式时，我们见到现在的事物状态已被不可救药的腐菌所侵袭；我们见到科学与人道根基的缺乏，社会资本的疯狂浪费，甚至蔑视社会性一切的法则贪婪好利，继续不断的工业斗争以及社会的一般紊乱；我们竭诚祷祝革命日子的降临，像从前宣告王朝崩溃的情形一样，大家一致喊出：“资产阶级崩溃了”的呼声。
研究国家的发展与其历史的任务以及今日如何瓦解的情形时，我们见到这种结合的方式在历史上已尽过它所能尽的任务，今天就在它固有的职权的重压之下，倒坍下来，只好将它的位置让给新的组织，后者将以新的原则为基础，与人类的近代的意向发生更密切的关系。
另一方面，用心观察过现社会内部思想运动的人们，都很知道人类的思想今日以何种热烈的情感在重估过去数世纪遗留给我们的全部价值，并准备以新的哲学与科学的体系，作为将来社会的基础。现在不单是那班受着过分劳动与过分贫困压迫的忧郁的改造家要来批评他们所身受的可耻制度之邪恶，希望较善将来的降临，甚至学者，虽然在旧成见中长大的学者也渐渐知道动摇他们的旧成见，听着民众精神所了解的思想潮流，准备去做这思想潮流的代言人与喉舌了。“批评的大斧尽力铲除过去留给我们作为真理的一切遗产；哲学，自然科学，道德，历史与艺术等，在这破坏的工作中，一点都不让保存！”保守派的人都这样喊着说。是的，一点都不让保存，甚至你们社会制度的根基——财产与权力，也被工厂的“黑奴”与思想的劳动者所攻击了，今天不论是关心改革的人，或者怕见自己思想被人施诸实行因而激起街上骚动，掀起他们图书馆的尘埃的学者，也都认为你们的社会是罪恶的渊薮了。
现存制度的衰败与瓦解，一般的不满意，新制度的热烈酝酿与切盼改造的愿望，科学哲学与伦理学领域上的批评攻势与舆论的大骚动，掌握着权力者的玩忽冷淡或凶狠抵抗，一遇惊动，还有力量与勇气阻止新思想的发展。这是大革命前夕常有的社会状态；我们今日也在这同样的情况中。这不是好闹团体的过分兴奋或故意捣乱的断语；而是平静与科学的观察给我们揭出社会的内幕来；就是喜欢以“我们安心吧，我们住所中还没有危险呢”这句话，自掩其罪恶与冷淡态度的人，也不打自招地承认情势地日益恶劣了，他们已不知道我们应该走向何处去。不过他们拿这种招认安慰自己之后，立刻转身去重过无思想的反刍生活。
“但是，这革命，人们已喊得这样久了”，悲观主义者在我们旁边叹息地说，“就是我自己也有一个时期相信它，可是它终于不来呀！”它不来，只为着等待更成熟的时机呢！一个历史家论及十八世纪时，曾对我们说，“1754年与1771年这两次，革命几乎爆发了[1]，。那两次革命之所以没有爆发，不过为着使它在十八世纪末期产生更有力更丰富的结果。
我们就让冷淡人们酣睡，悲观主义者叹息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呢。我们去研究世上这样多的人所预感所准备的革命应该含着什么性质，我们对着这个未定的大事，应该采取何种态度吧。
我们不作历史的预言；因为尚在胎儿状态的社会学与现在还很幼稚的历史学，如历史家基埃里（THIERRY）所说：“不过使真理窒息于人为程式之下“的历史学，并不允许我们这样做，我们只提出几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吧。
即使是暂时吧，我们能够承认社会各阶层中所进行的批判与这知识方面的大改造的工作，能因政府的简单的变更而即行停顿么？与日俱增的经济的不满，如果某种特殊的事变，产生某种顺利的机会（如权力的瓦解等）能不设法在公众生活中表现出来么？
提出这些问题就是解决它们。——回答当然是否定的。
我们能相信英国与爱尔兰的农民如果见到他们可能占领他们渴望很久的土地，驱逐他们十分憎恶的地主时，能不利用任何骚动的机会，以实现其日夜追求的愿望么？
我们能相信，如果再发生像1848年那样的欧洲革命，那时法国只会限于罢免当权的甘必大而代以克雷蒙梭，竟不设法去做公社所能做的事业，以改善劳动者的命运么？我们能相信法国的农民一见中央政权的解体，能不设法占领他们邻人，女修士们的碧绿牧场，并把新近安顿在附近，且曾不断地扩大其领域的大富翁的田产，没收为公有么？我们能相信他们不站在援助他们的革命者一边。同心协力去实现工作有保障有厚酬的理想么？
我们能相信意大利西班牙与斯拉夫的农民不作同样的事情么？
我们能相信忍受苦痛与贫困，屡次被矿内煤气所杀的矿工，今日在军队的监视之下，忍气吞声，不敢稍露其不满，倘若看见军队解体，兵士不愿服从他们的长官的时候，能不设法铲除他们的矿主么？
而蹲在暗湿地窖里，指冻胃空，自早至夜，终日劳作，仍然得不到一家五口的面包费，眼见儿女。因缺食而消瘦，愈消瘦而愈可爱的手工匠，又怎样呢？而这个连每夜一个铜子房费都付不出而睡在任何街沿门脚的困苦无告者又怎样呢？你们以为他们不想在那些富丽的大厦中，找到一间干暖的房子来安置他们其实比富有者更清白的家庭么？你们以为他们不想看公社的仓库中有充分的面包可以供给没有懒惰习惯者的食用；有充分的衣服可以供给工人孩子们的枯瘦肩膀御寒，正如富有的少爷们拿它穿在细皮嫩肉的身上一样么？你们以为衣服褴褛的人们不知道大城市的仓库中有可以满足一切居民需要的货物么？你们以为他们不懂得一切劳动者如果从事于有益的生产而不为奢侈的物品工作，他们一定能替全公社以及临近其他公社生产充分的必需品么？
最后。我们能承认这些随时说，到处讲，一遇恐慌时期（我们还记得巴黎被围的情形吧！）即自动地出现在人人口中的事物，等到平民自觉有力量的日子，不被他们拿来实行么？
人类的常识已回答了这些问题，请看他的回答吧：
下次的革命将有不同于过去一切革命的普通性质。这不是一国卷入漩涡而是欧洲的多数国家。假如从前限于一地的革命是可能的，那么今天欧洲因有休戚相关与一切国家没有固定平衡的关系，稍能经久的地方革命已成为不可能了。如1948年一样，一个地方发生骚动，必然得着其他各地的响应，革命之火终必烧遍整个的欧洲。
不过暴动的城市在1848年还能信任政府的变更或宪法的改革，今天却不一样了。巴黎的工人不会再等待政府——就是自由公社的也一样——来完成他们的愿望了；他们要自己起来进行自己的事业，并且自己认为“这也一样会成功的”！
俄国的人民也不待制宪会议来给他们以领有所耕土地的权利：他们若稍想成功，必须自己去力争；他们已在进行了，不断的骚动就是一个好例。西班牙与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德国的工人即使有一个时期受着中央集权者的欺骗，一切事物均待柏林的电报来决定，邻国的榜样与自己领袖的无能已给他们指出革命的真确道路。所以下次革命的特性将是这样：各处的人民将自动起来作经济革命的尝试，他们决不期待这革命如天赐的食物一般自空而降。
但是……我们已看见悲观主义者，嘴边露着恶意的微笑，走来向我们提出：“几个疑问，只有几个疑问”。好吧，让我们来听他说，让我们来回答他吧。
[1] 我几乎将它们写成1848年与1871年——这数目多么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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