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ualité de l'Anarchosyndicalisme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世人时常责备我们用这非常使人害怕的“无政府”（anarchie——安那其）字眼作为我们的标语。他们说，你们的思想是高超的，可是，你们要承认你们党的名称实在选的太坏了。“无政府”在一般人的口中是与无秩序或混乱同意义；这几个字使人立刻生起“利益相冲突，个人相斗争，世上永无和谐希望”的观念。 　　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个行动的党，一个代表新意向的党很少有自择其名的可能。后来非常普遍的“渤拉邦讨饭党”[1]一名并不是他们自己发明的，首先只是绰号（这绰号起得很好），但由党使用与一般人接受之后，不久，就变成党的光荣称呼。最后人们也承认（这绰号）实在含有整个的思想。　　1793年的“无裤党”又怎样呢？这也是平民革命的敌人，造来侮辱革命党人的绰号罢了；但是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它就是代表衣衫褴褛，倦于贫困的平民，反对以丰衣足食自称爱国的保皇党与“雅各宾党”[2]，那些衣冠楚楚的“雅各宾党”，不管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在他们的铜像之前，怎样焚香祭拜，不论他们的演说怎样堂皇动人，毕竟是平民的真正敌人，因为他们蔑视平民的贫困，厌恶平民的自由平等的倾向，反对平民的革命热忱。　　“虚无主义者”这个名称也是一样，它使当时的报章记者大做文章，不知耗费了多少笔墨，经过了多少无谓的争辩，才使人们知道它并非什么古怪而带有宗教色彩的党派，他却是真有革命力量的集团。由屠格涅夫[3]首先在他的名著《父与子》中用了这个字眼，一般做“父亲”的，因儿子的不服从，就用这个外号来向他们报复，做“儿子”的也欣然接受了，待觉到“虚无主义者”这字眼含有许多误会而想摆脱的时候，事实已不允许他们改名了，报章与大众都不愿以“虚无主义者”以外的名称指当时俄国的革命党人。此外，这个绰号继续也没有半点选错，因为它也含有整个的思想，所谓“虚无主义者”就是一切旧制度的敌人，他们否定现代以一阶级压迫另阶级为基础的一切文明的事实。他们抨击现在的经济制度，政府与权力，他们否认资产阶级的统治，守旧的科学，资产阶级的道德，为剥削者服务的艺术；过去无数世纪遗留给现在社会的恶劣习俗与虚伪，也为他们所厌恶——简括地说，他们是今天才有崇高光环的全部资产阶级文明的否定者。　　“安那其主义者”这字眼也有同样的历史，当初国际劳动协会[4]中忽有一派否认协会中的权力，并反对一切方式的强权，他们先以联合派自称，后以反国家派或反强权派自命。他们时常还避讲“安那其主义者”的名称。“安—那其”（an-rehie，这是当时的写法）一词好像太于蒲鲁东派[5]接近了，因为当时会中正在攻击普鲁东派经济改良的思想。但是一般敌人就为了这个原因，就为了播散混淆，故意把当时的反强权派叫做“安那其主义者”，并造谣中伤地说“安那其主义者”这名称就可以证明他们的唯一野心是制造无秩序或混乱，而不丝毫想到远大的目的。　　安那其主义者也就立刻接受了人们给予他们的名称。他们首先还注意“安”于“那其”之间的短线，解释在这个写法之下，起源于希腊文的An-archie即“无权利”非“无秩序”的意思；但不久，他们便接受了现在的方式，不再给校对员以无益的工作，也不再向读者讲解希腊文的功课了。　　所以这个字便恢复它原来的普通解释，即英国哲学家边沁[6]在1816年以下面的词句发表所发表的意义，他说：“一个哲学家想改革一条坏的法律，并不劝人以暴动去反对法律。——安那其主义者的性质完全不同。他否认法律的存在，他弃绝法律的价值，他煽动人家不要承认它是法律，并且一致起来反对他的实施。”今天这个字眼的意义格外扩大了:安那其主义者不但否认现有的法律，而且反对任何已成的权力与任何强权；话虽如此说，而其基本的性质仍是一样：由反叛开始，他总是否定一切方法之下的权力与强权。 　　“但是这个字眼立刻使人想起秩序的否定，无秩序或混乱的意思呢！“有人这样说。　　我们努力去了解吧。人们所说的，究竟是什么秩序？是否就是我们安那其主义者所渴想的大同，是否就是指人类不再分成两个阶级，不再有这一阶级牺牲那一阶级的状态时完全自由地成立人类关系的和谐社会？是否就指万人一体，天下一家，个人为大众的安乐努力，大众为个人的幸福工作，彼此利益相同，休戚相关的理想佳境呢？显然不是！责备安那其就是破坏秩序的人，并不谈论这将来的大同，他们所说的是现在社会中所了解的秩序。所以我们不妨去看看安那其主义者所要破坏的秩序究竟是什么。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全人类十分之九代最少的最少数的懒惰者工作，使其有穷奢极欲的物品，以过其最丑恶的娱乐生活罢了。　　今天的所谓秩序，不过是剥夺卫生生活与智慧合理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多数条件，使人类的十分之九，逐日偷生苟活在牛马的状态中，不敢想到科学研究与艺术创造所给人类的享乐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贫困与饥馑成为社会的常态；就是爱尔兰的农民死于饥饿，俄罗斯的百姓毙于荒年之后的白喉伤寒与却食，好让富者强者积麦如山，运输出口，以满其自私的欲壑；就是意大利的人民抛弃富饶的田野，投身四方，遍游欧洲，寻觅未成的隧道，从事开掘，以保全他们颠连无告的苦命，一旦岩石倾覆，陷身其中，他们冒这重险，亦不过为了苟延他们几年几月的黑麦面包生活罢了。唉！这就是秩序！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变良田为牧场，以共富者肉食，停留荒地以待垦，坐视耕者流离！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逼妇女卖身养活他们的子女，逼迫儿童进工厂做苦工，或使他们夭折于羸弱；也就是使工人变做机器，把劳力变为商品。就是暴动工人的幽灵，显现在富有者的户外；反叛人民的鬼影。呆立于统治者的门前。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教养于政府讲席中的少数人，以统治者的资格，压迫大多数的平民，俯首听命，并训练其子孙继承其职位，好让他们以奸计，贪污，暴力，屠杀，延续其特权于万世。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战祸连年，民生水火，人与人战，行业与行业战，阶级与阶级战国家与国家战，猛烈的炮声不绝于老大的欧陆，乡野摧毁于炮弹下，民命牺牲在战场中，几世纪来勤劳所积的财富，一年间就消耗为乌有！　　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人格被奴役，思想被束缚，以铁与鞭维持同胞于低贱的境地。就是矿夫被煤气闷死，石匠被岩石压毙。尸积如山，命损千百，每年都由主人的贪婪，演成惨剧，间或诉诸政府，政府即以枪炮击之，诬为盗贼之徒，该遭征伐。啊！民众轻如蝼蚁，穷人的怨恨，从何控诉呢？　　总之，今天的所谓秩序，就是巴黎公社溺于血河，三万余男女儿童，被枪弹炮弹击毙，葬身于巴黎路下的生石灰中；就是俄国青年被捕入狱，埋骨于西伯利亚的雪乡，而其最纯洁最优良与最忠心的英雄只被绞死在刽子手的绳索中。　　唉！这就是秩序！ 　　然而，什么是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呢？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指人民举事，反对这丑恶的秩序，斩断锁链，摧毁障碍，一致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为人类历史中之最光荣的盛举。　　就是革命前夕的思想反叛；就是过去停滞时期所遗下的种种陈旧假定的推翻；就是新思想如怒吼似的澎湃，大胆发明如春笋似的蒸发，就是科学诸问题的逐渐解决。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古代奴隶制的废除，公社的暴动，封建奴隶制的解放，经济奴役制的消灭。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革命农民反对教士与封建领主的暴动，就是焚毁宫堡，改造茅舍，脱离黑暗洞穴，进入阳光地位的叛乱；就是法国消灭王权，给西欧农奴制以最后致命伤的革命。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国王发抖，贵族惊怖，初次宣告劳动权（droits du travail）的1848年；就是巴黎平民为新思想而斗争，随在屠杀之下，仍前仆而后继，把自由公社的思想留给人类，给人类开辟革命的纪元，我们已见其渐渐的阶级社会革命亦必随着这秩序的扰乱而降临。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历史的伟大时代，大家为人类准备较善的生活，为他们摆脱过去奴隶制的束缚，而坚持不断的斗争与牺牲。就是民众的天才获得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其在数年之内完成巨大的进步，人类由此摆脱古代的奴隶状态，才不再为终身陷于贫困泥沼中的可怜生物！　　今天的所谓扰乱秩序，就是最美丽的激情的开花，和最伟大的献身精神的焕发，就是人类无上挚爱的史诗！　　总，“安那其”这个名词既然是以上所谓秩序的否定，又是人民一生最美的时期的回忆，那么，一个向着较善将来前进的党派，以他为名，岂不是很贴切吗？ [1] Les Gueux de Brabant ，Brabant原为中世纪尼德兰公国，现在南部为比利时的一省，北部属荷兰。“讨饭党”是当时人们给1565年结党的弗兰德斯贵族起的绰号 [2] Jacobin 是法国大革命时期激进共和党，他们隶属于雅各宾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地址在巴黎雅各宾寺院，故称为“雅各宾党” [3] 1818-1883 俄国小说家。《父与子》是他的长篇小说，有巴金的中译本。《屠格涅夫选集之四》文化生活社版 [4] 即第一国际，1864年在伦敦成立，1866年9月在日内瓦正式开第一次会，出席的人为加协会的六国工运代表 [5] 指蒲鲁东的追随者，比利时劳工运动领袖，德·柏朴是协会中最活跃的会员之一。蒲鲁东，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曾被人称为“安那其主义之父 [6] J.Bentram 1784-1832 英国哲学家和法学家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反对我们的人时常对我们说：“你们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很对的；你们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理想是再好没有的，他的实行的确能引出世上的幸福与和平，可是愿意这样的人却多么的少数，懂得这种主义的人又有多少，委身从事这种革命的人尤其是少数之少数！你们不过是最少数的人，几个薄弱的团体散布在冷漠的群众中间，你们的面前站着可怕的敌人，他们既有很好的组织，又有军队，资本与教育做他们的后盾，你们怎样能抵挡了？你们所要从事的斗争，可惜超过你们的能力太多了！”　　这就是我们不断地听见反对我们的人甚或一般朋友对我们发表的反对议论。我们现在不妨去看看这种议论是否确实。　　我们安那其主义者的团体，若与法，西，意，德等国家的数千万人民比较，的确是很少数，那是毫无疑问的。一切代表新思想的团体，起初都是极少数。就组织说，直到革命的那一天，我们人仍就还是极少数，也是可能的，但是但这是攻击我们的一种论据吗？现在是投机主义者占多数的世界，我们也应该跟随着变成投机主义者吗？直到1790年，是保皇党，立宪派构成社会的多数人，当时的共和党人眼见法国正迈着大步走向王权的崩溃，是不是应该因为自己是极少数人就放弃共和的理想，跟在多数人后面去做保皇党或立宪派呢？　　就数目说，我们是极少数的人，又有什么关系，要讨论的问题并不在此！重要的是去观察安那其共产主义与现代人类脑筋中——尤其是拉丁民族的脑筋中——所发生的思想进化是否符合。关于这点，没有半点怀疑的可能。进化并不倾向强权主义的一边，个人，生产与消费团体，公社，联合会等渐渐获得最大的自由，才是进化的正轨；所有主的个人主义正与进化背道而驰，共同生产与消费才是进化的合规趋势。共产主义这名词在各大城市中，不再使人惊怪了，这所指的当然是安那其的共产主义；在个乡村中，进化也发生于同一方向，法国有许多地方，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农民很早就有把生产工具收回公有的倾向了。所以我们每次上大众发表我们的思想，每次以简明易懂的语言，确实可靠的例证对他们说到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不论在工业的中心或小生产的农村，我们总时常受着他们的欢迎与赞扬。　　他们能不这样赞扬吗？真的，假如安那其主义与共产主义是少数学者在在书斋中，以哲学的推理杜撰出来的，那么，他们得不到民众的响应，也是不足怪的。但是这两个主义的思想是从民众的衷心产生出来的。是一般农民与工人在日常工作的闲暇，想象着较好社会的结晶品。它们是这个世纪前进精神所孕育的徐缓进化的表象。他们是民众对于改造社会的概念，这概念会使正义，休戚相关与博爱等等的精神，实现于城市与乡村的日常生活中。既由民众中间产生，又以简明的语言陈述，他当然会得着民众的欢迎。　　的确，革命的真实力量，就在民众身上。至于团结与组织的活动同志，他们虽相当勇敢地冒革命斗争时的种种危险，而他们的力量，总不及民众的强大。他们是少数人，他们只负发动的任务。他们的数目会一天天的增加，他们的力量也会一天天的扩大，只有到发动的前夕，今天的少数人才会成为那时候的多数人。　　历史在那边告诉我们，在革命前一天还是少数的人们，如果的确代表民众的臆想，如果革命延长若干时间——这是基本的条件——使革命的思想，有传播萌芽与结果的可能，一到革命那天，就会成为优越的力量。因为我们不要忘记：并不是一天或两天的革命，能使社会向着安那其共产主义方面演变：短时的暴动举事，只能推翻一个政府而代以另一个权力。它能推翻拿破仑三世而代J.法佛尔[1]的政府，可是社会的基本组织却实在一点也没有改变。依我们看，必须经过三年，四年，甚或五年的混乱时间，才能够完成剔除私有财产制与改造现社会组织方式的革命。法国要五年——至1788年至1793年——的连续暴动才推翻了土地的封建与王权的独裁制。我们也要三四年的大暴动，才能打倒资本阶级的封建制度与富人政治的特权。　　就在这昂扬的时期，一般的精神，以加倍的速力活动；华美城市或简陋乡村的居民个个注意公众的事业，人人辩论，讲话，演说或促使别人觉悟，就在这样热烈的时期，现存团体所播下的安那其思想，才能萌芽结子，才能在大众的精神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到了那时，就是今天的中立者，也会成为新思想的确信者。　　这就是思想进展的历程，法国大革命便可以作为最好的例证。　　真的，这次革命没有做到我们说你想的那样彻底，它只推翻了贵族而代以资产阶级的政府。它没有动到私有财产制，私有财产制反而因他而更牢固；是它给资产阶级奠定了剥削的基础，但它废除农奴制时，所得的结果却是无限量的；它以暴力铲除了这个古老的害人制度，总比用法律来废除任何东西来的有效。他开辟以后无数革命的纪元，社会革命也由此而逐渐逼近。它给法国人民以革命的激励，要是没有这种自动激励，一般人或者还在最卑劣的压迫下。捱过许多世纪呢，它给了世界也追求“未来”的丰富理想；它唤醒反叛的精神，它使法国的儿女受到革命的教育，1871年法国所以有“巴黎公社”，它的人民当别国还在强权与立宪思想（即法国在1848年甚或1780年以前所经历过的）的时期，所以情愿接受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理想，其故就在18世纪末期，他们所经过的四年革命。　　这就使我们回想到革命前数年，法国的社会的景象如何惨淡，当时想废除王权与封建制度的人们是多么的少数！　　农民沉溺在我们今日难以想像的贫困与无知中。他们僻处乡间，没有合规的交通，连一二百里外所经过的事变，都不认识，他们终日屈身在梨下与陋室中生活，好像被命中注定，永远要做农奴。共同行动，是不可能的，稍有举世暴动，军队即来屠杀参加的人，把主使者绞死在水池附近18尺的绞台上。那时仅有少数密密的宣传者经过乡村，把憎恨压迫者的情感吹入一般人的脑海，使极少数有胆量听他们谈话的人起一点小小的希望。当时农民几乎还不敢要求面包或者稍减赋税。我们只要看看乡村的请愿书，就可以明了我们所说的并非虚构。　　至于资产阶级，最能形容其特征的是懦怯。极少数的孤立个人有时冒险抨击政府或以某种大胆的行为唤醒反叛的精神。而最大多数的资产阶级分子却在国王及其宫廷，贵族阶级及其侍从之前卑躬屈膝地表示忠顺。只要查阅当时地方政府的记录，就可见到1789年以前资产阶级的议论是如何的卑鄙。不管路易·布朗[2]与其他阿谀这类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怎样颂扬，他们的言论处处露出最无耻的懦怯，当时的少数革命党人，看看四周的情形，便会感到无限的失望，德木南[3]说得好：“1789年以前我们共和党人几乎只有一打左右呢！” 　　三四年以后，情形就大变了！等到王国的的力量随着事变的过程而动摇的时候，人民即开始暴动了。在1788年还只是农民局部的小暴动；就跟今天局部的小罢工一样，他们在法国各地爆发，不久，就逐渐扩大，逐渐普遍，终于成为难以镇压的大暴动。　　两年以前，农民只敢要求减少租金（像今天工人要求增加工资一样）。两年后，即1789年，他们已进得更远了，他们脑中已有一致的思想，就是想完全割断贵族教士与资产阶级地主的束缚。等到农民知道政府已无力抵抗暴动的时候，他们就先后起来攻击他们的敌人，少数有决心的人放火烧毁最初的几个宫堡，至于大多数的群众，还很懦弱，很柔顺。他们等着山岗宫堡的火焰直升云霄时，才把收税官吊上绞过14世纪农民暴动先驱的绞刑台，但是这次军队却不来了，他们在别处有事，反叛于是一村一村的蔓延传播，不久法国的一半都被火焰罩住了。　　当资产阶级的未来革命家还跪在国王面前的时候，当未来大革命的大人物还想以种种让步平息暴动的时候，乡村与城市，在全级议会[4]开会与米拉波[5]演说，以前就反叛了。数百小暴动——戴纳[6]说有300——在巴黎人没有以枪矛于少数坏炮占领巴士底狱[7]以前，早就在各地的乡村中爆发了。　　从此以后，镇压革命，已成不可能了。暴动如仅爆发于巴黎，革命如仅由议会来发动，反叛的人们一定会淹没于血河中，反革命的人一定会手持白旗一村一村，一城一城地杀害农民与“无裤党人”[8]。所幸，革命从开始时期，即采取另一个方式。它几乎同时在无数地方爆发；在暴动省份的每一村，每一镇，每一大城，革命的少数人，以自己的果敢精神，以民众愿望的默许与援助。占领宫堡，市政府与巴士底狱，威嚇贵族与巨富的资产阶级，废除世袭的特权。总之，少数人开始革命，大多数人跟着他们前进。　　他们预料那将要来的革命，也是一样，今天由极少数人代表而逐渐确定于民众中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的思想也会在人民大众里面，找到发展的出路，散播在各处的团体，数目虽然不多，力量却很强大，因为下层的平民能做他们的后盾，它们不久就会举起暴动的旗帜，这暴动将同时爆发于成千成万的地点，它将阻止任何政府的成立，使其无法妨碍大事的进行。它将延续很久，待完成废除私有财产制与国家的使命之后，方才罢休。　　一到那天，今天的少数人将成为人民的大众。这起义攻击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大众将迈步走向安那其共产主义的目标。 [1] G.C.Jules Favre 1809-1880 法国政治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独裁统治，为共和党领袖之一。1870拿破仑三世战败后，曾任临时共和政府的外交部长。 [2] 1811-1882 法国历史家和社会主义者，著有法国革命史 [3] Camille Desmoulins 1760-1794 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一个领袖，1789年以激烈的演说鼓动巴黎民众，攻打巴士底狱，1794年与丹东和罗伯斯皮尔一起上断头台 [4] 法国政府于1788年8月召集“全级议会”，次年5月5日正式开会，集贵族，僧侣，平民三阶级代表于一堂探讨国事 [5] H.G.R.Mirabeau 1749-1791 法国大革命时政治家。1789年米拉波律师以平民代表资格参加全级议会，因贵族，僧侣不与平民代表合作，米拉波发表演说拒绝国王命令，抛弃贵族与僧侣，和他的同志们在同年6月自行组织“国民议会” [6] 法国历史学家兼文学评论家。著有现代法国的起源一书，法国革命史便是这书的第二部分 [7] 巴士底狱当时是一个臭名昭著的监狱，1789年7月14日被巴黎人民攻入摧毁 [8] Sans-Culotte 无裤套汉，指法国大革命时期中的激进派共和党人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现时欧洲的景象非常沉闷，同时也非常动人。一方面是外交的角逐，每次旧大陆的空气中散有火药的气味时，外交家与政客到处奔走的次数就立刻增加了。他们缔结同盟，拆散同盟，为确保自己的同盟者，他们视人群如畜生，任意讲价，随便买卖。“这几百万头作为我们这家对你那家的担保品；这若干公亩的草地作为饲养他们的场所，这许多码头作为运输羊毛出口的商埠！”这些市场上各人都施展其最能骗人的本领。这就是政治隐语的所谓外交！　　另一方面是漫无止境的军备竞争。每日都有更好地杀害我们同类的新发明，新浪费，新借款与新租税。喧嚣的爱国主义，狂热的排外心理，散播国际间的憎恨，成为政治与新闻业最有出息的生意。对儿童的时期他们也不爱惜；他们把孩子们编成队伍，教养他们，要他们憎恨普鲁士人，英国人与意大利人；训练他们，要他们盲目地服从当时的统治者，不管这些统治者是蓝的白的黑的。待21岁的钟声一响，人们就像装载骡马似的，把子弹干粮与食具驼在他们背上，并要他们手里握着一根快枪，教他们跟着军号的声音行走，并像凶兽似的左右杀人，而永不使他们自问究竟是为的什么？是否有确定的目的？站在他们面前的，不论是德国或意大利的挨饿的穷人，或者被贫困所不得已而暴动的他们自己的同胞——军号响了，盲目地杀人吧！　　看，这就是我们的统治者与教育家，玩弄他们全部聪明所达到的结果！看，这就是他们赐给我们作为理想的一切智慧，而且这恰恰在各国的穷苦朋友伸手于国际以外互道安好的时代呢！　　“啊！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将有30年的战争，50年的战争，1848年以后，俄国的革命者赫尔岑[1]这样说。他的话果然应验了，战争已在我们眼前；世界的炮声所以暂时停止，为的是休息一下之后，可以重新在别处轰击而且轰击得更厉害，10年来，欧洲的战争，民族的大屠杀，无时不在威胁我们，而不使我们知道究竟为什么要打仗？同谁打？打谁？以什么原理的名义？为的什么人的利益？　　古时如果发生战争，人们至少知道他们为什么相杀。“某国王侮辱我们的国王，所以我们杀死他的百姓”，“某某皇帝想夺去我们皇帝的省份，所以为保存我们神圣陛下的领土，我们慷慨赴义吧。”这是说从前是国王的竞争打仗；现在我们都知道这样是顶愚蠢的，而且国王们为着这一类的理由，只能募集少数的人供他牺牲。今天，奇怪，为什么全体的人民要加入互相残杀的战争呢？　　国王现在已不算在战争的问题以内了。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即使知道法国人如何骂她，她也不敢发脾气了；英国人也不会因为她受辱而替她报仇了。但是你们能肯定一两年以后，英国人与法国人，为着埃及的霸权，彼此不动干戈么？东方的情景也是一样，全俄罗斯的沙皇亚历山大，无论如何独断，如何凶恶，如何自命为伟大的人物，如果没有圣彼得堡的银行家与莫斯科的工业家，——就是这些人今天自称为“爱国者”——叫他派兵出战他只好吞下安托拉西[2]与萨利斯伯来[3]的侮辱，一声不发地深藏在他的王宫中。　　这是说，在俄罗斯如在英国，在德国如在法国一样，人们已不再为国王的私意打仗了，那么，究竟为谁打呢？现在是为增加罗斯齐而特，史乃德而[4]，安星公司[5]等大富豪的财产与进款，为了养肥大银行家与大工业家的闷的贵体，人们才去自相残杀的呀！　　现在是资产阶级公司间的竞争起而代替君主间的冲突了。　　不错，现在人们还在大谈其“政治的霸权”。可是我们若把这形而上的本体演成物质的事实，我们只要考察德国目前怎样表现其政治的霸权，我们就会见到这只是“经济的霸权”在国际的市场上作祟罢了。现在德法英俄奥等国家所欲取得的，并不是政治的统治，而是经济的称霸。他们想拿到的是强迫邻国接受他们的货物，与关税率的特权，是剥削工业落后民族的专利；是在没有铁路的国家建筑铁路，因而成为市场主人的优先权。最后，他们是想随时向他们的邻国夺取一个商埠，籍以激发他们的商业，占领一个省份，籍以推销他们过剩的商品。　　我们今日之所以互相残杀，实在是为我们的大工业家所能得30%的利益，是为我们的金融界巨头能在交易所中占着独断的权力，是为矿业公司与铁路公司地股东们能享300,000法郎的年金。因此，我们如果是稍稍合理的，我们就应该把我们国旗上的食肉鸟换成“金顿（拜金主义者地偶像）”把他们的旧徽章换成“钱袋”，从前用世袭王族的名字称呼联队，现在也可以换做工业界金融界王族的大名了；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史乃德而三世，安星十世，罗斯齐而特二十世。这样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究竟是为谁在杀人。 　　开辟新市场，强销或好或坏的商品，这就是欧洲与新大陆现在全部政治的基础，也就是19世纪一切战争的真实原因。　　在18世纪，英国首先完成输出大工业的体系。他使无产者集中到城市来，它教他们做比较完善的手艺，他增加生产，增加百倍的生产，他开始在仓库中堆积如山的货物，可惜这些货物不是给那些制造他的穷人使用的。纺织棉布与羊毛的工人，每天所得只顾自己与家人苟活，他们用什么购买自己的产物呢？起锚航行海洋的英国船舶，在欧洲大陆，在亚洲，大洋洲与美洲寻觅买主，确信找不到相当的竞争者。贫困，凄惨的贫困笼罩着英国的城市，而制造家与大商人，则一瞬间便成极大的富豪；在外国骗来的财富积聚在少数人的手里。大陆的经济学家满口赞颂，要他们的同国人也做同样的事业。　　18世纪末期，法国已开始同样的进化，它也组织以出口为目的的大规模的生产。转移权力的革命逼得乡间穷人走向城市，使资产阶级富上加富，给当时法国的经济演变以新的突进。英国的资产阶级，因此大气恐慌，他们并不是恨法国宣告共和或巴黎的流血，而是怕法国做他经济上的敌手；得着贵族的协助，他们向威胁他们封锁大陆欧洲大陆市场，不准他们货物进口的法国资产阶级，宣告势不两立的战争。　　我们都知道这次战争的结果，法国是失败了，可是他在世界市场上，已取得他的地位。英法两国资产阶级甚且暂时缔结动人的同盟：他们两者自认是姊妹国。　　法国不久前便超过了他的目的。竭力生产出口的货物，她想占领市场，而不注意工业的进步已自西方慢慢扩展到东方，许多新的国家亦已走上工业化的道路。法国的资产阶级总设法扩大他们利益的范围。他们忍受拿破仑三世18年的专政，无非希望这个窃国的暴君能强迫全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待晓得他的无能之后，才就把它像破鞋似的抛弃了。　　一个新的国家——德意志，采用同样的经济制度。他也把乡间穷困的农民驱入城市，使城市的人口在数年之内增加了一倍。他也开始大量的生产，一种可怕的工业，既有改良的工具供人使用，又有传播很广的技术与科学的教育，在旁协助，也连续集聚了并非为生产者消费，而为运输出口与主人致富的产物。资本积聚起来，并且想法在亚洲，非洲，土耳其或俄国寻找有利的投资的机会。柏林的交易所于是与巴黎竞争，并想压倒巴黎的交易所。　　那时，德国的资产阶级发出一种呼声，就是：“无论在任何国旗之下——甚至普鲁士的也好——统一起来，利用这统一的势力，强迫他的邻国接受他的产物与税率，占领波罗的海或亚得里亚海了一个好商埠，如果可能，击败法国的军力，法国威胁欧洲，要欧洲接受他的经济条件做商约有20年之久了。　　1870年的战争就是这种呼声的结果，法国不再支配各国的市场，而是德国继承它掌握了商业的霸权，由于获利的渴望，它也时常不管侵蚀其经济基础的恐慌，财政破产，不安定与贫困而设法扩展其剥削的范围。非洲海岸，高丽农田，波兰平原，俄罗斯草原，匈牙利山野与保加利亚满是蔷薇的河谷——一切都能激发德国资产阶级的贪心。德国的商人每次看到这些几乎没有耕种的平原。这些仅有小工业存在的城市，这些寂然无声的江河。他的心就动了。他的臆想给他计划，怎样从这些荒废的财富中取得一袋一袋的黄金，怎样他可以使这些人民曲膝于他的资本主义之前。所以他发誓要把“文明”换言之，剥削，搬到东方。在期待的时候，他要强迫意大利，奥地利与俄罗斯接受他的商品与铁路。　　不料这些国家也轮着脱离他邻国的经济束缚了。他们也渐渐进入“工业国”的轨道。这些后起的资产阶级也求之不得地尽量以出口为致富的捷径。不过短短数年间俄意二国在工业上的扩展也有了惊人的进步，被压在最凄惨贫困中的农民，既无购买的能力，而俄，意，奥的制造家也在为出口而生产。所以他们也需要市场，欧洲的市场，既已被占，他们只好向亚非二洲寻找出路，所以将来必有一天他们因分赃不均，动起武来。　　现在在现在工业特权（这是那班支配管理工业的人所给他的）所创造的情况中，何种同盟最能维持长久呢？德俄的同盟纯粹是仪式的[6]。亚历山大与威廉正可以任意拥抱，而俄国新生的资产阶级却“客气的”厌恶德国的资本家，后者也还以同样的礼貌。我们都还记得俄国政府增加三分之一进口税的时候，怎样引起德国报纸的愤怒。“反俄的战争，在我们德国，比1870年的战争，还要得人拥护。”德国的资产阶级与跟随他的工人们这样说。　　什么！这绝妙的德奥同盟，不是写在流沙上的吗？这两强的资产阶级不是为着进口的税率而相互龌龊吗？就是奥匈的两姊妹国，不也是为着剥削南部斯拉夫人的利益冲突，快要宣告税率的战争吗？法国本身对于税率的问题不是有分成几派吗？　　是的，的确如此，你们不愿意社会主义，你们就将有战争，假如革命不来扫除这又荒谬又愚蠢的情况，你们将有30年的战争。同时，我们又必须知道，仲裁，均衡，常备军的废除，军备的解除等等只是美妙的梦想，没有半点实际的价值，只有革命，把工具，机器，原料与一切社会财富，还给生产者，并把全部生产方法，彻底改造，使其能满足全体生产者的需要之后，才能消除夺取市场的战争。　　各人为全体工作，全体为各人服务，看，这是建立国际和平的唯一条件，今天谁不高声要求这种和平呢？只因现在社会财富的掠夺者处处阻挠他的实现，我们还时时受着战争的威胁呢！ [1] Alexander Herzen 1812-1870俄国的革命的思想家，后半生亡命西欧，在伦敦先后创办《北辰》，《镜》两刊物，宣传革命，后来病死在法国 [2] J.Andrassy伯爵 1823-1890 匈牙利政治家，1867年任首相，1871年任奥匈联合国外交部长。 [3] R.Saijsbury伯爵 1830-1903 英国政治家。曾组阁三次，又曾抑制俄国的南进政策。 [4] J.E.Schneider 1805-1875 法国政治家和工业家。他的孙儿Eugene Schneider 1868年生继承他的冶金工业的首脑，很成功 [5] Compagnie d ‘Anzin 当时法国最大的煤矿公司，Anzin在法国北部。 [6] 1883年，德国资产阶级不知俄皇实力不厚，已准备对对俄发动大战，并且为了这个目的，与英奥，意，瑞士，罗马尼亚等国结成同盟。俄国便以俄法同盟对抗，当时才因此避免了战争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我今天要和一班青年谈话。至于那些老年人（这自然是指那些精神上衰老的人）只好请他们把这本书放开，不要去白费他们的眼力读一本跟他们没有关系的书。　　我假定你大概有了十八或二十岁左右的年纪；你刚刚学完你的手艺，或者刚刚在学校毕业出来；你就要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了。我想你的头脑很清楚，已经摆脱了人家尽力要使你相信的种种迷信：你不害怕魔鬼，你也不去听那些教士牧师胡说乱道。而且更进一层，我想你还不是一个纨袴子弟，那种人是堕落社会中的不良产物，他们一天穿着时髦的衣服，扮起猢狲般的面孔在马路上出风头，在这样的年纪，他们也已经只知道拼命花费以图自己享乐了！我假定你和这般人完全相反，你是有良心的，因为这个缘故我才来和你谈话。　　我知道一个当头的问题已经放在你的面前了。你很多次问过你自己道：“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事实上一个人在年轻的时节，他就知道他花费好几年功夫学习了一种职业，研究了一种学问（要注意这种学习和研究的费用都是社会供给他的），并不是想用它去做榨取的工具谋个人的私利；如果他不曾想到将来要应用他的智慧、他的才能、他的学识去帮忙解放那般陷在贫困和愚昧中的人，那么他就是完完全全堕落了，变坏了。　　你是一个有理想的人，可不是吗？好，让我们来看看，你要怎样做，才可以使你的理想变为现实。 　　我不知道你生在什么样的人家，你的环境怎样。也许你的命运好，你研究过各种科学；你就要去做医生，做律师，做文学家或者做科学家了；你的前程是很远大的；你刚刚走进实生活里面去的时候，就己经有了丰富的知识和熟练的技能。也许你只是一个普通职工，你的科学知识仅仅限于在初等学校里学得的那一点儿，可是你却有着机会去直接观察现在的工人过着怎样疲劳困苦的生活。　　现在就假定你是前一种人，我先和你谈谈，然后再去和后一种人谈话；我以为你是受过科学教育的。假定你要去做一个……医生。　　明天就有一个穿着工衣的男子来请你去给一个妇人看病。他把你领进一条窄巷子，巷子是那样窄，两边的住户差不多可以在过路人的头上握手；你借着一盏油灯的摇摇欲灭的灯光，在那臭气熏人的空气里爬上铺满灰尘的又险又窄的楼梯，爬了两层、三层、四层、五层，才进了一间阴暗冷湿的房子，看见那个病人躺在一张破床上，盖着龌龊的破被，还有几个脸色苍白青黑的小孩只穿了一点单薄的破衣服在那里冷得发抖，大大地睁着眼睛望你。那个丈夫辛苦了一辈子，无论是怎样繁重的工作，每天总是劳动十二三个钟头；可是现在他失业已经三个月了。在他的那种职业里，失业照例是每年都有的，本不算一回稀罕的事；不过他从前失业的时候，妻子还可以出去做做短工……也许就是去洗你们的衬衫，每天赚得三十个铜子；但是现在她已经病了两个月了，这家庭于是更加穷困悲惨了。　　医生先生，你怎样给那个病人开药方呢？你一看就知道她的病源是普通的贫血，营养不足，缺乏新鲜空气。你叫她每天吃点好饮食吗？你叫她去做一点露天的运动吗？你叫她换一间干燥的，空气流通的房子吗？这真是莫大的讽刺！要是她能够这样做，她就用不着等你来指教，她自己早已经做了！　　如果你的心肠好，言语又直爽，态度也诚恳；那么这家人会告诉你许许多多的事情。他们会告诉你在板壁的那一边住着几个可怜的熨衣女工，她咳嗽那样厉害，你听了她的咳声也要心痛；在下一层房子里，所有的小孩们全都患着寒热病，住在楼下的那个洗衣妇大概也不会活到第二年的春天了；还有住在隔壁房子里的那些人，他们的境况还要更坏。　　你对这般病人说些什么话呢？劝他们改良饮食，转地疗养，少劳苦一点吗……这些话，你当然想说，但是你却不敢说出口，你只得忍住心痛，满口咒诅地走出来。　　第二天，你还在想那些住在破屋里的人，你的同事就跑来告诉你，昨天有个仆人用一辆华丽的车子来接他。这是去给一个住在高楼大厦里的富家太太诊病；这个女人一生专门讲究打扮；交际、跳舞，或者和一个愚笨的丈夫口角，时常通宵不眠，现在弄得憔悴不堪。你的同事劝她：生活不要太放荡了，饮食也该吃点清淡的，多在新鲜空气里散步，脾气也不要太暴躁；她既然不做一点生产的劳动，也应该多少做点轻巧容易的室内体操！　　前一个女人病死了，因为她一辈子从没有吃饱过，也从没有休息够；后一个女人憔悴了，因为她一辈子闲着，从来不知道劳动是怎样的一回事。…… 　　如果你是一个生性柔弱的人，对于什么事都可以忍耐下去，便是看见那些最令人生气的事情也不过是轻轻叹一口气，或者喝一杯酒来安慰自己，那么时间过久了，你就会渐渐觉得像上面那种不平的生活对照并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了，你的兽性又会鼓舞你，使你只存着一个念头，就是你自己也跑到那般享乐的人里面去，免得以后再和穷人为伍。然而如果你还是一个“人”，如果你要你的一切情感都用志愿的行为表现出来，如果你的灵性还没有被兽性完全毁灭，那么你会有一天回到家里一面对自己说：“不，这是不公道的，我们不应该让它这样延长下去。”单是治病并没有用处，我们应该预防疾病。只要大众的生活稍微富裕一点，知识稍微发达一点，就可以给我们减少一半的病人和一半的疾病。医药有什么用处！我们最先需要的还是空气、食物和不太过度的劳动。要是没有这些，那么所谓医生这种职业不过是欺骗和虚伪罢了。”　　那时候你就会懂得社会主义了。你就愿意研究它了；如果你还觉得利他主义并不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名辞，如果你应用自然科学家的严正的归纳法去研究社会问题，你最后就会跑到我们的队伍里面来，你会和我们一样为社会革命努力工作了。 　　但是你也许会说：“我不要干实行的事情！我们还是去做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专心去研究纯粹科学。纯粹科学是永远会有好结果的，即使对于现在的人没有多大好处，后代的人终究会得到它的利益。”　　我们姑且先来考究你研究科学的动机是什么，你要在科学里面寻求些什么东西。难道就只是那种快乐，那种由于研究自然界神秘，运用我们的智力而得到的快乐吗？不错，那种快乐自然是很大的。然而我要问你：一个为了使自己生活得愉快而研究科学的学者和一个只图一时的快乐拿酒来开心的醉汉，究竟有什么不同呢？自然，学者选择快乐的泉源，是比较更聪明点，因为他从那里面得到的快乐是更来得浓厚，更来得长久。但也就只有这一点小差别！此外，学者也罢，醉汉也罢，他们都怀着同样的利己的目的，这就是个人自身的快乐。　　但是你决不如此，你决不情愿过那种利己的生活。你研究科学，是想为人类尽力，你有了这个思想，才决定去研究科学。　　好一个美妙的幻想呵！其实，我们里面不论哪个人，当初献身科学的时候，谁不曾有过这个幻想呢？　　然而如果你真正是在为人类着想，如果你研究科学的目的真正是在为人类谋幸福，那么你一定会遇见一个可怕的难题了；因为，只要你还有一点公正的精神，你一定立刻会看见在现在的社会里科学不过是一件奢侈品；只能使极少数的人生活过得格外舒服，而人类的大多数，差不多可以说人类全体，却绝对不能得到它的利益。 　　事实上，在一百多年以前科学就己经建立了正确的宇宙组织论的观念，然而如今有着这观念的人，或者有真正科学的批评精神的人究竟有了多少呢？至多不过几千人罢了，在那至今还抱着野蛮人的偏见和迷信，因此常常被那般宗教的骗子愚弄的亿万人中间，这个小数目算得什么一回事！　　再举一个例来说，关于我们的身心两方面的卫生，科学也已经给我们造就了许多合理的基础了，但是请你睁开眼睛去看看它的成绩怎样。科学告诉我们，要怎样生活才能够保持我们身体的健康；要怎样做才能够使我们人口的团聚顺遂繁荣；它又给我们指出了达到道德的与知识的幸福之路。但是科学家在这两方面所成就的巨大工作至今还不过是些书本中的死文字！并没有被人实行过。这是什么缘故呢？这是因为到现在科学还只是极少数的特权者所专利的东西，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把现社会分成两个阶级（一方面是工钱的奴隶，另一方面是资本的盗贼），使得一切关于合理的生活情形的教训对于十分之九的人类毫无益处，不过是一种可悲的嘲笑罢了。 　　我还可以给你举出许多例子，但是我不必多说了，我请你从浮士德的书斋里走出来罢， 那里的玻璃窗已经被堆积的灰尘弄黑了，很难放阳光进来照耀在书本上；请你走出来看看四周的情形，你自己随时随地都会找到证据来证明这个思想的正确。　　在这时候，我们已经用不着去增加科学的真理，和增加科学的发现了。最重要不过的事，还是在传布科学所已经获得的那些真理，把它们应用到实际生活上去，使成为万人公有的东西。我们应该设法，使人类全体都能了解而且应用科学的真理；这样科学才不再会是一件奢侈品，而变成万人的生活的基础。要这样才合于正义！　　进一步说：为科学本身计，也非如此不可。因为要先有一个准备来容受新的真理的社会，科学才会有真正的进步。例如“热之机械的起源论”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有人发明了，与现在哈恩及克劳宿司所立的公式完全一样，但是被埋没在学院的报告里至八十年之久，直到物理学的知识散布较广，使一般人有容受这学说的可能时，这学说才为世人所注重。又如伊拉莫司·达尔文 的关于种种变化的思想，要经过了三代，才从他的孙儿查理·达尔文的口里得到世人的赞同，而且还要备受当时舆论的压迫，才得被学院派的学者们承认。学者和诗人或艺术家一样，永远是他自己在其中活动、教导的那个社会的产物。 　　但是如果你真正了解这些思想，你一定会明白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把不平等的现状根本改造过，这种不平等的现状判定了少数学者的头脑里装满着真理，而差不多全体的人类至今还是和在五百年前、一千年前一样，这就是说这是在做奴隶和机器，不能够了解已经确立的真理。将来有一天，你如果彻底了解了这个广大的、人道的，而且完全科学的思想，那时候你就会马上失掉对于纯粹科学的趣味，你会去研究实行这种改革的方法，而且如果你在这种研究当中，也抱着你作科学的研究时的那种公平态度，你就一定会相信社会主义了；你一定会撇开那些曲论邪说，跑到我们队伍里面来了；你不高兴再去辛辛苦苦地劳动，给那已经是很幸福的少数人谋幸福，你如今要用你的学识和热心，马上来给被压迫阶级尽力了。　　到了那时候，一方面你觉得已经尽了那应尽的义务，他方面你的感情和行为又真是完全一致，那么你一定会发现你自己有那么多的能力，是你以前梦想不到会有的。到了后来会有一天（不管你的教师们怎样不高兴，那一天不久就会到来的），会有一天，我说，你本应该去尽力，促成的那个改革在实行了，那时候众人共同来作集合的科学研究，而且劳动群众也要来用他们的有力的协助为科学尽力，在这种情形之下，科学得到了新的力量，便自然会有一个新的发展，至于现在科学的迟缓的进步，若拿来和这个发展相比，简直等于小学生的简单的练习而已。 　　到了那时候就让你去享受科学生产的快乐罢：这种快乐将成为万人共有的了。 II 　　假使你学完了法律，预备去做个律师，那么你对于你将来的活动也许会有不少的幻想――你看，我还假定你是一个好人，一个懂得利他主义的人！你也许会想：“还是把自己的一生用来反抗一切的不正不义，继续不断地和它们勇猛地奋斗！永久不停地努力去求得法律的胜利！法律，那是至上的正义之表现！还有什么职业能够是比这更美丽的吗？”于是你满怀着自信心走进实生活里面去从事你所选定的那种职业。　　好，我们随便来翻开一本诉讼记录，看看社会里的实际情形究竟怎样。 　　现在有个有钱的地主来要求法庭替他赶走一个欠租的佃户。根据法律的立场看来，这件事非常明白，用不着一点踌躇：那个农夫既然不付田租，他就应该滚蛋。但是我们如果把事实详细调查起来，我们就会明白：那个地主把他的田租天天耗费在饮酒作乐的事情上面，而那个农夫却是从早到晚劳动不息。地主自己对于改良他的土地的事，一点也没有做，但是因为敷设铁道、修筑新路、填干沼泽、开拓荒地的结果，五十年来地价涨高了三倍。而那个勤劳辛苦，对于地价的腾贯功劳最大的农夫却因此破家，落于盘剥重利者之手，负着满身的债，不能再付地主的田租了。但是法律是丝毫不能通融的；法律永远保护财产，依了法律，总是地主有理。但是你的良心，你的公道的情感，还没有全被法律的证言所蒙蔽，所摧残；（你将怎样办呢？你还是主张强迫佃户滚蛋呢？――这是法律所规定的；还是主张地主应该把佃户的劳力所增加的一部分的地价偿还给佃户呢？――这样才算得是公平。你究竟站在哪一方面呢？去拥护法律而反对公道吗？还是去主张公道呢？主张公道，那么，你就要反对法律了！　　又如工人没有预先通知厂主就罢工，那时候你究竟帮助哪一方面呢？依着法律你就应该站在厂主的一边。但是那个厂主利用着恐慌的时机发了横财，工人们每天只得着两个法郎五十生丁的工钱，眼睁睁看着妻儿们瘦弱下去。这样你还帮助厂主吗？可是你要是站在工人一边，你就不得不反对法律了。自然别人会向你提起尊重契约的话。其实所谓“契约自由”不过是骗人的诡计。你究竟去拥护它呢？你还是去拥护公道？依着公道来说，一个饱食终日不愁饥寒的人和一个出卖劳力以图苟活的人所订的契约，一个强者和一个弱者所订的契约根本就不能够算做契约！ 　　再举一个例。有一天一个男子在巴黎一家肉店旁边徘徊了好一会儿，忽然拿起一块牛排逃走了。人家捉住他仔细拷问，才知道他是一个失业的工人，他和他的全家四天来没有吃一点东西了。有人请求那个卖肉的放了这人，但是他一定要去讲理。结果卖肉的告到警察局，这男子被判处了六个月的监禁。这正是盲目的神圣法律的意旨！这样的判决不只一件，每天都有。你看见多了时，你的良心难道还不会反抗现社会吗？　　还有一个男子，幼年时代教养太坏，又受着虐待，一直到了长大成人从没有听见过一句同情的话，后来为了抢一百个铜子，就杀了他的邻人，那时候你会去根据法律，要求严办他吗？其实你很明白，与其说这人是个罪人，不如说他是个病人，是个疯子，无论如何，他的犯罪是我们全社会的罪恶养成的，并不是他自己的过错，你明白了这道理以后，你还去要求处他死刑吗？或者更残酷点去要求把他关在牢里二十年吗？　　有些织工因为一时的绝望，就放火去烧工厂，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投入监牢吗？有个人因为一个帝王滥杀无辜，于是狙击了他，你会根据法律，主张把这人监禁终身或者判处死刑吗？有些人竖起革命之旗，以反叛现社会，你会去根据法律，主张把他们完全枪毙吗？　　不不不！一千个不！ 　　你如果不死守成见，人云亦云，而能够依据理性判断事情，你如果把法律加以分析，并且把那一层一层的掩蔽法律的云雾完全拨开，去了解法律的真正的起源和本质，你就大大地轻视法律了：因为法律的起源，是由于保护强者的权利的，而法律的本质，也无非要人尊重那人类惨酷的历史所遗留下来的一切压迫而已。你会明白，你如果遵守成文的法律，非天天违反你的良心上的法律去和罪恶敷衍不可了，但是这种冲突是不能长久继续下去的，你或者抹煞你的良心去做个坏蛋，不然，你一定会打破传统思想来和我们一起，努力去打破这一切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的不义了。　　可是，到了那时，你会做一个社会主义者了。你会做一个革命者了。 　　还有你，青年工程师，你梦想着把科学的发明应用在各种工业上，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你会得到多么悲痛的失望和苦闷呵！你用尽你的青年的智力计划建筑一条铁路，环绕悬崖，贯通大山，会把被自然分开的两个国家连接起来，但是，到了动工的时候，你亲眼看见成群结队的工人，因为贫乏和疾病，在那阴暗的隧道中大批地死亡；你亲眼看见其余未死的工人，作完工回家，只带了很少的工钱回去，但是带去的痨病虫却是不少；你亲眼看见你的铁路每进一尺，就要牺牲许多工人的性命――这全是资本家的卑劣的贪婪的结果；到了后来，铁路终于完成了，你又亲眼看见你辛辛苦苦建筑的铁路，现在变成运载侵略军炮队的大道了！……　　你为了要使生产方法更为简易起见，把你青年的时光和精力全用在一件发明上面；经了许许多多的努力，许多次彻夜不眠以后，你终于得到那个有价值的发明了。你去实地试验一下，结果很好，竟超过了你的希望。但是一两万工人却因此失业了！工厂里剩下的大半是些童工，他们完全变成了和机械一样的东西！只有三四个乃至十个资本家因此发了大财，在举杯相庆！你当初的梦想果然就是这样的吗？　　你如果把近代工业的发展史研究一下，你会知道缝衣机器的发明，对于缝工们并没有一点好处，真是一点好处都没有；金钢钻镶头的打洞机虽然发明了，但是在圣哥塔隧道中的工人仍然免不掉死于关节固著病；起重机发明了，泥水匠和短工依然照常失业；你如果用你研究机械问题时所用的独立精神来讨论社会问题，你一定会得到这样的结论：在私有财产和工钱奴隶的制度之下，任何新发明都不能够增进工人的幸福，并且反会使他们所受的压迫更加厉害，工作更加退步，失业的时期更加增多，恐慌更加剧烈罢了；而真正得到新发明的利益的，就只是那少数已经享尽幸福的资本家。　　你得到这个结论了！那么，你将怎样办呢？　　或者，你先会用种种诡辩抹煞了你的良心；后来有一天，你就把你青年时代的真诚的理想完全抛弃，你一心一意只是去争夺权利，谋你自己个人的快乐――到那时候你就走进掠夺者的队伍里去了。否则，如果你是有良心的，你便会对你自已说：“不！现在不是需要新发明的时候！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是努力去改造生产制度！到了私有财产毁灭以后，每个工业上的新的进步，都会使人类全体得到它的利益；现在做着机械的千千万万的工人到了那时，也都成了能够思想的人，他们的智力，因了受教育和熟习体力工作的缘故便格外发展，那时候全都应用在工业上，那么机械的进步一定会有非常的速度，以后五十年间所能完成的工作，我们在现今连做梦也想不到。” 　　对于做小学教员的，我要向他说什么话呢？自然那些把教书当做一种讨厌的职业的人，我是不愿和他们谈话的；我要对他谈话的人，是那个在一群天真烂漫的儿童中间，天天在他们快乐的面貌、欢欣的嬉笑里过生活，自己觉得饶有兴趣的人，是那个尽力想把他自己幼年时代所怀抱的人道的思想，启发培植在这般儿童的小小头脑中的人。我时常看见你很愁闷，而且我也知道你为什么不快活。你最爱的那个学生，他学拉丁文成绩并不很好，这是的确的，但是他的心肠确是不坏，他今天背诵威廉·退尔的故事 的时候，是多么地激昂慷慨！他的两眼发着光，他好像要把世界上所有一切专制魔王立刻完全刺死；他非常愤激地朗诵席勒的热情的句子： 　　站在正在毁坏镣铸的奴隶的面前，　　站在自由人的面前你不要打战！ 　　但是他一回到家里，他的父母伯叔因为他对于牧师或警察略有失体，就重重地责骂他一顿：他们教他“小心谨慎尊敬官长，卑顺服从”，整整教训了一点钟，等他把席勒的剧本抛在旁边，去改读那《处世要诀》才罢了。　　昨天你还听见说你的那些最好的学生如今全都变坏了：某人一心一意只想做官，某人与资本家勾结，掠夺了工人的微少可怜的血汗工钱；而你呢？你从前对于这般青年抱了那么多的希望，现在你才想到现实生活与你的理想中间是有着一个何等可悲的冲突了。你在纳闷了。你现在还在纳闷呢！但是我敢断言不到两年，经过许许多多次的失望以后，你就会把你所爱读的好书抛开了，到后来你竟会说：“威廉·退尔当然是个很好的人，但是他终不免有点呆气；至于诗歌，在围炉消寒时，它确是一件好东西，尤其是一个人在教了一整天复利计算法以后，读着诗歌，会觉得舒服，不过究竟说起来，诗人总是在云雾中空想，他们的诗歌对于现今的日常生活，以及下次督学的考察，都没有一点关系……” 　　或者，你并不是一个这样的人，你会使你少年时期的梦想成为壮年时期的坚强的信仰。你的理想是要实现那普遍的、人道的教育，使学校内外的人都能得到它的益处。但是只要你睁开眼睛一看，就知道在现社会制度下面这种教育是不可能的，你自然会去攻击这个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了。那时候你就会被教育官厅革了职，你便脱离了学校到我们里面来，同我们在一起工作；你就会去告诉那些年龄比你来得大而学识却比你浅薄的人：知识是一件多么可爱的东西！你会去告诉他们，人类应该怎样，而且能够怎样。你一定会来和社会主义者合作，共同努力去把现社会完全改造，以求得到真正的平等，真正的博爱和永久的自由。 　　还有你们，青年的艺术家、雕刻家、画家、诗人或音乐家！你们不看见那曾经触动过你们的先辈的灵感的“圣火”，到现在全都消失了吗？现在的艺术流于平凡庸俗，你们难道会不看见吗？　　要怎样才会不这样呢？那种重新发现古代世界的喜悦和浸润在自然源泉中的喜悦，产生了文艺复兴时代那许多杰作，这种喜悦，现代文艺里早已是没有的了；革命的理想在现代艺术里早已消失；现代艺术因为没有别的更高的理想，便自以为在写实主义里面找到了一个，这就是呆呆板板照像似地用颜色去绘一粒草上的露珠，描一只母牛大腿的筋肉，或是仔仔细细地用散文和诗歌去描写一条阴沟里的臭泥，一个上等妓女的卧房！” 　　你要说了：“倘使果真是这样，又该怎么办呢？”　　我的回答是：如果你以为你自己所有的圣火，只是微弱得像一支将灭的烛光，那么，你很可以照你以前那样继续地做下去；你的艺术不久就会成为一种职业，去替小商店装饰门面，替下等小戏园去作剧本，替无聊的小报去作小说――现在的艺术家，大半已经很快地向着这方面堕落下去了！……　　但是如果你的心的的确确与人类全体的心谐和一致地跳动着，如果你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你有一双诗人的耳朵去注意人生，那么，你亲眼看见那苦海，它的波涛一天天在你四周汹涌；你亲眼看见那些饥饿垂死的平民，你亲眼看见那些累累堆积于矿穴里的死尸；你亲眼看见那些障碍物脚下堆积如山的残废的革命者的尸体，你亲眼看见那些成群结队被流放的革命者或去葬身在西伯利亚的冰天雪窖里，或去晒死在热带孤岛的海岸上；你亲眼看见那个绝望的苦斗；在那斗争中充满了败者的惨呼和胜者的欢笑：一方面是英雄气概、崇高热情，一方面是怯懦阴险、卑鄙狠毒――那时候你再也不能袖手旁观静守中立了：你一定会来加入被压迫者的队伍里面，因为你很知道美、崇高，和生命，都是永远赞美那些为光明，为人道，为正义而奋斗的人的！ 　　够了！你不要我再说下去了！　　你一定要说了：“怎样办呢？如果抽象科学只是一件奢侈品，医生这个职业只是一件骗人的事，如果法律是一件最不公道的东西，如果机械的发明只是给资本家做一个掠夺的工具；如果教育只能够迎合流行的社会心理，如果艺术没有革命的理想，一定只有堕落，那么，其余还有什么事，我可以去做的呢？” 　　好罢，我来回答你：有一件最伟大最令人奋发兴起的工作，做这工作时，你的行动和你的良心会完全一致，毫无矛盾，这工作是最高尚最能干的人所愿意做的。 　　一件怎样的工作呢？让我来告诉你罢。 III 　　这里有两条路听你选择：或者渐渐地抹煞你的良心，终有 一天你就会这样一说了事：“只要我能够享尽一切快乐，只要民众永远这样愚蠢，尽管让我这样做，那么，即使人类全体灭亡，我也不管！”不然你就加入社会主义者的队里，和他们一起努力去把现社会根本改造过。这个结论是我们前面分析的必然的结果。凡是有点聪明的人，只要他能够摆脱他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的伪论、诡辩、邪说，只要他能够完全不顾他的亲友们的利己的观念，只要他对于他四周的事物，能够加以公平忠实的判断，那么，他也会得着我们的这个结论：而且只有这 一个结论，才是合乎伦理的。　　既然达到了这个结论，那么问题马上就起来了： “怎样办呢？”　　这个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只要你脱离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只要你脱离那轻视工人， 把工人当做一群牛马看待的环境，亲自走到民间去，这个问题便会立即解决了。　　你会看见在任何地方，无论是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或是意大利，只要那里有着享受特权的和被压迫的两个阶级，那么，在劳动阶级里面一定就有个伟大的运动在发展进行，这运动的目的，一方面要把资本主义的封建制度所产生的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使它永远不能恢复，一方面又要给一个建立在正义和平等上面的新社会树立基础。 今天的民众不再唱十八世纪的农奴们和十九世纪的斯拉夫农民所唱的那些伸诉他们痛苦的撕裂人心的悲歌了；对于今天的民众它们已经是不够的了；今天的民众已经十二分地觉悟了，他们不顾一切阻碍，正在那里努力奋斗来解放他们自己！　　现在的民众时时刻刻都在那里深思苦想，要研究出一个方法使得生活不再是四分之三的人类的咒诅物，像它在今天那样；而变成人类全体的幸福。 现在的民众正在研究社会学中最困难的问题。他们要用他们的常识、他们的观察力、他们的悲苦的经验去解决这些问题。他们为了要联络别的和他们 一样贫苦的人，便设法组织起来，联合起来，他们组织团体，困苦万分地以微少的捐款来维持；他们努力去和外国的民众携手。他们对于防止国际战争所做的工作，远胜于空口说白话的慈善家。而且为了知道别地同志做的事情，为了要和别地 同志更有联络，为了要研究传播他们的思想，他们不得不用了绝大的努力来维持他们自己的劳动刊物。后来时期终于到 了，他们便起来用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战场，他们努力前进去争 这些自由，但是革命以后，那些有金钱有势力的人，反将这些 自由变成自己的特权，转而用来压制平民。　　这是怎样一个继续不断的苦斗呵！有时要去补足那些因为疲倦、堕落、压迫而离散同志的缺额，有时要去改组被排枪和机关枪所杀散的队伍，有时要去把因为大批屠杀而突然中 断的研究重新开始——这是怎样一个前仆后继、困苦艰难的事业呵！　　他们的刊物是由那些节衣缩食、牺牲睡眠，而向现社会抢得些少知识的人所经营的；他们的运动是靠着工人尽力节省、 忍饿受寒，所省下的一个铜子两个铜子来维持的；而且他们一面这样做，一面时时刻刻地担心着，害怕资本家会知道：“他的工人－—－他的奴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那么他们立刻就会被开除，立刻会跟着他们的妻室儿女全都陷在最穷苦，最可怕的惨境里面了！　　你如果亲自到民间去，你自然会亲眼看见这些事情。　　在这个继续不断，永无止期的奋斗里，工人受了种种困难的压迫，不能翻身，不知已经有了多少次白费气力地这样喊问过：“那般靠了我们的帮助才能够受完教育的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他们读书的时候，我们辛辛苦苦地劳动着，去给他们吃，给他们穿；我们弯腰曲背，负着重担，饿着肚皮，给他们造了这些房屋，这些学校，这些图书馆；我们苍白着脸，辛辛苦苦地给他们印刷了这些装潢精美的书，我们自已连读也不能够读，那般青年现在究竟到哪里去了？还有那般教员们，他们自以为精通有益于人类的科学，可是他们把人类却看得比一种稀有的毛虫还不如，他们现在都到哪里去了？那般人满口是自由，却眼睁睁看着我们的自由天天被人蹂躏，从来不过问 一下，他们现在也到哪里去了？这般著作家、诗人、画家，总而言之，所有那些伪君子，他们两眼含泪谈论着民间疾苦一一可 是从来不肯亲自到民间来帮助我们，和我们一块儿工作， 他们这一般人，现在全都到哪里去了？”　　这些人里面一部分随俗浮沉，怯懦卑鄙，对于世上一切不平，全都漠不关心；另一部分，就是那大多数人，都轻视“贱民”，时时刻刻预备着，如果贱民敢去侵犯他们的特权，他们就会开始压迫了。　　有时候，当然也会有一个青年，梦想着革命的战斗，到民众的队伍里来，为的是找寻一些兴高采烈，趣味浓厚的事情，但是他一看见那革命道路十分辽远，革命事业非常苦．而且 在这条路上固然有他所希望得到的光荣，但同时也是荆棘丛生，于是他就立刻离开民众了。这种人大半是些野心家，他们在前几次选举运动失败以后，现在想来骗取民众的投票，但是 到后来，如果民众要把他们平时所主张的主义实地实行起来，他们自己会首先反对平民的，如果民众在没有奉到他们（领袖）的命令以前有什么行动，他们也许竟会摆准大炮对付那些 “暴民” 。　　此外再加上那大多数的愚蠢的侮辱、傲慢的轻蔑、卑劣的诬陷——现代资产阶级的青年在社会进化的事业上所给与民众的帮助就全在这里了！　　你还问： “我们应该怎样办呢？”　　现在这时候，什么事情都需要人去做：成千成万的青年都能够找到机会尽量发挥他们的年轻的精力、他们的智力、他们的才干，去帮助民众，做那民众已经开始的伟大事业，到了 现在，你还在问“ 怎样办？”　　怎样办呢？让我来告诉你。　　你们爱好纯粹科学的人，如果你们的的确确了解了社会主义的原理，如果你们完完全全明白了社会革命的重要，那么，你们难道会不看见那一切科学都应该改造过，才能够不违背这些新原理吗？现在的科学界里应该起个更大的革命，而且要比十八世纪科学界里的革命更重要得多——你们难道会没有看见过这一点吗？现在的历史不过是一些专门给帝王、 […]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总以各种声调对我们吹嘘“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普通选举，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的重要与价值。　　他们说：“你们既有这些自由，你们又何必暴动呢？你们有了这些自由，恐怕什么必要的改造，非籍枪炮不能成功吗？”好吧，我们不妨以我们的观点。以一无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许权利而很多义务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这些绝妙的“政治自由”，看他们究有多少价值吧。　　我们不能像有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的权利对于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十分知道农奴制度的时期，尤其是从18世纪这时期以来，人类已得到了很多的进步：现在平民已不是像从前那样，一切权利都被剥夺的生物了。法国的农民，已不是如现在的俄国一样，可以让人在街上自由鞭挞了（这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情境）。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场所，在他的工厂以外，已经可以昂然说是跟任何人一样的平等了。法国的劳动者已不是从前会被贵族看作牛马而无任何人权的奴隶了。靠了伟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热血，我们已经获得少数个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力的价值也是我们所不愿缩减的。　　但是我们知道区别。我们说权力是有种种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实的价值，另一些则相反；凡是想把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骗平民的。例如私人的关系中，平民与贵族的平等，个人身体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们以绝大的斗争得来的，对于平民非常宝贵，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权力，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暴动。并且其他如普通选举，出版自由等权利，平民对之，却很冷淡，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权利给资产阶级用作反抗权力与贵族的侵害，的确是很好的，其实只是统治阶级维持自己权力的工具罢了。总之，这些权利还算不得真实的政治的权利，因为人民大众优势得不到半点保障；人们所以还以堂皇的名称装饰他们，因为我们的政治辞令只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与需要，特地创造出来的隐语罢了。 　　真的，政治的权利若不是那些无力使人尊敬此等权利的人用来保护他们的独立尊严与自由的武器，那它又算得了什么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他又有什么效用呢？甘必大，俾斯麦与格拉斯顿之流用不到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因为他们能写他们所愿写的，跟他们所愿意的人集会，宣传他们所愿宣传的；他们早就解放了，他们是自由的。说话写作集会等等自由需要保障的，是那些没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们自由意志的人。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权利的由来。　　在这一观点上说，我们所说的政治的权力是否专为这些需要的人而有呢？　　当然不是的。普通选举有时保护资产阶级抵抗中央权力的蹂躏，直到某种程度，使他们为着自卫毋须时常借助于凶险的暴力。他能恢复夺取权力的两种力量的平衡，能使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一定要利用刀剑的相击，但是要推翻权力，消灭统治，甚或限制两者的范围，普通选举则一无用处。统治者和平解决其争端的优良武器，对于被统治者能，有什么好处呢？　　普通选举的历史不是在那边替我们说话吗？只要资产阶级惧怕普通选举成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来反抗特权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竭力反对的。待1848年给他们证明普通选举不但并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来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服从他们指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接受了，现在是资产阶级本身来做他的保护人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好武器，至于要用它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特权，那是绝对没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维护出版自由的最有决定性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它（出版自由）的无能！是的，它的无能，齐拉丹先生（M.DE GIRARDIN）对于出版无能这题目做了整本的书。他说：“从前人们把术士烧死，因为他们愚蠢，相信这些人物是有无上的能力，今日人们对于出版，也做同样的蠢事，因为他们也相信他有至高的权威。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不过跟中古的术士一样无能。所以再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这就是齐拉丹先生从前发表过的理论。现在当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彼此间讨论到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又用什么维护的论证呢？他们说，请看英国，瑞士与北美合众国。那里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资本家的剥削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稳固，资本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有保障。他们又添加说：“请让这些危险的学说自由产生吧，除了借助于暴力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方法制止那些报纸的声浪吗？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到骚动的机会一旦成为危险的武器时，那么，我们也还有时间利用种种托词去消灭他！”[1]　　对于集会的自由，也是同样的议论。资产阶级说：“我们让出集会的完全自由吧，他不会损害我们的特权。我们所应该惧怕的是秘密结社，公开集会只是减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着过度的激动，公开集会变成危险的时候，我们总有方法扑灭它们，因为我们握着政府的力量呢”。　　“住房的不可侵犯么？好吧！请你们把它写入法典，并在屋顶上呼喊吧！”资产阶级的坏蛋这样说。“我们不愿意警察突然来扰乱我们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可以成立秘密办公处去监视嫌疑分子，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派驻暗探，我们可以抄录危险人物的名单，我们秘密的防备他们。等我们嗅到情形恶化的时候，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冲进去，管它可侵犯不可侵犯；我们从床上逮捕人，我们倾箱倒柜，我们到处搜查！尤其是我们大胆闯进去的时候，人们如果喊得太高，我们一样的囚禁他们，并对别的人说：“先生们。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们也遵命而行呢！”人家一定会赞许我们的”　　“通信的秘密呢，请你到处说，到处写，到处喊通信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办事处的主任，由于好奇心，拆开了一封信，你们可以立即将他撤职，并且公开的说他：“多么可恶的恶魔！多么该死的罪犯！”请你们当心，不要把我们彼此在信中所说的小秘密泄露出去。但当我们听到有损我们特权的阴谋发生时，那么我们正可以不必客气，我们拆开一切信件，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雇佣大批人员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正如英国一位阁员新进在议会喝彩之下所做过似的，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是的，先生们，我们何尝愿意拆开信件，我们实在是硬着心肠，十二分厌恶地做的这件工作；这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换言之贵族与资产阶级）已濒临险境呢…… 　　看，以上就是这些所谓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与集会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权利只在平民不用他们来反对特权阶级利益的条件之下才会被人尊重。一旦他们要用它来消灭特权的时候，这一切所谓自由，都会被人丢入水中。　　这是很自然的，人类只能享受以无上斗争取得的权力，只有随时准备以武器自卫的人们才有可享的权利。　　现在在巴黎街上，人们，所以不敢如在敖德萨一样，随意的鞭挞男女，是因为政府如果胆敢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把执行的人扯为碎片。现在一个贵族出门，他的侍从们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后左右地打人，也因为这个贵族的侍从若有的这样的意思，就会当场被人殴死，工人与雇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场所，所以还有某种平等的存在，也因为工人由以前屡次革命所获得的个人尊严的情感，不允许他在众人面前忍受雇主的侮辱，与这些在法律上的所谓权力，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在今日分成主人与奴隶的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显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所谓的自由是永无实现的希望的，这不是说安那其的革命没有来扫除社会的界限之前，我们愿意看着出版物像在德国那样被封锁，集会自由像在俄国那样被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样被缩减。我们随是资本的奴隶，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写我们所愿写的，能集合我们所愿集合的，能组织我们所愿组织的，这正是为着摆脱资本的束缚呢。　　现在已可以觉悟我们并不是向宪法去要求这些权利，并不是什么法律——一张统治者可以任意撕掉的纸片，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我们只有在自己组成力量的时候，才能使别人尊重的意志与权利。　　我们要获得说我们所愿说，写我们所愿写的自由吗？我们愿意有集会与组织的权利吗？请不必要求下议院批准，也不必请上医院颁布法律。我们要自己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们说话或集会的时候，我们便能抵抗他们。我们要做强者，我们若是强者，我可担保任何人都不敢来损害我们说话，写作，印刷与集会的自由。我们要是能够在被压迫者中间联合起来，能使成千成万的人们走到街上，做保护我们权利的示威，任何人都不敢与我们争夺这些权利以及我们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时，只有那时，凡以前向议会乞求数十年而仍无结果的权利，一下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那时，如此得来的这些权力，总比写在纸上来的可靠。　　自由，不是从天而下，而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1]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讲话。在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主笔可以自由谈论暗杀部长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听从他的的意见，杀害部长，那么不仅凶手连那主笔也会被判处死刑。举一个不远的例子，安那其主义者四渥克就因为发表文章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服役——著者俄文本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在人类生活的有些时代，一种可怖的动摇，一种深入社会脏腑的混乱，就一切的关系说，实在是必要的。这些时代的有心人都开始对自己说世事再不能这样下去了；非有不可测的大事来突然截断历史的线索，将陷于污辙中的人类救出，使其走上新道路，探索大“未知”，追求新理想与倾向新生活不可。换言之，他们已觉到革命的必要，这革命是广大的，不妥协的，它不但推翻以冷酷垄断投机及作伪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不但倾覆以诡计阴谋及欺骗少数人统治方法的政治体系，而且动摇社会的智慧与道德生活，它震撼麻木，整顿风气，它把崇高的热情，伟大的兴奋，宽宏的献身等虎虎有生气的灵感吹入弥漫着恶情劣欲，狭隘欺诈的当时环境。　　在这些时代，倨傲的平庸，压迫不屈膝于要人脚前的智慧，“适中”的狭小道德占着上峰，卑鄙的自私主义盘踞着一般人的脑筋，———在这些时代，革命成为一种需要，社会一切阶级的诚实人都祈求革命的飓风，希望它以燃烧的气流，毁灭侵蚀我们的黑死疫，焚净损害我们的恶病菌；扫除压迫我们窒息我们，使我们缺乏空气与光明的这一切过去的残渣，使未来的整个世界有活泼少壮与诚实的新生气。　　发生于这些时代的不只是面包的问题了，反静止的进步，反愚昧的人类发展，反恶臭停滞的活动等等问题也随着起来了。　　历史给我们保存着这样时代的回忆，这就是罗马帝国的衰亡；人类今日要经过第二次的同样时代。 　　如衰亡的罗马人一样，我们现在也站在精神的深刻的改变之前了，只要有便利的机会，它们就可以成为事实。在经济的领域，革命若是必要的，在政治的领域，革命若成为不可缺少的良药，那么，在道德的领域，我们更加需要革命。　　社会的每一成员对于其他的个人，若没有道德的关系，若没有不久便将成为习惯的某些义务，社会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在一切人类的团体中都能找到这些道德的关系与这些社会的习惯；我们见他们在原始的蛮族中非常发达，非常严格地实行与日常的生活中，这些蛮族可以说是最初人类的残余样品。　　但是资产与地位的不平等，人剥削人的垄断，少数人压迫群众的统治，在时代的过程中，逐渐来损坏这些社会原始生活的宝贵产物。以剥削与欺诈为基础的工商业，自称“政府”者的统治不能与这些道德的原则并存；完全以“休戚相关”为起点，今日还继续存在于少数原始部落的生活方式，在所谓文明的世界上已无立足的余地了。其实，资本家与被剥削的工人，军队领袖与兵士，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彼此间能有哪一种“休戚相关”的存在呢？　　同时我们可见到宗教的虚伪道德起而代替个人与其任何同胞一体的原始道德；宗教设法以诡辩证明剥削与统治的正当，它们对于两者只谴责其过于残酷的表现。它们使个人对于他的同胞不必遵守道德的义务，他们强迫个人崇奉一个无上的神明，服从一个不可见的上帝，我们只要好好供养他的侍仆（教士）就能避免他的愤怒，买得他的恩惠。　　但是今日个人，团体，民族与大陆间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人类因而不得不有新的道德义务。宗教的信仰日益消灭的时候，人类觉到，要想自己幸福，不是对一个未知的存在，而是对日常与自己有关系的同胞，必须定下若干应守的义务。他们一开始明了孤立个人的幸福是不可能的；他只能在一切人的幸福，全人群的幸福中求得自己的幸福。与日俱增，无限扩大的人类道德的积极原则将起而代替“勿盗窃，勿伤害……”等宗教道德的训诫。个人与全体的“休戚相关”的情感将排斥先渎犯而后能以献祭求恕的上帝的禁令，新的道德将对我们说：“假如你自己愿意幸福，你应对别人做你自己愿意别人对你做的事情。”这简单的名言，科学的归纳，与宗教的训诫完全不同，他突然开辟出人类完善与改良的大道。　　在如此崇高如此简单的原则上重整我们关系的必要，每日更有力地接触于我们的脑际。但是，只要剥削与统治，虚伪与轨迹仍留为我们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一方面的成功是绝对无望的。 　　成千的例子可以引来作为我们立论的依据。我们于此只举出一个最可怕的例证，就是我们的儿童。现社会对儿童究竟做了什么呢？　　人类自野蛮状态历经艰苦，逐渐进步到今日情形，敬爱儿童使他们在发展过程中所会的的一个最优美的性质。多少次我们见到心术最坏的人也在儿童的微笑之前解除了武装！唉！不幸，这敬爱的情感今日也已烟消云散了，在我们今日的社会中，儿童若不是为满足兽欲的玩具，即是属于机器的“活肉”。 　　我们新近见到资产阶级怎样杀害我们的儿童，他们强迫这些孱弱的生物在黑暗的工厂中做着长时间的苦工。要他们做苦工，还只在肉体上伤害他们，可以说还不怎样严重；腐败到骨髓的社会还在道德方面屠杀我们的儿童呢！　　现社会强使教育循着旧规，只做熟练的习艺，至大多数儿童于某一年龄一定流露的高尚情感与理想需求，没有半点活动的余地，竟让稍有独立，诗意与自负性质的少年厌恶学校，不求发展，或到别处去找热情的出路。有些在小说中寻觅日常生活所缺乏的诗趣；他们脑中装满龌龊的，由资产阶级制造，为资产阶级阅读，每行只卖两个或四个铜子的文学，结果如青年的勒曼特尔（Lemaitre）一样，把另一个儿童的肚剖开，喉割断，“使自己成为著名的凶犯”。另一些则沉溺于可恶的恶习，自求逸乐；只有平庸的儿童，既无热情兴趣，有无独立情感的孩子，能无意外地达到他们的“目的”。那就是未来道德狭窄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不偷路人的手帕，倒是实在的，可是他们却“诚实地”偷窃他们的主顾；他们没有热情，可是他们却暗地里去访问媒婆，要她“替他们除去日常生活的腻烦”，他们蹲在沼泽中，如果有人胆敢动着他们的污秽，他们就会大叫一声“莫动！”。　　看，这是对待我们的男孩子，至于女孩子，资产阶级的人们从很小的时候，就将他们教坏了。荒谬的读物，穿的娼妓似的洋娃娃，母亲的服饰与榜样，闺房的谈话，——种种情形都使女孩子将来倒入最能出价者的怀中。她从很轻的年龄就在她的四周散下腐败的种子；工人的孩子们不以羡望的眼睛注视这个装饰艳丽，举止娴雅，十二岁即有妖媚态度的小女子么？假如母亲是有道德的——资产阶级妇女们之所谓有道德的——结果将更恶劣！假如孩子是聪明的，是有热情的，她不久就会认识这两面道德的真实价值，它劝人，“爱你的同类，但遇可能时可以剥削他！你须有道德，但以某种程度为限……”。她窒息于这滑稽道德的氛围中，在生活里找不到半点美的，高雅的，引人入胜的，使人可以嗅到热情的东西，她当然会低着头投入第一个来者的怀中，只要她的奢侈欲望，能够得到满足。 　　请考察这些事实，请研究他们的原因，然后再请看看我们说需要一种可怕的革命最后来扫除我们社会一切污浊的根源，是否有理，因为只要腐败的原因存在，任何改造都是不可能的。　　只要有懒惰阶级，以统治我们为名，始终寄生在我们的劳动上，他们总时常是公众道德的腐败中心。沉溺酒色的懒惰者，一生只求新的逸乐，心中从没有什么“人间休戚相关”的情感，即有，也已被他们生存的原则戕害了，只有最卑鄙的自私念头，受着他们实际生活的陶冶，他们一定倾向于最粗俗的肉感享乐，他们不但自卑，而且使他们的四周同时堕落。他们以钱袋与畜生的本能污辱女子与儿童，污辱艺术，戏剧与报纸，他们现在已经进行这丑化的工作;他们将出卖祖国以及祖国的保护者，待他们恐怕失掉钱袋，失掉他们享乐的唯一泉源时，他们就会假手他人来杀害自己祖国的最优秀分子，因为他们自己太卑怯，不敢亲自动手来杀人。　　这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道德家的书籍也不能改变什么。疫病已进入我们的大门，我们必须破坏它的根源，即使要使用火与铁，我们不要再迟疑了。因为这是人类能否得救的问题。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假如“工商业的混乱”，“资本主义的崩溃”这几个字能概括欧洲经济的现状，那么，政治的现状，亦可用“国家将破产””国家已在瓦解路上奔驰”等字句来形容。　　试以欧洲现在的一切国家而论，从宪兵独裁制的俄罗斯一直到资产阶级专权的瑞士，你们找不到一个国家，（瑞典与挪威[1]二国或者不在此列）不是放快脚步向着“瓦解”以及瓦解而且的革命前进。　　这些国家，好比失了能力的老人，面皮紧绷，脚步颤动，又加以身患痼疾，绝对不接受新思想的潮流，他们耗尽精力，却不自量，却不爱惜残年，偏要时常如乡愚泼妇，彼此撕打，以加速其自身的灭亡。　　一种无可救药的病症已置一切国家于死地：这就是暮年与衰老。把众人所有的事务交给少数人任意处置的国家，这请人代庖的人类组织，已经不合时宜了。人类已经准备好新的联合方式了。　　欧洲的老大国家，自十八世纪发展到极点以后，今日已进衰落的途径，已经到老弱的时期了。一般人民——尤其是拉丁民族的人民——早已想把这种阻止他们自由发展的权力取消，而代以省自治，地方自治，以及各工团自治的组织，他们用不到什么权力来代他们发号施令，他们只以众人的自由合意的契约，就够维持他们彼此间的秩序了。　　这是现在已露端倪的“历史变像”，任何东西都不能阻止他的实现。　　假如统治阶级懂得一点时务，还明了自己的地位，那么，他们一定会很热心的欢迎这些意向。可惜他们毫不觉悟，死守着“传统”的偏见，心中只存着金钱的崇拜，非但不肯协助这些思潮的发展，而反以全副的精神阻碍他们，他们势必领着我们走上暴烈的革命。人类的愿望终有实现的一日，可是要籍大炮的轰击，机关枪的发射与大火的赤焰。 　　当中古各种制度遭受崩溃，新生国家出现于欧洲，并以征服诡计与暗杀等方法牢固其根基，扩大其势力的时候，他们干涉人类事务的范围还不甚大。　　今日国家已干涉我们生活一切表现了。自摇篮以至坟墓，他把我们紧搂在他的怀抱中，有时是省政府或县政府，有时是乡镇公所，我们走一步路都有这些东西跟在后面，每条路的旁边都有他们的跟踪出现。它们压制我们，约束我们，无时无刻不与我们为难。　　它们替我们的一起行动立法。法律，命令——命令，法律，这些破纸现在已堆积如山；就是最勤勉的律师，拼了一生的精力，也读不尽，理不清了。另一方面，国家每天又创立好些新的机关，使其与旧的坏的合用，他制造复杂难解的机器，即使负责管理的专门家也感到头痛。　　它制造成批的官僚，爪足钩曲如蜘蛛，他们的宇宙只在办公室的龌龊玻璃以内，他们的知识只在桌上荒谬与难懂的烂纸堆中；他们是掠夺黑隼，他们只以金钱为宗教，以参加红，紫，白，蓝的党派为披挂，他们入党的唯一目的，就是设法少做工作，多赚薪俸。　　结果如何，我们是太清楚了。国家活动中也有一部分能使那些不幸而与他们接近的人们满意吗？自出世数百年以来，经过无数次的改良，它们的任务中，也有一部分不是完全无能的证明吗？ 　　国家向人民征收的无数与时俱增的租税，总不敷他的浪费；他的存在总是损害我们的子孙；他负债，它已走上破产的斜坡。　　欧洲各国的公债已达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庞大数目，差不多已超过千亿法郎了，即使国家的“一切”收入“到最后一个小钱为止” 都用作偿还这些债务，十五年也不能还清。何况这些债务，非但不会减少反而每日增加呢。国家的需要时常超过它的力量，这是事理使然，无可避免。他必须扩大它的职权，凡是新上台的政党，都必然要为它的羽翼创设新的位置，以为他们吃饭之地：这是命定的法则。　　所有这些欠额，这些公债，即在和平的时期，已是向上增添。一旦发生战争，国债就会立刻增到不可思议的数目。这是永无止境的；想要跳出这个“迷宫”，简直是不可能的。　　国家已开足马力走向“破产”或“倒账”，各国的人民已厌倦了，再不愿每年将这四十万法郎的利息付给银行家；他们将宣告国家破产，将请这些银行家自己去锄地，如果他们肚饿要吃的时候。 　　谁说到“国家”必然要说到“战争”。[2]国家设法并应该设法自强，比他的邻国更强，否则，它将是邻国手中的玩物。它必然要竭其所能削弱别国的势力与财富，强迫他们接受自己的法律，政治与商约，使自己可以任意致富。为霸权的斗争，是资产阶级经济组织的基础，同时也是它的政治组织的根本。所以战争今日已成为欧洲的合规情况，普丹，普奥，普法的战争，东方的战争，阿富汗的战争连续不断地发生。新的战争已在酝酿，俄英普丹等国家早已准备好他们的军队，不久就会下令开战。总之，人们已经种下“三十年战争”的种子了。[3][4]　　战争同时又是失业，恐慌，租税增加，债台高筑；此外每一战争又是国家道德的破产；每次战争之后，人民总觉得国家的无能；就在他主要的职权上也处处表示他的庸懦；它几乎不知道组织国土的防御，即使胜利了，它也脱不了失败。我们只要看看德法二国，因1870年战争而生的许多新思想的萌芽就可以知道了；我们只要看看东方战争在俄国所引起的不满意，就可以明白一个大概了。　　战争与军备可以毁坏国家，它们促使国家经济与道德的破产。再经过一两次的大战，就可以把国家这架坏机器完全拆毁了。 　　战争之旁尚有内争。　　昔时以为是保护众人或抑强扶弱的国家，今日已成为富人压迫穷人的工具，地主压制农民的堡垒了。　　我们称之为“国家”的这台大机器究竟有什么用处呢？——用来阻止资本家剥削工人，地主抢劫农夫吗？用来保护我们反抗债主吗当贫困妇人，只有清水去安慰啼哭于无乳胸前的小儿，它能给我们食物吗？　　不，千次不！国家，它就是剥削，投机与垄断的保护者，它就是劫掠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支柱。赤手空拳的无产阶级，既无可保的财产，就毋需希望国家来施恩，他不过是竭力阻止其解放的特殊机关罢了。　　一切都是为着懒惰的所有主，一切都是反对劳苦的无产者的！从年轻时就已教坏儿童的资产阶级的教育，使青年的脑中塞满反平等的成见；教会扰乱女子的精神；法律阻止“休息相关”及平等思想的交换；金钱贿赂劳动界先驱的人格，监狱与任意释放的机关枪封闭不愿接受贿赂者的嘴巴。看，这就是国家！　　这会持久吗？显然是不可能的。人类中生产一切的整个阶级不能时常维持专门反对自己的组织。不论在俄罗斯的暴政或甘必大派的虚伪下，到处不满意的人民都要反叛了。今日的历史，就是特权阶级的统治者反对人民平等倾向的斗争史。这斗争史今日一般统治者的主要工作，它支配他们的行为，今天并不是公益的原则或理由来决定某种法律或某种政令的颁布；今日政府中人所关心的只是保持特权压迫平民的斗争而已。　　单这斗争，就足以动摇最强固的政治组织，假如我们所说的国家，由于历史必然的结果，已经走上衰老的末路，假如它们已经开足马力奔向“破产”，甚或为着私利，已经互相冲突；最后，假如被压迫者都已开始厌恶国家，加入这么多的原因都集中在同一目的，那么，斗争的结果一定是毫无可疑的；代表力量的平民，一定会战胜他们的统治者；国家的崩溃只是极短时间的问题罢了，最安静的哲学家也会看见行将降临的大革命的火光。 [1] 我们都知道瑞典与挪威现在也不在例外了——著者 [2] 美国显然是个例外。可是我们得记住以前美国的土地蕴藏之富到了不可相信的地步。现在美国土地的宝藏已被种种方式的投机家掠夺了，那情形并不亚于俄国奥伦堡一袋，而且美洲合众国已经在开始扩大国家权力，并创设义务的或支薪的官职——著者，俄文本注 [3] 我写上面几行文字时所做的预言不幸完全应验。到现在我们已经有了1900年英国人与布尔人的战争，1904年日俄战争，1915年塞尔维亚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的战争，最后便是1914-1918年的欧战，他们应验了我们的一切预言——著者，俄文本注 [4] 在欧战后发生的大小战争很多，最后酿成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战争刚刚停止一年，强国又在做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了——译者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我们坚决地正开大步，向着震动一时的革命前进，这革命将如1848年一样爆发于一国而使各邻国皆起响应，彻底地推翻现社会的根基，另予以新的生命源泉。　　为着肯定我们的说话，我们用不到引用德国著名历史学家和意大利大哲学家的论据，虽然他们深刻的研究过近代的历史之后都一致推断这世纪的末叶必然要产生惊人大革命。只要把环绕与我们四周的事实和这最近20年展示于我们目前的情景，观察一下，我们便会不迟疑地相信，我们的断语并不错误。　　我们观察的结果，只见灰色的画布上现出两种特著的事实：一种是平民的觉醒，另一种是统治阶级的道德，智慧和经济的破产以及有产阶级想阻止平民觉醒的徒劳无功和奄奄待毙。　　是的，平民已经觉醒了。　　今天不论在窒闷的工厂或黑暗的小饭店，屋顶的粗劣住室或矿坑的漏湿隧道，到处酝酿着一个新的世界。这些为资产阶级所蔑视，所恐惧，而给一般大改造家以灵感的群众，也已开始讨论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到最困难的问题了，他们受着正义感的驱使，已得到很多新的结论，他们直截了当地剖析见社会的症结，新的意向于是产生了，新的概念因而形成了。　　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争辩声中，有两种基本的概念，逐渐响亮起来：一是废除私有财产，实行共产主义；二是消灭国家，建设自由公社和国际劳动者的总联合。两条不同的路线指向相同的目的：平等，这所谓平等并不是资产阶级写于国旗和法律中，以便更容易压迫生产者的虚伪平等，而是土地，资本，劳动皆归众人共有的真正平等。　　统治阶级，以暴力扑灭这些意向是无济于事的。他们以独断的手段，逮捕革命党人入狱，销毁革命的书籍，也是徒劳无功的。新的思想沁入人们的精神，一般人心皆为所动，他们现在希望新社会，正如昔日农奴之加入十字军，希望东方有自由土地与富饶国家一样，思想一时不爆发，一时流于沉睡中是可能的；如果有人阻止他生出地面，它便能毁蚀土地，不久他将乘隙而出，其力将更大于从前。你们请看法国社会主义的觉醒吧，在这15年（1864-1879）的短时间中，社会主义的第二次觉醒何等有力！波涛低下，再起时一定更高。新思想只要在起初试验，稍有成功，一般人便会见出他的简单与优点。一种尝试的成功与众人觉得自己有力量，便能予平民以自豪的兴奋。　　这个时期已经不远了。一切都促他到来：贫困使不幸者反省。迫不得已的失业也使有头脑的人离开工厂的狭隘范围，走入广大的街市，因而渐渐认识统治阶级的罪恶与无能。 　　这些统治阶级现在究竟在做什么呢？　　当自然科学一日千里的进步，使我们回想到大革命将近的18世纪；当大胆的发明家，每日在替人类制服自然的力量，以斗争开辟新的视线时，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竟聋哑地留着，安然重嚼其陈言腐语　　在实际的生活中，这些统治阶级或者进步一些吧？——还是一样！他们固执而热心地摇动其国旗的破布。他们尽力维持自私的个人主义，竭力保证人对人，国对国的竞争，并拼命坚持集权国家的专断。　　他们自保护政策而自由贸易，自自由贸易而保护政策，自反动而自由主义，自自由主义而反动，自无神论而奇异仪式，自奇异仪式而无神论。他们胆小如鼠，时常目光向着过去，时常不能实现任何持久的事物　　他们所做的一切与他们所预许的，成一反比。　　他们曾预许我们保障劳动的自由，而现在却使我们做工厂，厂主与工头的奴隶。他们曾以组织工业，保障我们的安逸自任，而现在却给我们以连续不断的工业恐慌和贫困；他们曾允许我们有受教育的机会，而现在却压迫我们没有求学的可能；他们曾以政治的自由预许我们，而现在却陷我们与循环的反动之中；他们曾说，我们将享受和平的幸福，而现在去要我们忍受战争，无穷尽战争的痛苦。　　总之他们对于自己的诺言，一概不遵守。 　　但是平民已经开始厌烦了，他们让资产阶级嘲笑与统治，经过这样久了时间之后，现在已经开始自问他们的处境了。　　回答是欧洲现在的经济状况中。　　从前工业的恐慌是一时的灾祸，现在已成为慢性的病症了。棉业的恐慌，金属业的恐慌，钟表业的恐慌等今日同时发生了，而且成为常有的现象。　　据统计，现在欧洲失业的人数已达数百万，从这城到那场到城，到处流浪而乞食的流民也有数万人之多，他们到处骚动，以威胁的态度，要求“工作和面包”；如1789年的法国农民在贵族占据私有的富饶土地上找不到一块耕种的土地，和一把锄地的鹤嘴锄，鹄行菜色徘徊于荒漠的大路一样，今日的工人也因少数逸惰者的剥削，两手空空地找不到生产所必需的工具和原料。　　大工业生生地被破坏了，如谢菲尔德的大城市也变成荒漠了。英国贫困，尤其是英国为最贫困，因为那边的“经济学家”最完善的实行他们的原则；阿尔萨斯贫困，意大利与西班牙饥馑。失业遍地皆是，与失业相依的，便是拮据，或贫困；儿童饿得不成人样，脸上皆现青灰色，妇人过了一冬几乎老了五年；疾病，大刀阔斧地在工人队伍中杀害生灵——看！他们的制度使我们处在何等悲惨的情况里面！　　可是他们还向我们大谈其“生产过剩”生产过剩？当矿工积煤如山，而自己却没有煤过冬。这是什么生产过剩吗？当织工织布数千丈而不能给他们衣衫褴褛的孩子做一件衬衫。这是生产过剩吗？当泥水匠建筑宏大的宫室，而自住恶劣的小屋。当女工制造衣衫美丽的木偶，而自己没有一块破布御寒。这是生产过剩吗？　　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工业组织吗？如更恰当地说，这不过是资本以饥饿制御工人的秘密同盟罢了。 　　据人告诉我们，资本。这积聚在少数人手中的人类劳动的产物，因缺乏安全的保障，已逃避开农业与工业了。　　那么，让他脱出保险箱之后，究竟停止在什么地方呢？　　不用说，他会被人安置在更有利的所在。他去装饰苏丹的后宫，他去供给战争，帮俄国人去打土耳其人，同时又帮土耳其人去打俄国人。　　或者他去创设不以生产为目的的股份公司，而准备于两年内不顾信义的破产，好使提前退股的创办人大股东们赚得数百万代表“计划利益”的法郎。　　他去哥塔（gothard）日本，如必要时，撒哈拉沙漠建筑无用的铁路，使创办人罗斯齐而特总工程师与企业家等，可发数百万的横财。　　然而资本最大的出路还在投资世界或交易所的大赌博中。资本家垄断小麦与棉花的价格，任其如意涨跌，他们的投资一直伸展到政治的领域，若有改革或外交方面特别变动的风声。他们即随着这些风声做买卖，如我们每天所听见似的，政府的官吏也往往参加这些投机的勾当。　　投机事业杀害工业，他们就叫这做商务的聪明经理，就为这种理由——他们说——我们应该维持商务。　　简言之经济的混乱，已经到达极点了。　　不过，此种混乱不能长久持续下去。平民们已不愿忍受这些因统治阶级的贪心而产生的恐慌了，他们愿意籍劳动而生活，而不愿终身受着贫困的烦恼。他们有时候随得着慈善事业的可耻救济，有两三年安定的工作，可是得值不多，操作过苦。他们再也不愿过着此种生活了。　　劳动者已觉到统治阶级的无能了：他们无能懂得新的意向，无能管理工业，无能组织生产与交换。　　平民不久将宣告资产阶级的末日了。待有相当的机会。他们就将自己组织起来，料理自己的事物。　　这个时期就会到来，因为侵害工业的种种缺点，以及如春风融雪似的实现于我们目前的国家瓦解，也在促使他早日莅临。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