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ualité de l'Anarchosyndicalisme

（1920年12月21日）项国兰 译 岑鼎山 校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2全宗，第2目录，第478卷宗，第1—4张背面。　　按彼·阿·克鲁泡特金信的原信刊印。　　在原信上有列宁的批注，“存档”；“克鲁泡特金的信，1920年12月”，另有着重标记。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俄罗斯《半人半马》杂志1993年第1期。中译文来自《列宁研究》第4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消息报》和《真理报》[1]登载声明称，苏维埃政权决定把萨文柯夫[2]和切尔诺夫[3]这一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4]的白卫分子及弗兰格尔的军官扣为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遭谋害，——就把这些人质“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同志，让他们相信，采取这种措施就是回到了中世纪和宗教战争最坏的时期，他们不配做者手按共产主义原则建设未来社会的人，珍惜共产主义未来的人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　　难道谁也没有解释过什么是人质吗？　　人质被投进监狱——并不是因某种罪行而受到惩罚。扣留人质是为了用他的死来威胁自己的对手。“你杀死我们一个，我们就杀死你们一个！”这岂不等于每天早晨把人押往刑场，然后再送回监狱并对他说：“等着吧！今天不执行啦！”　　难道你们的同志不懂得这就等于对人质及其亲属恢复用刑吗？　　但愿谁也不会对我说，掌权的人活在世上也不快活。现在甚至有这样的国王，他们认为侵害国王的生命就是“他们这个行当的特点”。　　而革命者们——路易莎·米歇尔[5]就这样做了——在法庭上挺身为谋害革命者生命的人辩护，或者对他不予追究，如马拉捷斯塔[6]和沃尔特里纳·戴克莱尔[7]所做的那样。　　连国王和神父都拒不采取扣留人质这种野蛮的自卫方法。新生活的宣传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怎么能采用这种武器来防御敌人呢？　　这岂不是会被人看作一种征兆，即你们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成功，你们想保全的已不是你们所珍视的生活建设，而只是你们自己？　　难道你们的同志没有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不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是在为未来而工作，因此，你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采取和动物的恐惧十分相似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事业。正是过去革命者的类似行为使新的共产主义的尝试变得如此艰难。　　我坚信，你们当中的优秀者珍惜共产主义的未来胜过自己的生命。对这种未来的向往一定会迫使你们摒弃这类措施。　　十月革命尽管有种种大的缺陷（正如您知道的，这些缺陷我看得很清楚），但它使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证明，社会革命不可能像当初西欧人们开始设想的那样，它纵然有种种缺陷，但还是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复旧尝试无法逆转的进展。　　为什么要把革命推上一条将毁掉革命的道路呢？毁掉革命的将是那些代表旧制度残余和滥用吞噬一切的无限权力陈腐的遗风。而决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固有的缺陷。 彼·克鲁泡特金1920年12月21日于德米特洛夫（莫斯科省） 注释： [1] 指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1版刊登的关于人质的声明（政府通告）。 [2]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该党“战斗组织”的预导人之一。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任陆军部副部长，后为彼得格勒军事总督。1917年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划反革命叛乱和反苏维埃的防谋。著有一些小说（笔名А·罗普申）和回忆录。据官方材料自杀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 [3] 切尔诺夫，维·米•（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17年5—8月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曾任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解散后，移居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4] 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1918—1920年间反对苏维埃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城市都设有分部，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 [5] 米歇尔·路易莎（1830—1905）——法国女诗人。著有许多诗歌、浪漫诗、剧本。1871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6] 马拉捷斯塔·恩里科（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参加过多次革命发动。否定阶级斗争理论。 [7] 尚未查明此人身份。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

彼·克鲁泡特金为首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于19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就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几个报告曾刊载在克鲁泡特金主编的《面包和自由》小报上，后汇编成《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克鲁泡特金题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报告，对于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译者注 　宋洪训 译自彼·克鲁泡特金编《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1907年伦敦俄文版第3—25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2辑 1906年10月 代表大会的结论〔俄〕彼·克鲁泡特金 一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我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始终记住这个最终目的，并在评价目前发生的事变时遵循这个目的。　　俄国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以导致召开议会的街头暴动的形式，而是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革命将延续数年，彻底推翻旧制度，深刻改变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把这场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即一个时期是取得代议政体，另一个时期是取得经济改革，我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坚信，只有人民本身通过革命手段才能从革命中得到经济领域中的东西。“革命”立宪会议本身将只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一种勾结，将只能在纸面上确认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的东西。　　然而，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反对国家的斗争，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各族人民生活中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国家，显然也不能不反对它的最坏的表现形式——代表最强大的和最牢固的国家形式的专制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堡垒，使人民贫困和受精神奴役的富人和权势者的最可怕的工具。　　正是在目前，我们反对俄国专制国家的斗争越有力，人民（从而也是我们）参加推翻现时专制制度爪牙政权的斗争越广泛，在专制制度废墟上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压迫的新形式就会越软弱。如果专制制度让位给全俄议会，那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专制制度的行动越有力，他们参加建立国家生活的新的地方形式的范围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议会中的权力就会越小，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就会越容易。　　在杜马中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决不是反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杜马拥护者。我们的事业是把由人民夺取为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工厂、铁路等）的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并同人民一起为反对立法者企图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制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而斗争。　　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以便使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加前进一步。 二 关于掠夺和剥夺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所谓 »剥夺 »，即私人 »剥夺 »和集体 »剥夺 »的问题，并准备以报告和结论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表明，必须将 »剥夺 »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收归公有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的行为——哪怕它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力争由俄国人民剥夺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同时，决不应该事先缩小这个伟大思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表明，把掠夺钱财——哪怕是严格地用于革命事业——列入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广泛推行，这对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们完全承认战斗时期的各种必要性，但是我们希望表明，掠夺行为的频繁发生往往会使部队道德沦丧，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敌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希望提醒一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在牢记整体利益的极端派革命政党周围曾经出现许多追求个人发财的人，以至于舆论界最后分辨不清前者与后者。自然，这种情况起先被温和的政党，后来被反动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发动劳动人民的舆论来反对极端派政党，并加以扼杀，从而完全扼杀革命。　　我们希望阐述一下我们的这些或那些见解。　　不过在最近两三周以来，俄国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转折。沙皇政府实施了战地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残酷无情地处决一切革命者，特别疯狂地对付那些在从事掠夺时被抓住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为同情掠夺的人。　　死刑随时随地都在执行，监狱中无数人被绞死，甚至对于青年，不经任何审判和审理，就因掠夺而处死。革命者每日每时都在英勇地牺牲，他们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现在没有可能来平静地分析，剥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对于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合适。当政府对掠夺行为疯狂地进行袭击并不经审判就加以处决，而政府本身同时公然地通过黑帮在街头进行抢劫、掠夺和暗杀的时候；当政府各部在彼得宫的赞同下在各部对犹太人进行蹂躏和抢劫，而被黑帮杀害的人甚至手无寸铁进行自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分析是毫不中用的。政府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本身就把所有人推向普遍掠夺行为，并事先为任何暴力行动提供了辩护理由。　　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革命的主要的伟大的任务。　　显然，当专制帝王宝座周围的官吏们同俄国人民之间发生殊死决战的时候，当俄国的统治者们不惜采取象不经审判就处死青年、在街头杀戮妇婴、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抢劫等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谈论道德准则的。　　但是，革命的主要的、万能的、无往不胜的力量毕竟不在于它的物质资料。从物质上讲，任何革命都比国家软弱，因为任何革命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道义上的伟大，在于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所遵循的目标的伟大，在于它得到群众的同情，在于它对千百万人们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它的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完全有赖于它所贯彻的原则。　　没有这种道义的力量，任何革命都永远不可能进行。不管斗争的暂时条件如何，我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力量。　　只有当我们牢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如同俄国的农民到处所做的那样，革命的目的不是将财富从一些私人手里转到另一些私人手里，面是从私人手里转到社会手里，转到人民群众手里，我们才能保持革命的这种道义力量。　　我们在力求达到这一崇高社会目标的同时，首先应当记住，这个目标是不能孤立地达到的，为此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十分珍惜俄国革命者在俄国人民面前迄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 三 关于个人反抗和集体反抗的行动 　　在我们的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对现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个人反抗或集体反抗的必要性，这些反抗被称为恐怖行动。在非革命的时期，这些行动常常是社会觉醒的标志，可以激起群众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为社会事业服务的个人英雄行为提供范例，从而唤醒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同时，它们也破坏着对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压迫者的威力的信仰。在革命时期，它们则成为普遍现象，而并非仅仅是英勇的个人对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时候，任何革命者，甚至不一定是有信念的革命者，都会同情这类行动。但是，估计到这种普遍情况，必须提醒，每一个恐怖行动的意义是以它的后果和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的。　　上述意见是衡量何种恐怖行动将有助于革命或者何种恐怖行动将白白地牺牲生命和耗费力量的尺度。生活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使这类恐怖行动不用作冗长的解释，也不用提出复杂的理由就能为每个人所理解。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无论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当地居民中的），当人们一听到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消息时，用不着革命刊物的帮助，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们的过去，这样的恐怖行动是完全令人理解的。假如为了理解某项恐怖行动，对群众，不是对革命者，必须进行一系列伤透脑筋的工作，那么它的影响将等于零，或者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反抗行动在群众的眼里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暗杀行为。　　把恐怖行动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分为集中的和“分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人为的。我们同样地既反对经济的压迫，也反对政治的压迫；既反对中央政府的压迫，也反对地方当局的压迫。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恐怖行动是某个个人或者协助他的一些同志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因此，集中的恐怖行动，即由当事人扮演执行别人决议的角色，是同我们的概念背道面驰的。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出于党的纪律去阻止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同样也不可能邀请他们去为不是由他们决定从事的活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同一些政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而只认为它是被激怒的良心的完全自然的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鼓动的作用，有助于激发人民中间的这种愤慨感情。 四 关于组织问题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诚如他们西欧的同志们一样，否定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政党所固有的任何形式的教阶制（等级制）组织，并力图在自己队伍内实行另一种类型的、建立在独立的集团彼此之间自由协议基础上的组织。　　每一个集团内部全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类组织得以巩固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和大村镇，有几个人数不多的集团结成联邦要比只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更为有利。　　甚至在个别一些集团承担某些专门义务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也都不应成为委员会，因为它们作出的决议对于其他集团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好不通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总是力图成为并常常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验证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最好的联系可以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的特别会议来取得，而这样的会议可以由各集团为了某种专门目的面派遣的同志们来召开，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否决。　　这种组织方式将能比通常的教阶制组织方式更好地防止党内的分裂，多年的经验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同，在人数众多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行动一致。尽管缺乏党的纪律和强制，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妨碍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议，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最宝贵的特点，即个人首倡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服从中央政权的等级制组织当中，协议通常只是表面的，“纪律”被多年的内部分歧所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不同的派别使得彼此的活动摊痪，而这种早已过时的和理应清除的东西人为地被纪律所维护着，并使党窒息。 五 关于工人联合会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工人组织。西欧的经验表明，这个问题是值得十分严肃地对待的。　　目前，在全世界工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政党以外，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工人的国际性的庞大组织。换句话说，工人们试图恢复六十年代那种形式的国际，即在企图把国际变成为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倾轧使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瘫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形式的国际。　　工人们懂得，在革命到来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他们也懂得，包括该劳动部门的所有工人的国际性的强大的工会，乃是未来制度赖以建立的骨干。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联合会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同资本进行公开斗争和构成未来制度的天然的机构，即为了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而必要的自在的机构。在这方面，在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欧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中迅速传播的我们对总罢工的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　　我们在去年10月可以充分地看到总罢工对俄国的意义，那时甚至不相信总罢工的人也不得不相信它的革命威力。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人联合会将会更加需要。随着杜马的召开，许多革命力量转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工人联合会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它们将完全可以信赖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便不让一些政党所利用，并向它们传播革命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一股能够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剥夺行动的力量。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是参加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呢，还是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工人联合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希望以俄国地方工作人员的成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不过我们认为，凡有可能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使它能够和同一劳动部门的其他联合会结成联邦关系。在存在无党派性质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其中。 六 关于总罢工 　　近年来，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始终不渝地指出，总罢工是正确进行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手段，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罢工确实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而在俄国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时刻，它完全可能同心协力地来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罢工就是在将来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斗争手段。　　然而，考虑到去冬的经验，我们应该牢记，总罢工不是那种可以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旨意而采取的手段，也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多数工人代表的一纸决议而发动的手段。更不用说总罢工会给工人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仅仅根据这一点，工人们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采取它，总之，只有当罢工是出于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时，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由并非很大多数的代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一般说是不好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想要把总罢工强加于工人们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惨痛的损失、失败和失望，——如果相当多数的工人群众在一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总罢工的必要性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总罢工是很好的斗争手段，但是它还不能使采取这种手段的人民避免同统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我们再一次地强调总罢工的全部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也不能忽视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及时地利用总罢工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在事变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立即着手对土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剥夺，哪怕是在个别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和城市里。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在《面包和自由》第十四期上，我们刊载了1904年12月召开的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志们对在俄国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扼要地指出了建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以来，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国内的整个生活，并将对今后的全部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革命已经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波兰、高加索等地，而我们已经有了将近两年的革命生活的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在恢复一度停刊的《面包和自由》，并着手出版《面包和自由》的小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一些同志集合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年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们当时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从专制制度向十九世纪时整个欧洲所形成的、俄国当时已经开始谈论的那种代议政体的过渡，并没有通过象1848年德意志各邦所实现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献所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们所期望的那种途径来实现。在我们这里，这个过渡是通过象英国1648—1688年、法国1789—1794年那样的途径实行的，即通过延续数年并深刻改变现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民革命的途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途径实行的。　　俄国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要比1848年柏林工人得以满足的要求更加广泛得多。俄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并在这方面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农民提出要求土地的权利，不仅是1861年摆脱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取的土地的权利，而且是以往贵族和达官们通过掠夺的方式或沙皇政府的法律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全部土地的权利。　　因此，一旦人民开始投入战斗，企图事先限制俄国革命的纲领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　　此外，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快就赶过了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如果说专制政府作出了让步，那么这些让步是由于这样一些群众性的事件而被迫作出的，如1905年1月9日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在波兰发生的总罢工，10月的总罢工，城市中到处的骚动，以及自1904年秋起迄今广泛举行的农民起义；显然，如果农民要求上述土地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愤怒已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摆着的：在我国，变革不可能仅限于改变政体并以代议制杜马取代彼得宫。在我国，变革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而经济变革的实现不是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通过新的代议机构，而是通过起义的人民本身。　　生活本身证明，我们曾经是正确的，我们在两年前曾经说，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斗争分作两个连续的时期：一个是政治变革的时期，另一个是仿佛由俄国的议会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期。我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这个斗争，并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资本和国家。　　更有甚者。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俄国的饥荒和俄国亿万人民的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有可能在通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上前进，——而这是农民和工人本身通过革命的道路所要达到的。沙皇是不会恩赐自由的；议会也不会给予自由；自由必须由自己来争取。　　因此，劝说工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要求，劝说他们所有这些最好通过杜马来取得，或者让农民们相信，应当起来暴动以便得到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会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这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宣扬这种策略的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议会，即使在革命时期，都不会也不可能会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重大的经济改革。　　任何议会，任何杜马，任何立宪会议按其实质来说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任何革命措施。最革命的议会只可能确认人民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加以合法化。议会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把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做到的东西推广到（至多在纸面上）全国范围去。而且也常常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这样做，只是在地方上、在实际生活中，当人民已经实现变革的时候才加以推广。[2]　　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现时有利的情况下，在俄国实行的变革毕竟还不是社会革命。但是，它可能是有助于今后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步骤，如果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不彻底措施取得的话。　　如果俄国革命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方面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不会建立象十七世纪的英国和1848年的德国所建立的、多年来阻挠工农进一步解放的那种封建资产阶级国家的牢固而强大的政权。　　如果俄国农民能为自己争得土地以及个人的和村社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为一切愿意亲手耕种土地的人确立土地的权利并迫使杜马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俄国工人在今天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得有可能使个性得到发展，而不仅是缩减工作日，而且是确立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工业的条件，一一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在现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得更多一些——那么，无论俄国出现什么样的政体，它将不会得到象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第一或者促使普鲁士国王召开议会的柏林街头暴动以后俾斯麦所建立的那种政权。那时，俄国的议会将不是资产阶级的强大堡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只是过渡时期的死胎机构。[3] ※　　　　　※　　　　　※　　最近两年来的经验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忠实奴仆——国家，并代之以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个目的的最终实现还多么遥远。只有这个目的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革命时期我们自身的行动的可靠尺度。　　假如我们只是以经济纲领来限制自己的斗争，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将是极不明智的。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有害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它给国家提供了如此可怕的力量，所以为了反对它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一这样的斗争在我们俄国就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农奴制度得到它的支持，农民的俄罗斯由于它而被弄到可怕的贫困境地，由于它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欧洲各国的奴隶制度和经济屈辱地位也得到它的支持。专制制度的俄国曾是欧洲反对1848年人民革命的宪兵。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力地帮助扼杀1848年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和英国一起领导了反对1793年革命法国的同盟。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未来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然而我们不能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来等待新制度的到来。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国家，压迫各族人民的国家。因此，我们西欧和美洲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国家政权具有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土地、工业、贸易和交易所剥削者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经常与之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我们尤其必须反对俄国的国家政权，因为在俄国，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专制制度不仅是任何个性自由的敌人，而且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最可怕的形式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从外部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一种形式。　　总之，历史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理论家们划好的格子前进的。而如果说，在俄国替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代议政体，那么也还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俄国的代议机关将必定是拾取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牙慧。如果俄国人民目前能够砍掉资本主义和土地贵族的翅膀，那么它也就能够砍掉国家政权的翅膀。它决不可能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来建立封建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它也不能按照法兰西的方式来建立集权制的共和国。而如果俄国的人民起义能够砍掉集权政府的政权，并从它那里夺取在西欧被认为是内阁官吏们的财产的许多东西；如果俄国人民能够为自己争得在公杜、农民村杜、省和边区广泛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人民能够将管理经济、粮食、教育、交通、矿山等事宜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所有这些领域从彼得堡的官吏手中夺取过来），那么，俄罗斯国家，不管它在革命以后采取什么形式，就会具有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俄国人民往后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变得容易。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认为俄国必定要经过恰如德国人所取得的那种议会的时期。德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革命。它的宪法是由被1848年法国革命吓破了胆的君主们颁布即恩赐的：它不是革命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国，国家政权即官吏们的力量的大小，个人服从的程度，以及俄国所要争取的政治自由的多少，将取决于极端反国家主义政党的能力的大小。同时，资产阶级统治的牢固程度也取决于此。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把政治变革的全部事业交给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及其天然同盟者——幻想建立本党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那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而他们的无所作为将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十分接近的，而国家主义即官僚集权主义则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以致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但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并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一批理解这一工作的全部意义的人，特别是在目前集权主义者和各个阵营的官吏们正试图在腐朽的专制制度所失去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刻。　　我们在杜马中无事可做。我们不会加入统治者的阵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建立国家权力的事业上去。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杜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关系的形式而闪在一边袖手旁观，并不去关心它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自己的纲领。相反，在杜马召开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解释或许还不清楚的独立的要求和愿望，坚持这些要求和愿望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愿意参加杜马的人承认它们，而不管杜马分子如何来考虑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以下要求：　　土地（全部土地）归于亲手耕种土地的人民。不是象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村社所有。分配土地的事宜不是交给国家产业部（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是交给村社和村社联盟。　　工厂、矿山、铁路不是交给劳动部，而是交给在其中工作的、组成自由联合会的工人本身。　　邮政和通邮事业不是交给邮政经理，而是交给现时实际从事地方上全部邮政事务的人们。　　人民教育事业不是交给穿上新的服装的传教士，而是交给人民本身，交给农民和工人本身，交给为此而组成教育联合会的居民本身。　　其他问题也都应如此。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应当同人民站在一起，同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反对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企图。　　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问题上维护我们原则的行动越有力（特别是现在，在总破坏的时候），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工作就越多。革命为我们开辟了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鼓动的可能性。逃避这一义务将是可耻的。　　再说几句。　　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至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两年来，表现出了许多个人英雄行为的范例。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似乎我们以为，只要个别人大胆地向旧制度宣战，实行某些恐怖行动，从富人那里夺取钱财，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就会立即推翻旧制度，就会开始实行对财富的共产主义剥夺。然而，革命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如果不在群众当中进行认真的、预先的鼓动工作，那么群众（即使英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思考的话），也还是不会起来的。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可以大胆地说，要比从事暗杀的孤胆英雄的工作更加伟大。我们应该成为能够在革命地改造俄国整个生活的事业中有助于铺设新道路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一些个人英雄行为的功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俄国人民群众一起去发现1793年的无政府主义者[4]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即发现新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治联盟的新的形式，以奠定自由的、无国家的联邦生活的原则。　　法国在革命中走上了经济平等的道路。美国在1773年的革命中指出了联邦主义的道路。俄国目前面临的是进行同样的革命，同时铺设新的道路——同保证个性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邦主义。　　不管俄国革命将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新发展的萌芽应当在革命中奠定下来。而奠定新道路的任务落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否则，我们就会辜负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辜负我们党本身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当摆脱我们的孤立状态，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并随时随地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中间。 [1] 果说去年五一节法国没有实行总罢工，那只是由于欧洲的动荡局势。法国的工人们感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刻会爆发由英国唆使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2] 史上最革命的议会是法国于1792年9月巴黎人民占领了皇宫并把皇帝投入监狱后立即选出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于1793年6月和7月确认不通过赎买取消一切农奴主（封建主）权利，并将地主在过去二百二十五年中从农民村社手里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村社，而这是在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些措施以后，然而，为了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两项法律，国民议会中的革命人士不得不于1793年5月31日发动巴黎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在巴黎公社的支持下，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其他人士，即二百一十四名成员，其中三十四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处决，另外一百八十名被关进监狱。为了通过农民们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和实现的这样明显公正的决议，情况尚且如此。——彼·克鲁泡特金注 [3] 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尽管法国由于各君主国向它宣战而陷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革命战争中总共辆牲了一百多万最勇敢的战士），尽管由于披急使反动势力有可能疯狂肆虐，波旁政府和奥尔良政府毕竟未能保持十五至十八年之久。革命每隔十五至十八年就又发生了。法国已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848年）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871年）。—彼·克鲁泡特金注 [4] 无政府主义者”在1793年是个很流行的词。一些实际上在地方上实行有利于穷人的革命，主要通过地方人民团体实行革命的极端派政党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克鲁泡特金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和校对

一个反抗者的话 前十二章〔俄〕克鲁泡特金 （1885） 译者：毕修勺平明书店出版，1948年 第一章 现势第二章 国家的瓦解第三章 革命的必要第四章 下次的革命第五章 政治的权利第六章 告青年第七章 战争第八章 革命党之少数第九章 秩序第十章 公社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第十二章 土地问题 感谢 藤花无言 录入及校对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欧洲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将来应该采取何种新的方式？土地将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耕种它？怎样耕种它？谁都不能否认这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观察，爱尔兰，英国，西班牙，俄国与德国的有些部分，大家都会承认问题确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广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贫困的乡村与一直被轻视到今天的农民阶级中间准备着爆发了。　　直到如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说社会问题仅仅是与都市的工人有关，对于农村则无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愿意接受废除私有财产的思想与大制造家及大厂主等等产业的充公，而乡间的农民则没有这种愿望与热心；他们说，农民是不信任社会主义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农民一定会迅速的强迫他们恢复理性。　　我们承认这个反对论，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对于有些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准确性。的确不错，某一区域的小康与另一区域的尽量容忍，确使农民不大表示，甚或一点不表示他们不满的情绪。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不动产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中，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国家摧残农业的重税，农业采用机器大生产的新法，美国与澳洲的竞争，最后，今天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换——这一切原因使耕种的情况在三十年之内完全改变了；现在欧洲已经站在广大的土地运动面前了，这个运动将普及全大陆，会给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性。　　谁没有读过爱尔兰的老是一样的新闻？这区域的一半已经起来反抗他们的地主了。农民已经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税金了。就是想缴纳的人也不敢这样做，恐怕触犯“土地同盟”的禁条而立遭惨祸，土地同盟是个有力的秘密组织。它的支部分散于农村，它惩罚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号的懦夫。地主们也不敢强索他们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国报纸上已经公开承认，如果他们要收取农民的欠租，他们非动员十万警察不可，这样，他们会激起农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驱逐一个不交租的农民，他至少要带100左右的警察，因为他将遇见邻村数千农民有时武装，有时消极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将找不到一个佃户冒险来住他的产业。[1]最后即使他找到一个，这个触犯众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为他的畜生将被杀害，他的小麦将被焚毁，他自己也将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团体判处死刑。地主本身的情况也难以持久；在有些地区，土地的价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区；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们只有在警士驻扎在门口铁质岗亭的保护之下，才敢逗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留着无人供种，1879年耕地的面积减少33,000公顷[2]；收货物的价值。根据《财政改良报Financial reformer》减少两亿五千万法郎。　　情势如此严重，故格拉斯顿先生在没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许爱尔兰的代表，将来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据这种法案，现在大地主的产业，将为公众的利益而被充公，成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将分成25年付清代价的无数小块，转卖给穷苦的百姓。那是很明显的，英国议会会永远通不过这个法案，因为它同时给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以致命的打击[3]，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冲突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大暴动，像1846年一样，或者会再失败一次，可是情形还是一样，或者更糟，现在可以预料爱尔兰的人民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与违背诺言之后，到忍无可忍的日子，一定会起来大干一下的，这个日子而且也不会远了。英国的政权如遇有一时瓦解的情形，给爱尔兰农民以便利的机会，再由于秘密会社的推动，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就会造成一个新的1793年，他们将从他们的陋室中走出来，去做一个今天一般煽动家所告诉他们的事业：他们将手持火把，焚毁地主的宅第，将地主的小麦藏入公有的仓库，驱逐地主的走狗，破坏界限，占有他们渴望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大陆另一个西班牙，我们又会见到同样形式。例如安达卢西亚与瓦伦西亚二省，地产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是饥饿的农民，暗中联盟，与地主做不断而残忍的游击战。趁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歼灭了，数千万公亩的树木一次被焚毁为荒地，无数的仓库也在黑暗中发出熊熊火光，但是胆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与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伦西亚省，小佃戸们时常为拒缴租金而罢耕。如有胆敢不遵守这种约言的请当心！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团体，以夜间贴在书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违反大众的利益，不然他们将受残酷的惩罚，或者杀害他们的畜生，或者焚毁他们的收集物，有时甚至要牺牲他们的性命。　　在田产比较分散的区域中，还是西班牙国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满。它以国税，省税，地方税普通税或特别税等名目压迫小地主，故每年总有成万的小田产被没收拍卖，而找不到承买的买主，不止一省的农村居民完全破产了，是饥饿促成成群的农民互相团结起来，起来抗税。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很多省份，农民也完全破产了。被国家逼入贫困之后，耕种的小地主纳不起赋税，政府就无情地没收他们的小块土地。仅仅在一年之内，有6644户（每户平均值99法郎）的小产业，被国家扣押去了。所以在这些省份时常发生反叛的暴动，又有什么奇怪！有时是宣传宗教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拖引成千成万的农民跟着他们的后面，只有兵士的枪弹才能驱散这些热心的门徒；有时是某乡村全体来占领领主的荒地，为着大众的利益，耕种他们；有时是成群结队地挨饿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胁，要求面包与工作。　　请不要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国农民的反叛，难道比今天多了吗？开始的时候，反叛的次数即使较少，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它们难道不就是后来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吗？　　最后，在欧洲东段的俄国，那里的土地问题在很多观点上，又使我们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情形。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每个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数的土地既然那样不好，数量又非常不足，买卖或乡村交给领主的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比较上又极不相称，国家强迫农民缴纳的税负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面包已经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饥荒就会打击广大区域，削减很多的人口。　　但是农民已不再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悲惨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倾向较善将来的愿望已在靠着铁路来往而与各大中心接触的乡间萌芽了。农民一天过一天地等待着某种大事来废除卖价与租金，把法理上应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归还他们。假如有一个亚瑟·杨[4]今天游历俄国，他在1789年以前游历法国。他将听见它记载在《旅行记》一书中同样的愿望与祈祷。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骚动已由反抗地主的游击战等表现出来了。只要政治的事变促成权力的瓦解，激发一般的热情，耕种的饿夫们就会得着乡间发展的很快的小资产阶级的协助和鼓动，开始其连续不断的土地反叛。这些反叛之后，事先虽没有预定的计划，在全国各地虽然没有强固的组织，而其暴动所及，此起彼伏的牵制军队的调动，削弱政府统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时间，终于给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以引导的力量。[5]　　假如土地问题在我们以上所述的各国，以非常严重的方式，呈现于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欧洲被这些农民暴动包围，如同被广大的火圈包围一样，假如地主产业的充公在这些区域真正实施起来，欧洲的中心，自称文明的国家，难道不受反应吗？反应当然是很大的。当我们的下一节，把英，法，比，瑞等国的土地状况加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把美澳怎样以大工业的方式生产小麦的时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响怎样以使英国发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时候，最后，当我们对于自称文明要冲的各国农民怎样受着新思想影响的种种加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土地问题，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欧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样，耕作者都已开始要求他们的土地了；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的情况已无法维持，已不能继续很久，社会必须彻底改造的日子也不远了，改造之后必须成立新的事物状态，在这新的状态中，所有权与公众的制度必须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社会的牺牲者，没有半点可享受的权利。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将参与生活的大宴会与智慧的发展，农村也不再是无知的巢穴，终必成为安逸与生命之光所发出的中心。 II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见到土地的耕作者，农民，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或俄罗斯是处在怎样可悲或可怖的情况中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说是毫无可疑的了。但在自诩文明的国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国，农民的情况也已逐渐恶化，终至不能维持了。　　请以英国为例。二百年以前，耕种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还享着某种可羡慕的安逸。今天英国也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地主与穷的可怜的无产阶级的国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顷的土地只是两千三百四十个大地主的地产;710个勋爵占有英国三分之一的地产；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领有一省的面积，至于其余的地主（包括五十万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为满足，换句话说，每家仅有一所住宅与一个小菜园而已！　　两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惊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万至一千万法郎的进款；维斯特敏斯特侯爵。与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换句话说，每小时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过工人一年的所得，至于数十万的农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头，也只能赚得300至1000法郎的进益！使土地生产的农民，每日做14或16小时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饿的数目——就觉得相当的幸福了！[6]　　懒惰者那边无耻的豪奢，任性的挥霍，耕作者这边是终日的勤劳，不得一饱！这就是社会的实况。　　那些制造书籍的人一定会对你们说，靠着这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英国才能成为耕作最集约最生产国家，大勋爵们自己不能耕种他们的土地，把它们分成相当大的零块租给佃农们去耕种，而这些佃农或租户（人们会对你们这样说）已经把他们所租得的田地变成合理农业的模范了。　　这些话在不久以前是正确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样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积广大的田地，绝对任其荒芜，或者被改成大花园，使秋天一到，地主与其宾客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做大规模的狩猎。成千成万的人能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他们的食物！地主们并不注意这些事：他们不知道怎样浪费他们的财产，他们愿意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他们就使田亩变成了荒地。[7]　　还有大片从前是耕种的土地现在改做了饲养牛羊的牧场。成千的农民被他们的地主“剥夺”与驱逐了；养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产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种田亩的数量总是向下递减。在1866年与1869年，英国种下1600000公顷的小麦[8]，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顷了[9]。十五年前，每公顷产二十六竡今天每公顷仅产二十二竡[10]了。[11]　　就是供种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顷的佃农，就是这些想自成为地主并靠他人工作来过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今天也已破产了。受着地主们贪心的佣金的压迫，他们再不能改良他们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竞争；报纸上每天总有这些田庄出卖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况可以归成以下的结论：人民大众被迫离开田间，移向大都市与制造业大中心，再与那里的穷人们进行疯狂的竞争。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进益，并把这些进益任意挥霍在不生产与无意识的奢侈上。中间阶级的佃户想自成为小地主，终被过重的租金压迫得逃不了破产的厄运。他们准备与平民联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来。整个国家都受这不合理的地产情况的影响。　　“土地国有”的呼声今天成为一切不满的人的集合口号，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土地与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这大组织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应被没收为国有，这思想每天获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万以上会员的“乡间劳动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罢工增高他们的工资，现在也要求地主产业的充公了。　　最后，爱尔兰的“土地同盟”已开始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扩展其支部，而且得到着人们的同情，大家都知道这同盟的作风。他开始宣告，由于同盟的决定，此后交于大地主的租金将减少四分之一。他以种种小方法，如必要时以暴力阻止地主驱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农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胁要付全款的胆怯者。以后，等到能把各个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将宣告，不应再交租金给地主，他将武装农民来实行他的意志。时机一到，它将做1789年至1793年法国农民所做过的事情！它将以火与铁，强迫地主做让出他们的地权。　　英国革命之后，将生产何种土地所有权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革命范围的大小，要看革命时间的长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贵族与资产阶级这边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英国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组的废除，土地占有者给这思想的反动，将组织改造完成于和平的方式中；为着他们的意志战胜，英国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 III 　　法国——法国乡镇的读者听见议员先生们与经济学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书籍中怎样胡说他们的情形，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他们在这些书籍中说，法国农民几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满意他们的命运；他们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给他们生产很多的金钱；他们很容易缴纳本来就不重的租税，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当轻微；他们每年有积蓄，无时不致富。　　我想，农民们一定会回答，这些演说家不是有意骗人的花言巧语者，便是一无所知的大笨伯，他们要是这样说，那倒的确是有理的。　　那么我们先来考察住在乡间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万人民究竟是有什么要素组成的，然后再来看看这数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们有8000个大地主（家属在内，大约四万人左右），他们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诺曼底（Normandie）等处领有产业，每年给他们以一万之二十万法郎以上的出息。　　这些人当然不会诉苦。他们夏天在自己的领地中经过几个月舒适的生活，把佣工，小佃农或者佃户劳动所产的价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后，他们便到城里去消费他们的金钱。他们在城里同女人喝满杯的香槟，他们把容易得来的金钱，满手送给他们的情妇，他们在高楼大厦中一天的花费，就足以供给穷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这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可悲痛的；他们所要悲痛的是农人的逐渐不驯良，到今天并且不肯做无报酬的工作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不说。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再找他们说话。 　　放高利贷者，家畜商人，产业的买卖者，这些秃鹫似的人物今天袭击农民的乡村，他们从城里来的时候，只有腰间的一小袋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待由乡间回到城里，他们已俨然是地主与银行家了；公证人与律师煽动诉讼；当乡镇公所被当那班有利可图的人鼓舞，为着美化乡长先生公馆周围的乡村而负债建设的时候，工程师与各种各类的职员，即在国库与地方金库中，大用其公款，简言之，这一切视乡间为未开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剥削的寄生虫，当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们就会用全力来反对。因签字期票而破产的农人，因诉讼而致贫的佃农，让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这就是一切放高利贷者现在所需要的。让乡镇长自由支配的乡镇，浪费公款的国家。这就是职员们所要求的。等农民破产之后，他们又会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时，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高利贷是没有祖国的。　　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们究竟占多少数目呢？五十万吧？就算家属在内，或者是一百万把？若就破坏乡村，于数年之内使全体农民破产这件事来说，这数目已经是太多了，但是为着抵抗农民一旦调转镰刀来攻击他们的的革命，则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领有五十至二百公顷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知道损伤他们的过重负担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人对他们说起任何事物的改变，他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自问他们是否因此要损失掉他们的所有。他们中间暂时陷入困难的人也希望有一天会“成功”；一个幸运的投机，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职务，或者一个有钱亲戚某天早晨自杀了，就会使安逸重入他们的家门。就一般说，他们是不知道困难，也不知道劳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钱的长工给他们担任这辛苦的任务，他们坐享现成，他们要这些长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这些人，我们不要怀疑，也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自由的劲敌，不平等的支柱与剥削的首脑了。真的，他们构成相当可观的核心，大约是二十万地主，家属在内，共计八十万人，今天，在乡村中，他们的确代表一种权力。国家重视他们，他们的安乐，给他们在乡镇中保持他们时常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他们在人民举事浪潮之前能够做什么呢？无疑的，能够抵抗的一定不是他们；他们会谨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风雨的结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顷的土地比前面那个阶级的人数要更多。他们数目超过二十五万，家属在内，共约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占有法国可供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核心，由于它在乡间的势力与活跃，构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前一个阶级往往住在城内，这个阶级则自己耕种他们的田亩；他们没有与乡村截断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还算是农民。一般的反动分子，就依靠他们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纪上半期，这一阶级的农人，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享过某种的安逸，从大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自然要拼命保守他们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们的所得，自然要固执地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但是从若干时期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在法国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这一类的农民还享受着某种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们已开始抱怨了。他们已不能积蓄，他们已无法扩展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因为分家，已继续不断地裂成小块。同时，他们又租不到条件与从前同样优裕的零星田亩！他们今天要以极大的价钱才能租到他们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们所有的几小块田亩均分在乡村的四角，他们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补偿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小麦的进益不多，家畜的饲养亦仅有微博的利息。　　国家以重赋压迫他们，乡镇公所也不饶恕他们：车，马，打麦器具，肥料，一切都须纳税；附加的生丁[12]增成法郎，税的名目几乎与昔时国王治下相等。农民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牛马。　　放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期票使他们倾家；抵押损害他们，城市的制造家剥削他们，很少的农具，都要他们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价钱。他们还臆想自己是他们土地的所有主，其实，他们只是徒有其名个假地主：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为养肥债主与政府的职员，只替制造家的太太们购买轻车美服，只使城里的一切不事生产者过着安逸的生活罢了。　　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这种情形吗？不要太武断吧！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呢！待到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彻底去消灭这些寄生在他们背上的先生们。 　　把以上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我们还只有乡间居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又怎么样呢？　　其余的，就是四百万左右的家长（家属约一千八百万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顷田地的并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顷的，有相当素质相当数目，一无所有的，则占最大多数。其中有800万人，耕种两三公顷的土地，熬尽人世间的辛苦，都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年必须派数十万儿女到城里去，以苦功赚得他们日常的面包，七百万人只有可怜的小块土地——一所住屋，一个小菜园，便是他们全部的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只靠佣工解决他们极其艰苦的生活；最后，一百万人完全由冻饿的穷人组成，他们没日只靠硬面包或马铃薯…….（如果有的话）度过他们苟活的生涯。看，这就是法国乡间的多数居民。[13]　　这广大的群众好像不在经济学家计算之内。（此处缺失）来，他们就是全部。因为组成乡村的就是他们；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属品：黏贴在橡树老干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说这些农民是富有者，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意任何改革，是掉过头去不听社会主义者的话语的！ 　　首先，我们会观察到，每次当我们以容易了解的语言对农民们陈述我们的整个思想时，他们并没有掉过头去不听我们的话语。我们当然没有对他们说起选举的事，我们当然没有请他们选任我们做议员或乡警；我们也不对他们长谈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劝告他们，把儿子送到巴黎，同议会中的律师们来往；我们尤其不诱导他们把几块零碎的土地交给国家，让国家的大队职员来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们对朴实的农民说起这些蠢话，他们一定会掉过头去不听我们，而且他们的确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每次同他们谈起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他们总是赞成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们总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那么，请看我们曾经对农民说过，现在并且还继续劝告他们的话语吧：　　“从前，土地属于公社公有，公社则由亲手耕种土地的人们组成。后来投机者以种种的欺诈，暴力，高利贷与诡计，把公有的产业占为私有。今天属于某先生或某太太的这一切土地，从前都是公社的公产。今天农民需要这些土地来耕种，养活自己与自己的家人，至于自己不耕种的富人们，则滥用地权，使其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农民必须组成公社，夺回这些土地，把它分给愿意亲手耕作的人们。”　　“抵押是一种不公道。借钱给你们的人，没有强占土地的权利，因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全赖你们祖先开垦荒地，建造乡村，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时所完成的工作；它现在还是要全靠你们的劳动来生产。所以“农民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应该以烧毁抵押的书契，永远废除这可恶的制度为当前的义务。”　　“强迫着你们缴纳的田税与其租税都被一帮非但无益，而且绝对有害的政府职员吞没去了。所以你们应立即取消它们。你们应宣告你们的绝对独立，你们应严正表示你们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们更能知道料理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建造一条道路吗？那么请与邻近乡镇的居民联合起来，你们将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一条铁道吗？那么，全区域关系的地方将比建筑时只知道赚数百万金钱的企业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线。你们需要学校吗？你们自己创办维持，比巴黎的先生们来的更容易有效。国家对于这一切毫无用处；学校，道路，运河等由你们自己建筑，所费必较少，成效必较大。”　　“你们需要防御外国的侵略吗？你们只要知道自卫，切不可把这自卫的任务交给迟早要出卖你们的将军们。你们要知道，军队从来不会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与农人，如果他们觉得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击败最可怕的军队。”　　“你们需要工具机器吗？让你们直接与城市的工人联合，他们将以成本的价格，交换你们的产品，而不经厂主的居间谋利，因为厂主不但剥削制造的工人而且垄断购买的农民。”　　“不要惧怕政府的力量。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动人民的打击，立刻会崩溃下来！我们已有不少次看见他们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现在又可以预料数年之后，革命将在欧洲爆发，因而动摇一切罪恶的强权。你们将趁着这难得的时机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们的革命，换句话说，驱逐大地主，把他们的产业没收为公有，打到放高利贷者，废除抵押，宣告你们的完全独立，至于制造的工人也在他们的城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你们自由联合地组织起来了，使各区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整体。但是，你们要当心，切不可让各类自称农民恩人的欺诈者来破坏你们的革命；你们自己做事，千万不可期待他人。” 　　这就是我们要对农民说的话。他们反驳我们的唯一证据并不涉及我们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怀疑实行的可能性罢了。　　“很好，只要农民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们的反对论者又这样回答我们。　　好吧，我们努力使他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吧！请尽量宣传我们的思想，请满手撒播陈述我们思想的书报，请努力建立乡村间的联络线，革命的日子一到，请同他们一起奋斗，并且为着他们奋斗！　　这日子其实已经很逼近，他降临之速，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1] 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土地常常分为二十至二百“结夏吉纳”（旧俄地积单位=2.70英亩）光景的田庄，每个田庄都有小住屋和农舍。爱尔兰的田庄大都是较小的一种，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盖的。地租到处都很高，农人也很穷。八十年代爱尔兰农民运动非常热烈，农村暗杀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顿内阁因此立了一条法律，使英国内阁关于财产的法律起了一个大革命。即是，遇着农民诉冤的时候，便由治安判事决定地租的数目 [2] 公顷，法国面积名，一公顷等于一万平方公尺； [3] 格拉斯顿事实上并未提出这个法案。他仅仅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律，即遇着农人伸冤的时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减地租。1903年保守党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地主将农民售卖于农民，可是却定了这样一个价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这使得爱尔兰的农民不要多长的时间就破产了——1919年作者(俄文本注) [4]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旅行记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两卷，描写大革命前和当时法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状态 [5] 这是在十九世纪百十年代写的，这以后有1905年的农民暴动（关于它的性质以及普遍的影响之有价值的材料，可参见自由经济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们证实了我的话 [6]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并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个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钱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卢布五十戈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卢布）的；而现在他们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过二十先令的（即十卢布） [7] 近时这一类的大花园又让富豪的资产阶级买去了，他们“就跟贵族完全一样”也请了他们的亲友来狩猎。 [8] 16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60000结戛吉纳，12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00000结戛吉纳 [9] 这是在1880年写的，这以后英国土地的耕种面积在1907年减为601010结戛吉纳（1911年705200结戛吉纳可是还得减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种麦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结戛吉纳，差不多减去六分之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读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版）的《田园，工厂，手工厂》 [10] 一竡（法国容量单位）等于一百“脱尔”或百竔（即升），一竡等于中国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 […]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1871年3月18日，巴黎的人民起义，反对大家所憎恶，所蔑视的权力，并宣告巴黎城的独立，自由与自主。　　这中央权力的推翻并没有经过革命所常有的演变：那天既没有枪声，也没有障碍物后面的流血，一般统治者在群集在街上的武装平民之前隐遁了；军队撤离首都，官吏逃向凡尔赛，带去他们所能带走的一切东西。政府如污雪遇见春风似的融解了，19日，巴黎流了它子弟的数滴热血之后，就扫清了腐蚀这个大城市的污物。　　这样完成的革命在人民从奴隶制走向自由的连续革命中，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在巴黎公社的名义之下诞生了一种新的思想，这思想将成为未来许多革命的出发点。　　如伟大思想所常有的情形一样，它并不是某一个人或某一个哲学家的概念的产物；它诞生于集体的精神中，它从全体人民的心中发出，它还是从法国人民的历史中出来[1]，它起初是模糊的当初很多把它实行并且为它牺牲性命的人还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那样想像它，他们还不明了他们所揭幕的革命，他们还没有看清他们所想实行的新原理的肥沃。只有在实地应用的时候，人们才瞥见其人们其未来的价值；只有在那时以后的思想工作中，它才渐渐确定,渐渐显露它的明敏，优美，公道以及它的结果的重要。 　　在公社以前的五六年，当社会主义获得新的大进展时，就有一个问题特别萦绕于下次社会革命准备者的脑际，这就是要我们知道，哪种政治集团的方式是最适合于今日工业发展所强迫我们这个时代实行的经济的大革命；换句话说，废除了私有财产，把历代所集聚的全部资本归为公有之后，我们应当采取何种政治的组织。　　国际劳动协会回答了这个问题。它说，集合不应限于一国：它应扩展于人为的国界之外。不久，这伟大思想就深入人心，占据一般人的精神。以后难被一切反动的同盟所迫害，而它依然继续存在，待阻止它发展的障碍物毁于暴动人民的怒吼之后，它就比任何时期都坚强的复兴起来.　　但是现在我们要知道的，却是这广大协会的组成分子是些什么?　　于是有两种思想的大潮流来回答这个问题：一边是平民国家，另一边是“安那其”。　　根据德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国家应该占有一切积聚的财富，并且把它们分给工人的团体，应该组织生产与交换并且监督社会的生活与机能。　　对于此点，大多数富于经验的拉丁民族的社会主义者回答。他们说，这样的国家即使能够存在，也不过是最坏的一个暴政，他们反对这抄袭过去的旧思想而主张代以“安-那其”的新理想，换句话说，他们主张完全废除国家而代以自简单而复杂的组织，他们认定民众力量，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自由联合为未来社会的组织基础。　　不久，若干不大受政府成见迷醉的“国家主义者”也承认“安那其”所代表的组织的确优于平民国家的主张；不过——他们说——安那其主义的理想离我们太远了，我们暂时可以不必去管它。另一方面，安那其的理论，在确定它的出发点，使它的概念具体化，并且证明它的倾向已存在于民众生活中的诸点上似乎还少缺少具体而简单的公式。职业团体与消费者集团超越现在国际与国家的联合，似乎还到太模糊；同时我们还很容易看出，它还不能包括人类活动的全部变化。要想人家相信，必须找到一个更明显，更真实，在事物的现实中有其基本要素的公式。　　假如只为准备理论，理论是没有多大关系的！我们似乎会这样说，新的思想如果没有找到明确而确定的根源，要不是从现存的事物中出发，它不会深入一般人的精神，鼓舞他们去参加决定的斗争。如果没有某种确定而明确阐述的思想为依据，为跳板或出发点，平民一定不会冒险投入渺茫的未知世界。　　这个出发点。是由生活本身负责来指示他的所在。　　被围困隔绝几个月，巴黎靠着自己的方法而生活，它开始认识它所能支配的经济，智慧与道德的无限资源：它瞥见并且了解自己的创意的力量。同时，它又见到占领权力的那一众多嘴的政客不知道组织国防与发展内政的方法。他亲眼看见法国的中央政府怎样妨碍一个大都市的智慧所能使其展开的一切。它更明了任何政府都不能拯救大的崩溃。助成即将完成的进化，它在被围的时期，忍受可怕的贫困，它目击一方面是懒惰者的无耻奢侈，一方面是劳动者与首都防御者的贫困，它眼见扫除这种恶制度的一切尝试皆因中央权力干涉而失败。每次人民要采取自由的突进时，政府即来加重它的锁链，紧吊它的铁球，于是自然发生一种思想，就是巴黎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使其能在城乡以内实现民众思想所指示的一切！　　于是一切人都喊出公社这个名词来。　　1871年的公社只是一次草创的尝试。因战争而生，由两个准备携手压服平民的军队包围着，它不敢完全走上经济革命的路线；它没有截然宣告自己是社会主义者，它没有进行资本的充公与劳动的组织；它甚至没有着手城市一切资源的总调查。它也没有与国家及代议政府的传统绝缘，它没有想在公社中实行它宣告公社独立与自由联合时所应实行的，自简单而复杂的那种组织。假如巴黎公社能多生存几个月，它会被时势所迫，无可避免地走上一起走到以上这两种革命，那是可以确信的。我们不要忘记。资产阶级要以四年以上的革命时期，才从温和的君主制达到资产阶级的共和制，所以我们看见巴黎的人民没有一下跃过安那其主义公社与匪盗政府间的距离，也是不足怪的。但是我们应该知道，下次将实行于法国与西班牙的公社主义的革命，将在凡尔赛军屠杀所停止的地方，恢复巴黎公社的伟大事业。 　　公社失败了，我们知道资产阶级对于人民动摇统治者枷锁时给他们所造成的恐惧，怎样报复。这证明近代社会中确实有两个阶级存在；一方面是劳动人们，他们把自己所生产的一半以上的东西交给资产阶级，而且太容易忘掉他们主人的罪行；另一方面是饱暖的懒惰者，他们被野兽的本能所鼓动，憎恶他们的奴隶，并且准备像射击猎物似的杀害那些人。　　把巴黎的人民包围在城内，并且把一切出口都封锁之后，他们派遣那些过惯了营房与酒肉生活因而丧失了人性的兵士，并且在议会中公然吩咐他们：“杀掉这些雄狼，这些母狼与这些小狼！”对人民他们又这样说：　　“不论你做什么，你只有死！假使人捉住你，看见你手里有武器——死!假使你放下武器——死！假使你打——死！假使你乞怜——死！不论你的的眼睛转向什么地方：左，右，前，后，上，下——死！你不但在法律以外，而且不在人群以内。年纪与性别都不能救你与你的亲人。你只有死，但是在未死之前，你将亲眼看见你妻子，你的姊妹，你的母亲，你的女儿，你的儿子（就是在摇篮里的也一样）怎样死去的惨状！人们将在你的面前，从战地的病医院中捉去伤兵，用刺刀把他刺死，用枪托把他击毙！他若是生的，人们将捏住他的断腿或血臂，把它活生生地拖去；像能喊叫与受苦的污物包一样，丢在水渍中，总之：　　死！死！死！　　在尸堆上做过疯狂的庆祝，不分青红皂白的整批屠杀之后，卑劣而残忍的报复仍不停止，接着是皮鞭，紧缚拇指的绳索，镣铐，抽击狱卒的棍棒，侮辱，咒骂，饥饿以及种种残酷的苦刑。　　人们会忘掉这些刽子手的伟绩吗？　　“被击倒可是没有失败，”公社今天又重生了。这不是失败者一美妙的希望幻想自慰；不，公社今天已成为革命的确定目的，这革命你在我们身边怒吼了。思想已深入大众的精神，它给他们以旗帜，我们并且坚定地希望这一世代的青年来完成公社中的社会革命，肃清资产阶级的丑恶剥削，使人民脱离国家的束缚，在人类的进化中，开辟自由，平等与休戚相关的新纪元。 II 　　巴黎人民推翻了卖国政府，把第二帝国崩溃时取得权力的投机分子打倒了，自建自由公社并且宣告自己绝对独立的日子，距今已有10年了，然而我们的目光还是向着1871年3月18日的这一天注视，我们的最好回忆还是属于这个伟大的日子；两个大陆的无产阶级所要庄严地庆祝的就是可纪念的革命周年，明天晚上就有数千万的工人的心，越过国界与海洋，在北美合众国，南美与欧洲，为纪念巴黎无产阶级的反叛而跳动，而共鸣。　　这个法国无产阶级为之在巴黎街上流血。在新加来陀尼亚(Nouvelle-Caledonie)海岸受苦的思想,包含着整个革命的根芽，他的范围是广大的,他的旗帜之下，能够容忍能够容纳人民解放与革命的一切倾向。　　真的，假如我们只限于观察巴黎公社所完成的实在而显著的事实，我们似乎应该说这思想还不够广大。他只包含革命纲领的极小部分。反之，假如本观察3月18日运动深入民众心坎的精神以及想实现而没有工夫实现（因未发生以前，就被窒息于尸堆之下了）的倾向，我们就会懂得这个运动的重要与其在两个大陆劳动群众中所以激起如此同情的理由。巴黎公社并不是以它所做过的事感动了我们，而是以它所预许下的一切振奋人心。　　使一切被压迫群众的同情，倾向于1871年运动的无可抵抗的力量，究竟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巴黎公社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思想？这思想对于世界各地不分种族国际的无产者为什么有这样的吸引的魔力？　　回答是很容易的。——1871年革命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民众的运动，由人民实行，自发的产生于大众中间，它在人民大众中才能找到他的防御者，他的英雄，他的殉道者，——资产阶级所绝不能宽恕的也就是这个“流氓”的性质，同时这革命的基本思想虽然是模糊的或者潜意识的，而其伟大的性质却由它的一切行为透露出来，——这就是万人期待的社会革命，经过了这样多世纪的斗争，他终于要来建立大众的真自由与真平等。　　这就是恢复其固有权利的“流氓”的革命。　　不错，人们会设法，现在还设法歪曲这个革命的真正意义，把它看作巴黎想恢复其独立，想在法国成立一个小国的简单尝试。其实，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其实巴黎并不想脱离法国独立，正如他并不想以武器征服法国一样；他并不想下苦修士枯守着自己的修道院一样，把自己关闭在它的城墙里面；他并不以钟楼的狭小精神为出发点。它所以要求他独立，所以阻止任何中央权力干涉他的事务完全是因为他认为这独立是准备未来组织基础与完成社会革命的一个方法，——他认定这个伟大的革命将完全改变生产与交换制度，把它们建立在公道的基地上；将完全变更人类的关系，使他们以不分高低的平等为出发点；将完全改造今日社会的道德，使他以正义与休戚相关的原则为标准。　　所以公社的独立对于巴黎只是方法，社会革命总是它想达到的目的。　　如果3月18日的革命能循着自己的意识自由进展，如果巴黎人民不被凡尔赛的刽子手们炮轰，枪击，刀砍，剑刺，以上所说的目的或者会达到，也不一定。找到一个明显确定而人人会了解的思想，以少数字句归纳革命所应进行一切，这就是巴黎人民重新独立的最初几天就已开始注意的工作。不论革命时期好思想的酝酿与传播，如何迅速，一种伟大思想不会在很短的时期中形成。他要发展，要深入大众中间，更要以行为来表现，总需要相当长久的时间，这时间是巴黎公社所缺少的。　　同时他还缺少近代社会主义的正确思想，因为10年前这些思想本身还在过渡的时期。所以公社是产生于近代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时期之间。1848年多少带点宗教色彩的强权或政府的共产主义，到了1871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实际精神与自由已无吸引的力量了。今天，哪一个巴黎人愿意把自己关闭在傅立叶派共产村的营房中？另一方面，是把工钱制度与公有财产驾在一辆车上的集产主义，还是不大为人瞭解，不大为人所欢迎，实行时还充满不易解决的困难。自由共产主义，安那其共产主义那是刚刚出世，人们几乎还不敢攻击政府主义的崇拜者。　　怀疑盘踞着人们的精神，社会主义者本身也没有胆量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他们面前还没有明确的目的。于是人们只为让自己堕入一般催眠者从很多世纪以来是不断的重述的理论：——“我们首先争得胜利；以后能做什么，以后再说吧！”　　首先争得胜利，好像不动到私有财产，人们有方法成立自己自由的公社似的，人民大众不直接参与革命的胜利，他们好像有方法克服敌人，使大众所共享的物质精神与道德的安逸，能凭降临似的，他们只想首先巩固公社，把社会革命留待以后解决，而不知道唯一合理的进行方法却是以社会革命来巩固公社的基础。　　对于政府的问题也一样。宣布自由的公社，巴黎人民及宣布根本是安那其主义的原理；可安那其主义的思想，当时还只是微弱地透入人们的精神，所以他们就在中途停止了，在公社以内，他们还采取强权主义的旧原理他们抄袭市参议会，还成立一个公社的参议会。　　如果我们承认为调整公社间的关系，一个中央政府是绝对无用的，那为了调整公社于团体的相互关系，为什么又承认政府的必要呢？假如我们把关于许多城市事务的协调工作，让给公社的自由创意，为什么又对公社所组成的各团体拒绝这同样的创意权呢？公社以内的政府和公社之上的政府一样，两者都没有存在的理由。　　但是，推翻这样多政府的巴黎人民在1871年，才第一次来反对政府制度本身，所以他们仍旧让自己保持着政府的偶像主义给自己建立一个政府。我们都知道以后的结果。他们把热心的革命者送到市政厅里去。那里，他们停滞在大堆的废纸中间，当他们的本能要他们与人民采取一致行动的时候，他们为事实所迫，不得不做统治的勾当，应该该行动的时候，他们却不得不在会议室中空谈，失掉与民众适当接触产生的灵感，他们看见自己陷于无能为力的境地。因远离了革命中心——民众，而是自己麻痹之后，他们同时也使人民的创意丧失了行动的力量。　　巴黎公社诞生于社会主义与强权思想均受质变的过渡时期。他同时又是战争的产物。他孤立在一个大城市中，受着普鲁士大炮的威胁，他必然失败的命运好像早就注定了。　　但是由于他的平民性质，他在革命的继续中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由于它的思想，它是社会大革命的先驱，资产阶级庆祝巴黎公社覆灭时所用的前所未闻的卑怯而残忍的屠杀；刽子手们在九年中在对于囚犯所实施的可耻报复，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食人者”的恶行，在富有阶级与平民中间，挖下了永远不能填塞的鸿沟。下次革命的时候，平民将知道他们所应当对付的是什么人；他们将知道他们如果不获决定性的胜利，必有最残酷的命运在等待他们，于是他们只好行动了。　　真的，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法国如果遍地有暴动的公社时，人民再不应该成立政府，期待着政府来负担革命措施的创意，扫除了侵害他们的寄生物以后，他们将自己去占领全部的社会财富，依安那其共产主义的原则，把这些把这财富收归公有。在他们完全废除私有财产，政府与国家的时候，他们将以生活本身所昭示的需要而自由地组织起来。截断了自己的锁链，推翻了种种偶像以后，人类将向着较善的将来前进，他们不再承认主人与奴隶只对那些以自己生命与苦痛助成解放运动的伟大牺牲者保持着最高的崇敬，因为他们在我们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曾经给了我们与光明的指针。 III 　　3月18日，在各城市——有社会主义团体存在的各城市——所组织的纪念会与公众集会，确实值得我们的注意，这不但是无产大众的示威运动，而是激励量世界社会主义者的情感的表现。这样“计算”，比用任何可想像的选票计算，来的有效，人们完全自由的表达他们的愿望而不受选举策略作用的影响。　　真的，那天集合在大会中的无产者不再限于赞扬巴黎无产阶级的英勇与喊着要向5月屠杀复仇了。虽然全心沉浸于巴黎惨烈斗争的回忆中，他们的精神还翱翔于更远的所在。他们为着下次的革命讨论着1871年公社所应有的教训，他们自问公社的错误是什么，这不是为了批判当时的人物，而是为了指出当时在无产阶级组织中占得优势的财产与强权的成见，怎样阻止革命思想的萌芽，发展与照耀世界。　　1871年的教学有利于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待与古旧的成见绝缘后之后，无产者将简单明了地说明他们怎样了解他们的革命。 　　下次公社的举事中不单是公社主义的运动，那是可以确定的。有些人还想应该成立独立的公社，在这公社中在做经济改革尝试，而民众精神的发展已把他们的主张淹没了。下次革命的公社，只有籍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动，废除个人私有财产，才能确定与组成他们的独立。　　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政府被民众扫除，依赖国家保护的资产阶级无法维持其存在且已开始瓦解的那一天——大概已不很远了——暴动的人民不再等待任何政府以其前所未闻的贤智来发动经济的改革了。他们将以暴烈的充公废除个人私有的财产，他们将以全体人民的名义，把前代劳动所积累下的全部社会财富收归公有，他们将不再以一纸具文的法令，没收社会资本占有者的财产；他们将立即占有他们，将立即使用他们并且成立使用的权利[2]，他们将在工厂中组织起来，他们自己管理工厂，使工厂照常工作，他们将以自己的陋室调换资产阶级大厦中的卫生住宅[3]。他们将立即使用堆积在城市中的一切财富；他们将占有它，好像这财富从来没有被资产阶级盗取似的。工业界的巨头们在工人身上抽取财物，这些寄生的害虫一旦被消灭之后，社会的生产继续进行，并将摆脱主义它的障碍，废除杀害它的投资，扫清瓦解它的混乱，在自由工作的推动之下，依着常识的需要，它将努力走向改善的大道。米席勒说：“法国人民从来没有像1793年，土地从封建领主中夺回之后，那样的公众他们的田地。”待工作获得自由，劳动者的每一进步都为全公社安乐的泉源的那一天，人们也将以从来没有的身份努力于自己的工作呢！　　关于社会财富的问题，人们曾设法划分区别，为了此种区别，甚至使社会主义者分成两派，今天自称集产主义的一派，代替国际劳动协会原来的集产主义（其实即反强权的共产主义）换言之，理论集权主义的学派，曾设法在生产资本与满足生活需要的财富之间，强立区别。一边是机器，工厂，原料，交通线与土地；另一边是住房，制造品，衣服与粮食。前者成为集体的产业，后者，依照这一派的代表的学者的主张，则将留作个人所有。　　人们硬要划分这个区别，可是民众的常识就很快地见出了这个区别的不合理。他们知道一个区别是幻想的，不能成立的。就理论来说，只有缺点，它必须在生活经验的面前崩溃。劳动者了解我们住的房屋，我们所烧得煤与煤气，人体为了维持生命所消耗的食物，我们为着保持温暖所穿的衣服，为着求知识所阅读的书籍，为着散心所准备的娱乐，都是自身生存的组成分子，对于生产的成功与人类进步的发展，与机器，制造厂原料，以及其它的生产因素，是同样必要的。他们晓得对于这些财富，维持个人的私有，即无异于维持不平等，压迫，剥削，并且预先取消局部充公的结果。　　越过了理论家的集产主义所放在他们的路上的障碍，他们直向较简单较实际的反强权共产主义的方向前进。　　真的，在他们的集会中，革命的无产者都明白地肯定他们享用全部社会财富的权利，并且无论是对消费有价值的东西或者对再生产有价值的东西都有废止私人占有的必要。“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将占领全部财富，没收储蓄在城市中的一切价值，并把他们收归公有”工人大会的代言者这样说，而听众也以一致的同意赞许他们。　　“每个人都可以在公众的堆积物中取用他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确信，在我们城市的谷仓中，还有充分的食物，足以使大家活到自由生产开始新的进步的日子。虽然在我们城市中一般人都很贫穷，可是仓库里却有着充分的衣服，堆在一般的贫困旁边，没有销路，足以使一切人的身上都有御寒穿戴。甚至还有充分的奢侈品，足以使大家依着自己的趣味任意使用。”　　看，根据各地大会中所说的判断，这就是无产大众怎样在观察他们的革命，他们所得的结论是：立刻采用安那其共产主义与再生产的自由组织。这是已经确定的两要点，因此隆隆响于我们面前的革命的公社将不重蹈先人的覆辙。我们的先人已经过他们的责任了，他们已将他们所留的慷慨的热血给我们开辟了未来的大道。　　关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论点，即政府的问题，也没有成立协议，而将无成立的可能。　　我们都知道当前的两派对于这个问题，是完全不同意的。强权的社会主义者说：“革命的日子一到，必须成立一个占领权力的政府。这强有力的，坚决果断的政府将颁发种种法令，完成他的革命，并强迫人民服从他的法令。”　　反强权的安那其者则说：“可怜的幻想！任何负责统治人民的中央机关，由于政府的本质，必然由复杂与保守的分子组成，必然是革命的绊脚石。它在准备向前的革命中妨碍革命，它又不能给落伍的公社以革命的灵感。即在暴动的公社中，它也是退步的因素。或者公社的政府只批准既成的事实，那么，他只是无用与危险的机构罢了，或者他做公社的首脑：它将干涉人民为本身生存而自由准备的事物；它将在应该由全社会草拟共同生活新方式的所在，实施他的学理，那时候它还要使用着社会有机体破除锁链时所产生的创造力量，在这力量的面前，会展有新而广大的地平线。掌握权力的人们总是妨碍改革的趋势，他们若留在平民中间与平民一起准备新的组织，而不是自闭在部院中，专做徒耗精力的讨论，他们或者还能做些有利于人类的事业，他们一上政治舞台之后，他们即从事于权力之争，无暇给予公众的福利。政府是障碍与危险；他为善无力，作恶有余，所以他是没有存在的理由。　　不论这理论如何自然，如何正确，然而累世所积的成见还随处抑制他的发展，一般保守者为着自己的利益还在私有财产与神的宗教之旁，维持政府的崇拜。　　这成见是上帝，财产与政府这锁链的最后一环，它存在着，它是妨碍下次革命的一个危险物。可是我们已经见到它在动摇了。“我们将不等待政府的命令，我们自己来做自己的事情；我们将不理睬用教士，所有主或统治者方式来压迫我们的人到干涉，”无产阶级已经这样说了。所以我们应该希望。安那其共产主义者，如果继续严格地打击政府主义的宗教，如果本身不离开自己道路，不被拖入政权的斗争。在革命与我们相距的若干年之内，政府的成见必充分地被动摇，终于不再能诱惑无产大众落入它的错误的深渊。　　然而民众集会中还有一种可惋惜的缺陷，是我们应该指出的。就是对于农村几乎完全没有提及。一切都限于城市。农村对于城市的劳动者，好像不存在似的。甚至轮到下次革命性质的演说家，也避免提及农村与土地。他们不认识农民，也不知道农民的愿望，他们不敢代表农民讲话。[4]我们可以不仔细注意这种情形是会引发的危险吗？只要革命的运动不把农村包括在内，无产阶级的解放，简直是不可能的。待到田赋，抵押，租金与规定此类抽取的制度被废除之后，农村一定会了解这个革命的好处。但是若不预先准备思想，而冒昧地信赖城市革命思想散播于乡间的事实，那一定是很疏忽的。今后，我们应该知道农民的愿望，乡村的人们怎样了解革命，他们想怎样去解决土地所有权的困难问题。我们必须把城市无产阶级与其联盟者所要进行的事情预先告诉农民，并且让农民明白城市的革命者，绝不以有害于耕者的措施强迫他们接受。城市工人这一边也应该习惯于尊敬农民，并且与他们采取完全一致的行动　　为着这个缘故，劳动者应该以帮助农村间的宣传为义务。每一个都市对于农民的宣传，应该有一个小的特别组织：土地同盟（Ligue Agraire）支部。这一类的宣传如工业中心的一样，应该被视为大家的义务　　开始或者是困难的；可是我们要牢牢记住；这是革命成功与否的问题。只有在工厂的劳动者与田野的耕种者手挽着手地一起去争取众人的平等，使乡间的茅舍与工业中心的住宅中都有幸福的那一天，革命才能够获得完全的胜利。 [1] 对于一般想得到一点法国人民（指全体人民，并非人民的“公仆”）历史的普通智识的劳动阶级者，我们可以特别推荐席米勒的《历史》和尤敬·西的小说（这推荐一定会使教授们大吃一惊）：《人民之秘密：一个无产阶级家庭在几个世纪中的历史》一部社会主义的，人民立场的，公社派的著作。这部大著并没有俄文译本：沙皇不准这小说的译本出版。不过夏席科夫曾翻译了这本书的开头几章，在从前的俄语杂志上发表，并且换了一个题目，作《奴隶制度史杂纪》在这卓越的故事里面有着从前的巴黎公社的历史和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法国工人对于公社的思想与看法——著者俄文本注　　米席勒JulesMichelet 1798-1874，法国历史学家，著有《大革命史》　　尤敬·西Eugene Sue 1804-1857，法国小说家，《人民之秘密》共十五卷 [2] 至于一个暴动的大都市怎样能够按照这种意识组织一切，可参看我的《面包与自由》在那本书里面我会尽可能的从实际方面考察暴动的公社实际组织的问题，我注重的不是现在，是将来 [3] 这句话是1883年本书初版中就有了的。我现在要添加说，根据那以后尤其在英，比二国所得到的经验，我觉得虽然可以将那些豪宅改修作为工人的住屋，可是问题的解决并不在这个方向。我们必须立即建造一些共有四，五，六个房间的并不很大的住房，并且有一切的舒适便利，和近代设备：即光线充足，并且有简单的暖气装置，洗澡房，小花园，电气设备等等，及一切适合于完全卫生的生活的条件。我还要添加，像现在这样在大战以后，在英国还需要建筑这样的住屋二百万所得光景，并且已经计划如何降低他们的建筑费了（不过并不主张建筑单调的样式）同时还在设计一些新的改善办法。可是究竟建筑一些较大的建筑还是建筑数目更多的较小的房屋——这问题该有当地居民来决定，建筑新屋是一切社会革命的第一件大事 [4] 本文写于1883年——以后在俄国也做了一点事情，可是在俄国，就在这一农民数目占人口十分之九的国家里，多数社会主义者的意识形态还是都市的。并且在西部差不多一点事也没有做过——19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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