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12月21日）项国兰 译 岑鼎山 校对　　俄罗斯现代史文献收藏研究中心，第2全宗，第2目录，第478卷宗，第1—4张背面。　　按彼·阿·克鲁泡特金信的原信刊印。　　在原信上有列宁的批注，“存档”；“克鲁泡特金的信，1920年12月”，另有着重标记。　　原文第一次发表于俄罗斯《半人半马》杂志1993年第1期。中译文来自《列宁研究》第4辑。 　　尊敬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　　《消息报》和《真理报》[1]登载声明称，苏维埃政权决定把萨文柯夫[2]和切尔诺夫[3]这一派的社会革命党人、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4]的白卫分子及弗兰格尔的军官扣为人质，一旦苏维埃领袖遭谋害，——就把这些人质“毫不留情地消灭掉”。　　难道你们中间就没有人提醒自己的同志，让他们相信，采取这种措施就是回到了中世纪和宗教战争最坏的时期，他们不配做者手按共产主义原则建设未来社会的人，珍惜共产主义未来的人不可能采取这种措施。　　难道谁也没有解释过什么是人质吗？　　人质被投进监狱——并不是因某种罪行而受到惩罚。扣留人质是为了用他的死来威胁自己的对手。“你杀死我们一个，我们就杀死你们一个！”这岂不等于每天早晨把人押往刑场，然后再送回监狱并对他说：“等着吧！今天不执行啦！”　　难道你们的同志不懂得这就等于对人质及其亲属恢复用刑吗？　　但愿谁也不会对我说，掌权的人活在世上也不快活。现在甚至有这样的国王，他们认为侵害国王的生命就是“他们这个行当的特点”。　　而革命者们——路易莎·米歇尔[5]就这样做了——在法庭上挺身为谋害革命者生命的人辩护，或者对他不予追究，如马拉捷斯塔[6]和沃尔特里纳·戴克莱尔[7]所做的那样。　　连国王和神父都拒不采取扣留人质这种野蛮的自卫方法。新生活的宣传者和新社会的建设者怎么能采用这种武器来防御敌人呢？　　这岂不是会被人看作一种征兆，即你们认为自己的共产主义试验没有成功，你们想保全的已不是你们所珍视的生活建设，而只是你们自己？　　难道你们的同志没有意识到，你们共产党人，不论犯过什么样的错误，都是在为未来而工作，因此，你们无论如何都不应该采取和动物的恐惧十分相似的行为来玷污自己的事业。正是过去革命者的类似行为使新的共产主义的尝试变得如此艰难。　　我坚信，你们当中的优秀者珍惜共产主义的未来胜过自己的生命。对这种未来的向往一定会迫使你们摒弃这类措施。　　十月革命尽管有种种大的缺陷（正如您知道的，这些缺陷我看得很清楚），但它使俄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它证明，社会革命不可能像当初西欧人们开始设想的那样，它纵然有种种缺陷，但还是在平等方面取得了复旧尝试无法逆转的进展。　　为什么要把革命推上一条将毁掉革命的道路呢？毁掉革命的将是那些代表旧制度残余和滥用吞噬一切的无限权力陈腐的遗风。而决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固有的缺陷。 彼·克鲁泡特金1920年12月21日于德米特洛夫（莫斯科省） 注释： [1] 指1920年11月30日《真理报》第1版刊登的关于人质的声明（政府通告）。 [2] 萨文柯夫，波·维·（1879—1925）——社会革命党的著名活动家，该党“战斗组织”的预导人之一。1901年起参加革命运动。二月革命后任陆军部副部长，后为彼得格勒军事总督。1917年十月革命后多次策划反革命叛乱和反苏维埃的防谋。著有一些小说（笔名А·罗普申）和回忆录。据官方材料自杀于国家政治保卫局监狱。 [3] 切尔诺夫，维·米•（1876—1952）——社会革命党的领袖之一，该党的理论家，1917年5—8月为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曾任立宪会议主席。立宪会议解散后，移居国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过法国的抵抗运动。 [4] 民族中心与战术中心——1918—1920年间反对苏维埃的秘密组织，在莫斯科、彼得格勒及其他城市都设有分部，被全俄肃反委员会取缔。 [5] 米歇尔·路易莎（1830—1905）——法国女诗人。著有许多诗歌、浪漫诗、剧本。1871年巴黎公社的参加者。 [6] 马拉捷斯塔·恩里科（1853—1932）——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参加过多次革命发动。否定阶级斗争理论。 [7] 尚未查明此人身份。 感谢 佐仓绫奈 收集、录入和校对

彼·克鲁泡特金为首的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于1906年10月召开了一次代表大会，就俄国第一次革命爆发后的形势讨论了“无政府主义运动所面临的问题”。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几个报告曾刊载在克鲁泡特金主编的《面包和自由》小报上，后汇编成《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于1907年在伦敦出版。这里发表的是代表大会的结论和克鲁泡特金题为《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报告，对于研究俄国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具有参考价值。——译者注 　宋洪训 译自彼·克鲁泡特金编《俄国革命和无政府主义》1907年伦敦俄文版第3—25页 摘自《国际共运史研究资料》 第2辑 1906年10月 代表大会的结论〔俄〕彼·克鲁泡特金 一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我们的目的是社会革命，即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和国家，并代之以无政府共产主义。我们应当始终记住这个最终目的，并在评价目前发生的事变时遵循这个目的。　　俄国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性质已经十分清楚。它不是以导致召开议会的街头暴动的形式，而是以人民革命的形式出现的，这样的革命将延续数年，彻底推翻旧制度，深刻改变一切经济关系以及政治制度。　　我们应该在这两个方面进行反对旧制度的斗争。而把这场斗争分为两个时期，即一个时期是取得代议政体，另一个时期是取得经济改革，我们认为是根本不可能的。相反，我们坚信，只有人民本身通过革命手段才能从革命中得到经济领域中的东西。“革命”立宪会议本身将只是旧制度与新制度之间的一种勾结，将只能在纸面上确认人民在实际生活中已经取得的东西。　　然而，决不能因此得出结论，我们可以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我们反对国家的斗争，不是通过抽象的观念，而是通过各族人民生活中所采取的种种形式。因此，我们随时随地都反对国家，显然也不能不反对它的最坏的表现形式——代表最强大的和最牢固的国家形式的专制制度，即大土地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最有力的堡垒，使人民贫困和受精神奴役的富人和权势者的最可怕的工具。　　正是在目前，我们反对俄国专制国家的斗争越有力，人民（从而也是我们）参加推翻现时专制制度爪牙政权的斗争越广泛，在专制制度废墟上可能建立起来的国家压迫的新形式就会越软弱。如果专制制度让位给全俄议会，那么人民群众起来推翻专制制度的行动越有力，他们参加建立国家生活的新的地方形式的范围越广泛，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议会中的权力就会越小，展开进一步的斗争就会越容易。　　在杜马中我们无事可做：我们有自己的工作。当然，我们的工作决不是反对那些同专制制度进行斗争的杜马拥护者。我们的事业是把由人民夺取为生活和生产所必需的一切（土地、工厂、铁路等）的思想灌输到人民群众中去，并同人民一起为反对立法者企图为了资本主义和国家集权制的利益而采取的措施而斗争。　　我们随时随地都应在人民中间，同人民在一起，以便使俄国革命较之法国革命和美国革命更加前进一步。 二 关于掠夺和剥夺 　　我们在代表大会上认真地讨论了所谓 »剥夺 »，即私人 »剥夺 »和集体 »剥夺 »的问题，并准备以报告和结论的形式阐述我们的意见。　　我们希望表明，必须将 »剥夺 »这个词只限于整个社会（即乡村、城市等等）所采取的对土地、工厂、住宅等实行的那种暴力收归公有的行动，以利于整个乡、市、省或全国人民；而不是用来表示私人的或集体的没收财产的行为——哪怕它是以革命的方式进行的。　　我们认为，我们在力争由俄国人民剥夺土地和一切生产资料的同时，决不应该事先缩小这个伟大思想——整个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的意义。　　我们也希望表明，把掠夺钱财——哪怕是严格地用于革命事业——列入政党的行动纲领，从而广泛推行，这对任何一个革命政党来说都是危险的，尤其在目前革命时期更是如此。我们完全承认战斗时期的各种必要性，但是我们希望表明，掠夺行为的频繁发生往往会使部队道德沦丧，同时我们认为这种行为是敌对国家生活中的一种手段。我们希望提醒一下，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在牢记整体利益的极端派革命政党周围曾经出现许多追求个人发财的人，以至于舆论界最后分辨不清前者与后者。自然，这种情况起先被温和的政党，后来被反动的政党所利用，他们发动劳动人民的舆论来反对极端派政党，并加以扼杀，从而完全扼杀革命。　　我们希望阐述一下我们的这些或那些见解。　　不过在最近两三周以来，俄国的情况又有了新的转折。沙皇政府实施了战地军事法庭，这些法庭残酷无情地处决一切革命者，特别疯狂地对付那些在从事掠夺时被抓住的人或者仅仅是被怀疑为同情掠夺的人。　　死刑随时随地都在执行，监狱中无数人被绞死，甚至对于青年，不经任何审判和审理，就因掠夺而处死。革命者每日每时都在英勇地牺牲，他们为了俄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而献出自己年轻的生命。　　现在没有可能来平静地分析，剥夺国家机关和社会机构对于革命事业到底是否合适。当政府对掠夺行为疯狂地进行袭击并不经审判就加以处决，而政府本身同时公然地通过黑帮在街头进行抢劫、掠夺和暗杀的时候；当政府各部在彼得宫的赞同下在各部对犹太人进行蹂躏和抢劫，而被黑帮杀害的人甚至手无寸铁进行自卫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来进行分析是毫不中用的。政府在采取这类行动的同时，本身就把所有人推向普遍掠夺行为，并事先为任何暴力行动提供了辩护理由。　　因此，我们能够做到的唯一一点，就是提醒同志们，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应忘记革命的主要的伟大的任务。　　显然，当专制帝王宝座周围的官吏们同俄国人民之间发生殊死决战的时候，当俄国的统治者们不惜采取象不经审判就处死青年、在街头杀戮妇婴、对国家财产进行掠夺抢劫等手段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是难以谈论道德准则的。　　但是，革命的主要的、万能的、无往不胜的力量毕竟不在于它的物质资料。从物质上讲，任何革命都比国家软弱，因为任何革命都是由少数人进行的。革命的主要力量在于它的道义上的伟大，在于它为全体人民的利益所遵循的目标的伟大，在于它得到群众的同情，在于它对千百万人们的影响，一句话在于它的感召力。而这种力量完全有赖于它所贯彻的原则。　　没有这种道义的力量，任何革命都永远不可能进行。不管斗争的暂时条件如何，我们都应当十分珍惜这个力量。　　只有当我们牢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如同俄国的农民到处所做的那样，革命的目的不是将财富从一些私人手里转到另一些私人手里，面是从私人手里转到社会手里，转到人民群众手里，我们才能保持革命的这种道义力量。　　我们在力求达到这一崇高社会目标的同时，首先应当记住，这个目标是不能孤立地达到的，为此需要人民群众的共同行动：因此必须十分珍惜俄国革命者在俄国人民面前迄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面貌。 三 关于个人反抗和集体反抗的行动 　　在我们的文献中，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对现时社会制度的支柱进行个人反抗或集体反抗的必要性，这些反抗被称为恐怖行动。在非革命的时期，这些行动常常是社会觉醒的标志，可以激起群众中的独立自主精神。它们为社会事业服务的个人英雄行为提供范例，从而唤醒漠不关心的大多数人；同时，它们也破坏着对政治压迫者和经济压迫者的威力的信仰。在革命时期，它们则成为普遍现象，而并非仅仅是英勇的个人对他们所受的压迫的武力反抗。在这样的时候，任何革命者，甚至不一定是有信念的革命者，都会同情这类行动。但是，估计到这种普遍情况，必须提醒，每一个恐怖行动的意义是以它的后果和它所发生的影响来衡量的。　　上述意见是衡量何种恐怖行动将有助于革命或者何种恐怖行动将白白地牺牲生命和耗费力量的尺度。生活提出的首要条件是：要使这类恐怖行动不用作冗长的解释，也不用提出复杂的理由就能为每个人所理解。有一些著名的人物（无论是全国范围的，还是当地居民中的），当人们一听到对他们进行袭击的消息时，用不着革命刊物的帮助，每个人都会立刻想到他们的过去，这样的恐怖行动是完全令人理解的。假如为了理解某项恐怖行动，对群众，不是对革命者，必须进行一系列伤透脑筋的工作，那么它的影响将等于零，或者甚至产生相反的后果；这样，反抗行动在群众的眼里就会变成不可理解的暗杀行为。　　把恐怖行动分为政治的和经济的，分为集中的和“分散的”，我们认为这是完全人为的。我们同样地既反对经济的压迫，也反对政治的压迫；既反对中央政府的压迫，也反对地方当局的压迫。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即组织的方面。我们认为，恐怖行动是某个个人或者协助他的一些同志们的毅然决然的行动；因此，集中的恐怖行动，即由当事人扮演执行别人决议的角色，是同我们的概念背道面驰的。我们认为既不可能出于党的纪律去阻止同志们的革命行动，同样也不可能邀请他们去为不是由他们决定从事的活动而献出自己的生命。　　在关于恐怖行动的问题上，我们同一些政党的主要分歧就在于：我们并不认为恐怖行动将是改变社会制度的手段，而只认为它是被激怒的良心的完全自然的感情的表现，或者是一种自卫的表现，正因为如此，它具有鼓动的作用，有助于激发人民中间的这种愤慨感情。 四 关于组织问题 　　俄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诚如他们西欧的同志们一样，否定社会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政党所固有的任何形式的教阶制（等级制）组织，并力图在自己队伍内实行另一种类型的、建立在独立的集团彼此之间自由协议基础上的组织。　　每一个集团内部全体成员之间的紧密联系是这类组织得以巩固和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城市和大村镇，有几个人数不多的集团结成联邦要比只有一个人数众多的集团更为有利。　　甚至在个别一些集团承担某些专门义务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如何也都不应成为委员会，因为它们作出的决议对于其他集团来说都不是必须遵守的，如果它们不同意这些决议的话。　　集团与集团之间的联系最好不通过由事先选出来管理联邦各项事务的常设委员会的途径取得。这种常设委员会如同任何一个政府一样，总是力图成为并常常成为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经验证明，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最好的联系可以通过由各集团在一定时期内定期召开的或就实际生活提出的某个问题的特别会议来取得，而这样的会议可以由各集团为了某种专门目的面派遣的同志们来召开，会议的各项决议对于各集团来说不是必须遵守的，它们可以赞同，也可以否决。　　这种组织方式将能比通常的教阶制组织方式更好地防止党内的分裂，多年的经验证明，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见不同，在人数众多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集团之间更容易达成协议和行动一致。尽管缺乏党的纪律和强制，在个别问题上的意见分歧并没有妨碍在实践活动中达成协议，而且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始终保持着革命时期的最宝贵的特点，即个人首倡的能力。　　然而，在那些服从中央政权的等级制组织当中，协议通常只是表面的，“纪律”被多年的内部分歧所阉割，在这种情况下，意见不同的派别使得彼此的活动摊痪，而这种早已过时的和理应清除的东西人为地被纪律所维护着，并使党窒息。 五 关于工人联合会 　　在俄国，也象在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是否应该积极参加工人组织。西欧的经验表明，这个问题是值得十分严肃地对待的。　　目前，在全世界工人中间正在进行一场深刻的运动，其目的是为了在一切政党以外，建立一个包括各阶层工人的国际性的庞大组织。换句话说，工人们试图恢复六十年代那种形式的国际，即在企图把国际变成为政党的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倾轧使这个庞大的工人组织瘫痪以前曾经存在过的那种形式的国际。　　工人们懂得，在革命到来的时刻，他们不得不起主要的作用，而且也只有他们才有能力使革命具有社会革命的性质。他们也懂得，包括该劳动部门的所有工人的国际性的强大的工会，乃是未来制度赖以建立的骨干。　　社会民主党人把工人联合会看作是政治斗争的辅助力量；无政府主义者则把它看作是同资本进行公开斗争和构成未来制度的天然的机构，即为了达到工人自己的目的而必要的自在的机构。在这方面，在西欧，无政府主义者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欧洲、美洲，甚至澳大利亚的工人联合会中迅速传播的我们对总罢工的宣传也取得了不小的成就。[1]　　我们在去年10月可以充分地看到总罢工对俄国的意义，那时甚至不相信总罢工的人也不得不相信它的革命威力。但是在不远的将来，工人联合会将会更加需要。随着杜马的召开，许多革命力量转而去建立资产阶级的制度，而工人联合会将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力量，它们将完全可以信赖自己。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积极参加工人联合会的活动，以便不让一些政党所利用，并向它们传播革命的思想，使它们成为一股能够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大规模剥夺行动的力量。　　在实践中，我们面临着这样一个问题：无政府主义者是参加已经存在的工人联合会呢，还是根据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建立新的工人联合会？　　在回答这个问题以前，我们希望以俄国地方工作人员的成果来检验我们的想法。不过我们认为，凡有可能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建立新的无政府主义的工人联合会，使它能够和同一劳动部门的其他联合会结成联邦关系。在存在无党派性质的工人联合会的地方，无政府主义者应当参加其中。 六 关于总罢工 　　近年来，我们西欧的同志们始终不渝地指出，总罢工是正确进行业已开始的革命的手段，现在我们可以大胆地说，总罢工确实是强有力的斗争手段，而在俄国目前所经历的这个时刻，它完全可能同心协力地来进行，这在过去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们认为，总罢工就是在将来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强大的斗争手段。　　然而，考虑到去冬的经验，我们应该牢记，总罢工不是那种可以按照中央委员会的旨意而采取的手段，也不是那种可以在任何时候以多数工人代表的一纸决议而发动的手段。更不用说总罢工会给工人群众带来难以形容的苦难，仅仅根据这一点，工人们只有经过较长的时期才能采取它，总之，只有当罢工是出于绝大多数工人群众的愿望时，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如果由并非很大多数的代表来解决问题的做法一般说是不好的，那么在目前情况下则是完全不可取的，而为了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想要把总罢工强加于工人们的任何企图只会导致惨痛的损失、失败和失望，——如果相当多数的工人群众在一定时候还没有意识到总罢工的必要性的话。　　我们还要补充一点，虽然总罢工是很好的斗争手段，但是它还不能使采取这种手段的人民避免同统治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必要性。　　我们再一次地强调总罢工的全部重要性，同时我们还要指出也不能忽视在农民和工人中进行必要的准备工作，以便及时地利用总罢工所取得的最初成果，在事变进一步发展的时候，立即着手对土地、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实行剥夺，哪怕是在个别有可能这样做的地方和城市里。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 　　在《面包和自由》第十四期上，我们刊载了1904年12月召开的人数不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在那次代表大会上，有些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同志们对在俄国建立无政府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并扼要地指出了建党所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　　从那时以来，俄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些事件根本改变了国内的整个生活，并将对今后的全部历史发生深刻的影响。革命已经广泛地波及到整个俄罗斯、西伯利亚、波兰、高加索等地，而我们已经有了将近两年的革命生活的经验。因此，我们现在在恢复一度停刊的《面包和自由》，并着手出版《面包和自由》的小报时，我们认为有必要由一些同志集合在一起，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两年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的东西。　　首先我们要指出，我们当时在基本原则上没有错。从专制制度向十九世纪时整个欧洲所形成的、俄国当时已经开始谈论的那种代议政体的过渡，并没有通过象1848年德意志各邦所实现的、由德国社会民主党文献所培育出来的理论家们所期望的那种途径来实现。在我们这里，这个过渡是通过象英国1648—1688年、法国1789—1794年那样的途径实行的，即通过延续数年并深刻改变现存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人民革命的途径，推翻旧制度和建立新制度的革命的途径实行的。　　俄国人民群众提出的要求要比1848年柏林工人得以满足的要求更加广泛得多。俄国的城市工人已经提出了广泛的经济要求，并在这方面还没有说出自己的最后一言；而农民提出要求土地的权利，不仅是1861年摆脱农奴制时从他们那里夺取的土地的权利，而且是以往贵族和达官们通过掠夺的方式或沙皇政府的法律从人民手中夺取的全部土地的权利。　　因此，一旦人民开始投入战斗，企图事先限制俄国革命的纲领就会象纸房子一样地倒塌。　　此外，俄国革命中最强大的力量就是城市工人和农民。他们很快就赶过了有产阶级出身的革命者。如果说专制政府作出了让步，那么这些让步是由于这样一些群众性的事件而被迫作出的，如1905年1月9日的示威游行，同年5月在波兰发生的总罢工，10月的总罢工，城市中到处的骚动，以及自1904年秋起迄今广泛举行的农民起义；显然，如果农民要求上述土地的权利得不到承认，那么愤怒已极的农民群众是不会平静下来的。　　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的事业就是这样摆着的：在我国，变革不可能仅限于改变政体并以代议制杜马取代彼得宫。在我国，变革既是经济的，同时也是政治的。而经济变革的实现不是象我们的资产阶级民主政党所期望和要求的那样通过新的代议机构，而是通过起义的人民本身。　　生活本身证明，我们曾经是正确的，我们在两年前曾经说，我们并不认为可以把斗争分作两个连续的时期：一个是政治变革的时期，另一个是仿佛由俄国的议会来实行的经济改革的时期。我们和全体俄国人民一起为反对专制制度而斗争；但是我们也有责任进行工作，以便扩大这个斗争，并把斗争矛头同时指向资本和国家。　　更有甚者。我们坚信，只有这样才能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结束俄国的饥荒和俄国亿万人民的死亡，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有可能在通向彻底解放的道路上前进，——而这是农民和工人本身通过革命的道路所要达到的。沙皇是不会恩赐自由的；议会也不会给予自由；自由必须由自己来争取。　　因此，劝说工人暂时放弃自己的经济要求，劝说他们所有这些最好通过杜马来取得，或者让农民们相信，应当起来暴动以便得到立宪会议，立宪会议将会给他们土地和自由——这在我们看来是犯罪的。宣扬这种策略的人们应该知道，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议会，即使在革命时期，都不会也不可能会通过立法途径来实现重大的经济改革。　　任何议会，任何杜马，任何立宪会议按其实质来说都是未来的政党和过去的政党之间的一种勾结。因此，它不可能采取任何革命措施。最革命的议会只可能确认人民已经实现的东西并加以合法化。议会所能做的最多只能是把国内相当一部分地区已经做到的东西推广到（至多在纸面上）全国范围去。而且也常常只是在外部的压力下才这样做，只是在地方上、在实际生活中，当人民已经实现变革的时候才加以推广。[2]　　我们清楚地知道，即使在现时有利的情况下，在俄国实行的变革毕竟还不是社会革命。但是，它可能是有助于今后取得社会革命胜利的步骤，如果改善农民和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是通过革命的途径，而不是通过立法的不彻底措施取得的话。　　如果俄国革命确实具有这样的性质（在这方面许多事情有赖于我们本身），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在俄国就不会建立象十七世纪的英国和1848年的德国所建立的、多年来阻挠工农进一步解放的那种封建资产阶级国家的牢固而强大的政权。　　如果俄国农民能为自己争得土地以及个人的和村社的自由，如果他们能为一切愿意亲手耕种土地的人确立土地的权利并迫使杜马承认这一既成事实；如果俄国工人在今天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能够争得有可能使个性得到发展，而不仅是缩减工作日，而且是确立自己的权利和机会由自己来直接管理工业的条件，一一如果他们能够实现这一点，或者在现时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得更多一些——那么，无论俄国出现什么样的政体，它将不会得到象法国大革命后拿破仑第一或者促使普鲁士国王召开议会的柏林街头暴动以后俾斯麦所建立的那种政权。那时，俄国的议会将不是资产阶级的强大堡垒。在最坏的情况下它将只是过渡时期的死胎机构。[3] ※　　　　　※　　　　　※　　最近两年来的经验再一次使我们相信，我们必须经常牢记我们的最终目的，即摧毁资本主义及其忠实奴仆——国家，并代之以自由的共产主义，尽管这个目的的最终实现还多么遥远。只有这个目的才能给我们提供评价一切正在发生的事件和革命时期我们自身的行动的可靠尺度。　　假如我们只是以经济纲领来限制自己的斗争，对目前正在进行的反对专制制度的斗争漠不关心，那么我们将是极不明智的。专制制度是国家制度的最有害的形式之一，这是因为它给国家提供了如此可怕的力量，所以为了反对它就需要付出难以想象的努力和牺牲，―一这样的斗争在我们俄国就已经进行了半个世纪，甚至更长时间。农奴制度得到它的支持，农民的俄罗斯由于它而被弄到可怕的贫困境地，由于它而一直保持着这种状态；欧洲各国的奴隶制度和经济屈辱地位也得到它的支持。专制制度的俄国曾是欧洲反对1848年人民革命的宪兵。它比任何国家都更加有力地帮助扼杀1848年的社会主义，同时，它和英国一起领导了反对1793年革命法国的同盟。　　因此，尽管我们认为未来的理想是无政府状态，然而我们不能置身于现实生活之外，来等待新制度的到来。我们与之斗争的不是抽象的国家概念，而是活生生的国家，压迫各族人民的国家。因此，我们西欧和美洲的同志们清楚地知道，无论国家政权具有何种形式，它始终是土地、工业、贸易和交易所剥削者利益的维护者，他们必须经常与之斗争，不管采取何种形式。　　我们尤其必须反对俄国的国家政权，因为在俄国，由于一系列的历史条件，专制制度不仅是任何个性自由的敌人，而且是剥削人民劳动的最可怕的形式的创立者和保护人，同时也是从外部强加于俄国人民的一种形式。　　总之，历史生活并不是按照任何理论家们划好的格子前进的。而如果说，在俄国替代专制制度的政治形式将是这种或那种形式的代议政体，那么也还不能因此得出结论，俄国的代议机关将必定是拾取普鲁士或德意志帝国议会的牙慧。如果俄国人民目前能够砍掉资本主义和土地贵族的翅膀，那么它也就能够砍掉国家政权的翅膀。它决不可能按照德意志的方式来建立封建资产阶级的议会；但是，它也不能按照法兰西的方式来建立集权制的共和国。而如果俄国的人民起义能够砍掉集权政府的政权，并从它那里夺取在西欧被认为是内阁官吏们的财产的许多东西；如果俄国人民能够为自己争得在公杜、农民村杜、省和边区广泛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如果人民能够将管理经济、粮食、教育、交通、矿山等事宜掌握在自己手里（把所有这些领域从彼得堡的官吏手中夺取过来），那么，俄罗斯国家，不管它在革命以后采取什么形式，就会具有与英国、法国和美国在革命以后所具有的完全不同的形式。因此，俄国人民往后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将会变得容易。　　总之，我们的社会主义理论家过于匆忙地作出结论，认为俄国必定要经过恰如德国人所取得的那种议会的时期。德国还没有经历过一场革命。它的宪法是由被1848年法国革命吓破了胆的君主们颁布即恩赐的：它不是革命的成果。　　因此我们可以大胆地说，在俄国，国家政权即官吏们的力量的大小，个人服从的程度，以及俄国所要争取的政治自由的多少，将取决于极端反国家主义政党的能力的大小。同时，资产阶级统治的牢固程度也取决于此。　　假如无政府主义者和他们的志同道合者把政治变革的全部事业交给资产阶级雅各宾分子及其天然同盟者——幻想建立本党专政的社会民主党人——去做，那就是对人民事业的背叛，而他们的无所作为将对整个历史发展进程产生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对政治关系的理解是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十分接近的，而国家主义即官僚集权主义则同俄国的实际生活和思维方式格格不入和背道而驰，以致在这方面我们面临着巨大的工作，但愿在无政府主义者中间能够找到，并在他们周围聚集起一批理解这一工作的全部意义的人，特别是在目前集权主义者和各个阵营的官吏们正试图在腐朽的专制制度所失去的政权的废墟上建立自己政权的时刻。　　我们在杜马中无事可做。我们不会加入统治者的阵营。我们不会把自己的力量投到建立国家权力的事业上去。我们有自己的工作。但是，如果我们根据杜马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政治关系的形式而闪在一边袖手旁观，并不去关心它的活动，那么我们就是背叛自己的纲领。相反，在杜马召开以前和以后，我们必须在人民中间解释或许还不清楚的独立的要求和愿望，坚持这些要求和愿望并付诸实施，并要求愿意参加杜马的人承认它们，而不管杜马分子如何来考虑解决人民生活的问题。我们应当坚持以下要求：　　土地（全部土地）归于亲手耕种土地的人民。不是象法国革命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做的那样归个人所有，而是归村社所有。分配土地的事宜不是交给国家产业部（即使是社会民主党人的），而是交给村社和村社联盟。　　工厂、矿山、铁路不是交给劳动部，而是交给在其中工作的、组成自由联合会的工人本身。　　邮政和通邮事业不是交给邮政经理，而是交给现时实际从事地方上全部邮政事务的人们。　　人民教育事业不是交给穿上新的服装的传教士，而是交给人民本身，交给农民和工人本身，交给为此而组成教育联合会的居民本身。　　其他问题也都应如此。在任何问题上，我们都应当同人民站在一起，同人民携手前进，共同反对集权主义的雅各宾主义的资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理论家的企图。　　我们在每一个实践问题上维护我们原则的行动越有力（特别是现在，在总破坏的时候），我们为无政府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所做的工作就越多。革命为我们开辟了从理论领域转向实践鼓动的可能性。逃避这一义务将是可耻的。　　再说几句。　　回顾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至今所做的一切，我们应当承认，我们的同志们还没有理解我们面临的任务的全部重要意义。　　两年来，表现出了许多个人英雄行为的范例。但是，所有这一切是这样表现出来的：似乎我们以为，只要个别人大胆地向旧制度宣战，实行某些恐怖行动，从富人那里夺取钱财，人民就会起来造反，就会立即推翻旧制度，就会开始实行对财富的共产主义剥夺。然而，革命的事业并不是那么简单的。没有人民，没有群众，就不可能有革命。但是，如果不在群众当中进行认真的、预先的鼓动工作，那么群众（即使英雄行为促使他们进行思考的话），也还是不会起来的。　　总之，无政府主义者在俄国革命中面临着极其巨大的工作，可以大胆地说，要比从事暗杀的孤胆英雄的工作更加伟大。我们应该成为能够在革命地改造俄国整个生活的事业中有助于铺设新道路的革命的力量，人民的力量。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不仅是完成一些个人英雄行为的功绩。　　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同俄国人民群众一起去发现1793年的无政府主义者[4]还没有发现的东西，即发现新的道路，建立人民政治联盟的新的形式，以奠定自由的、无国家的联邦生活的原则。　　法国在革命中走上了经济平等的道路。美国在1773年的革命中指出了联邦主义的道路。俄国目前面临的是进行同样的革命，同时铺设新的道路——同保证个性自由结合在一起的经济联邦主义。　　不管俄国革命将产生什么结果，这种新发展的萌芽应当在革命中奠定下来。而奠定新道路的任务落在我们无政府主义者的肩上。否则，我们就会辜负历史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辜负我们党本身提出的任务。为了完成这项任务，我们应当摆脱我们的孤立状态，理解我们的伟大历史使命，并随时随地同人民在一起，在人民中间。 [1] 果说去年五一节法国没有实行总罢工，那只是由于欧洲的动荡局势。法国的工人们感到，法国和德国之间时刻会爆发由英国唆使法国进行的一场战争。 [2] 史上最革命的议会是法国于1792年9月巴黎人民占领了皇宫并把皇帝投入监狱后立即选出的国民议会。国民议会于1793年6月和7月确认不通过赎买取消一切农奴主（封建主）权利，并将地主在过去二百二十五年中从农民村社手里夺取的土地归还给村社，而这是在农民在实际生活中，在法国一半以上的地方已经实现了这些措施以后，然而，为了使国民议会通过这两项法律，国民议会中的革命人士不得不于1793年5月31日发动巴黎人民起来反对国民议会，在巴黎公社的支持下，逮捕了国民议会中的其他人士，即二百一十四名成员，其中三十四人被宣布不受法律保护并处决，另外一百八十名被关进监狱。为了通过农民们在法国部分地区已经实行和实现的这样明显公正的决议，情况尚且如此。——彼·克鲁泡特金注 [3] 我们回忆一下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情况，尽管法国由于各君主国向它宣战而陷于极度疲惫的状态（革命战争中总共辆牲了一百多万最勇敢的战士），尽管由于披急使反动势力有可能疯狂肆虐，波旁政府和奥尔良政府毕竟未能保持十五至十八年之久。革命每隔十五至十八年就又发生了。法国已经历一次社会主义革命（1848年）和一次共产主义革命（1871年）。—彼·克鲁泡特金注 [4] 无政府主义者”在1793年是个很流行的词。一些实际上在地方上实行有利于穷人的革命，主要通过地方人民团体实行革命的极端派政党都被称为无政府主义者。——彼·克鲁泡特金注 感谢 闲汉 收集、录入和校对

一个反抗者的话 前十二章〔俄〕克鲁泡特金 （1885） 译者：毕修勺平明书店出版，1948年 第一章 现势第二章 国家的瓦解第三章 革命的必要第四章 下次的革命第五章 政治的权利第六章 告青年第七章 战争第八章 革命党之少数第九章 秩序第十章 公社第十一章 巴黎公社第十二章 土地问题 感谢 藤花无言 录入及校对

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I 　　欧洲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就是土地问题。关于土地的所有权与耕种，将来应该采取何种新的方式？土地将属于什么人？什么人耕种它？怎样耕种它？谁都不能否认这问题的重要性，如果注意的观察，爱尔兰，英国，西班牙，俄国与德国的有些部分，大家都会承认问题确已存在而且刻不容缓地要求我们去解决。一个广大的革命已在非常贫困的乡村与一直被轻视到今天的农民阶级中间准备着爆发了。　　直到如今人们反对社会主义的最有力的论据，就是说社会问题仅仅是与都市的工人有关，对于农村则无存在的理由；都市的工人或者愿意接受废除私有财产的思想与大制造家及大厂主等等产业的充公，而乡间的农民则没有这种愿望与热心；他们说，农民是不信任社会主义者的，假如都市的工人一旦想要实现他们的计划，农民一定会迅速的强迫他们恢复理性。　　我们承认这个反对论，若在三四十年以前，至少对于有些国家，似乎有相当的准确性。的确不错，某一区域的小康与另一区域的尽量容忍，确使农民不大表示，甚或一点不表示他们不满的情绪。但是今天已经不一样了，不动产集中在少数富人的手中，农村无产阶级的人数不断地增加，国家摧残农业的重税，农业采用机器大生产的新法，美国与澳洲的竞争，最后，今天一直达到最偏僻的小村的思想的迅速交换——这一切原因使耕种的情况在三十年之内完全改变了；现在欧洲已经站在广大的土地运动面前了，这个运动将普及全大陆，会给下次革命以大都市革命所不能获得的特别重要性。　　谁没有读过爱尔兰的老是一样的新闻？这区域的一半已经起来反抗他们的地主了。农民已经不向土地的所有主缴纳税金了。就是想缴纳的人也不敢这样做，恐怕触犯“土地同盟”的禁条而立遭惨祸，土地同盟是个有力的秘密组织。它的支部分散于农村，它惩罚不遵守他那抗交租金的口号的懦夫。地主们也不敢强索他们的地租，而且1880年，英国报纸上已经公开承认，如果他们要收取农民的欠租，他们非动员十万警察不可，这样，他们会激起农村的反叛的。地主若想驱逐一个不交租的农民，他至少要带100左右的警察，因为他将遇见邻村数千农民有时武装，有时消极的抵抗。假如他成功了，他将找不到一个佃户冒险来住他的产业。[1]最后即使他找到一个，这个触犯众怒的小人不久也非逃走不可，因为他的畜生将被杀害，他的小麦将被焚毁，他自己也将被同盟或其他的秘密团体判处死刑。地主本身的情况也难以持久；在有些地区，土地的价值已降低三分之二；而在另一些地区；地主只是徒有其名的所有者；他们只有在警士驻扎在门口铁质岗亭的保护之下，才敢逗留在他们的土地上。土地留着无人供种，1879年耕地的面积减少33,000公顷[2]；收货物的价值。根据《财政改良报Financial reformer》减少两亿五千万法郎。　　情势如此严重，故格拉斯顿先生在没有上台之前，曾正式允许爱尔兰的代表，将来提出改革土地的法案，根据这种法案，现在大地主的产业，将为公众的利益而被充公，成为全民族公有土地，又将分成25年付清代价的无数小块，转卖给穷苦的百姓。那是很明显的，英国议会会永远通不过这个法案，因为它同时给英国土地所有权的原则以致命的打击[3]，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冲突不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农民的大暴动，像1846年一样，或者会再失败一次，可是情形还是一样，或者更糟，现在可以预料爱尔兰的人民经过这么多的痛苦与违背诺言之后，到忍无可忍的日子，一定会起来大干一下的，这个日子而且也不会远了。英国的政权如遇有一时瓦解的情形，给爱尔兰农民以便利的机会，再由于秘密会社的推动，和农村小资产阶级的支持，他们就会造成一个新的1793年，他们将从他们的陋室中走出来，去做一个今天一般煽动家所告诉他们的事业：他们将手持火把，焚毁地主的宅第，将地主的小麦藏入公有的仓库，驱逐地主的走狗，破坏界限，占有他们渴望了这么多年的土地。　　假如我们转移目光，看看大陆另一个西班牙，我们又会见到同样形式。例如安达卢西亚与瓦伦西亚二省，地产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是饥饿的农民，暗中联盟，与地主做不断而残忍的游击战。趁着黑夜的便利，地主的牲畜成群的被歼灭了，数千万公亩的树木一次被焚毁为荒地，无数的仓库也在黑暗中发出熊熊火光，但是胆敢通知官府的告密者与追求罪犯的法官也必死同盟的刀下。在瓦伦西亚省，小佃戸们时常为拒缴租金而罢耕。如有胆敢不遵守这种约言的请当心！一个强有力的秘密团体，以夜间贴在书上的通告，命同盟者不要违反大众的利益，不然他们将受残酷的惩罚，或者杀害他们的畜生，或者焚毁他们的收集物，有时甚至要牺牲他们的性命。　　在田产比较分散的区域中，还是西班牙国家本身激起一般人的不满。它以国税，省税，地方税普通税或特别税等名目压迫小地主，故每年总有成万的小田产被没收拍卖，而找不到承买的买主，不止一省的农村居民完全破产了，是饥饿促成成群的农民互相团结起来，起来抗税。　　意大利的情形也是一样，在很多省份，农民也完全破产了。被国家逼入贫困之后，耕种的小地主纳不起赋税，政府就无情地没收他们的小块土地。仅仅在一年之内，有6644户（每户平均值99法郎）的小产业，被国家扣押去了。所以在这些省份时常发生反叛的暴动，又有什么奇怪！有时是宣传宗教共产主义的狂热信徒，拖引成千成万的农民跟着他们的后面，只有兵士的枪弹才能驱散这些热心的门徒；有时是某乡村全体来占领领主的荒地，为着大众的利益，耕种他们；有时是成群结队地挨饿村民聚集在公所面前，以反叛的威胁，要求面包与工作。　　请不要对我们说，这些事情时偶或有之，直到1789年5月，法国农民的反叛，难道比今天多了吗？开始的时候，反叛的次数即使较少，即使没有多大意义，它们难道不就是后来各大城市革命的根基吗？　　最后，在欧洲东段的俄国，那里的土地问题在很多观点上，又使我们想起1789年以前的法国情形。农奴制已经废除了，每个村落已有他的土地；可是大多数的土地既然那样不好，数量又非常不足，买卖或乡村交给领主的租金与土地的价值比较上又极不相称，国家强迫农民缴纳的税负又一天天地加重，以至有四分之三的农民已陷入最可怕的困境。面包已经缺乏，只要一季收成不好，饥荒就会打击广大区域，削减很多的人口。　　但是农民已不再毫无怨言地忍受着悲惨的情形了。新的思想，倾向较善将来的愿望已在靠着铁路来往而与各大中心接触的乡间萌芽了。农民一天过一天地等待着某种大事来废除卖价与租金，把法理上应属于他们所有的全部土地归还他们。假如有一个亚瑟·杨[4]今天游历俄国，他在1789年以前游历法国。他将听见它记载在《旅行记》一书中同样的愿望与祈祷。在有些省份，秘密的骚动已由反抗地主的游击战等表现出来了。只要政治的事变促成权力的瓦解，激发一般的热情，耕种的饿夫们就会得着乡间发展的很快的小资产阶级的协助和鼓动，开始其连续不断的土地反叛。这些反叛之后，事先虽没有预定的计划，在全国各地虽然没有强固的组织，而其暴动所及，此起彼伏的牵制军队的调动，削弱政府统治，如此拖延很多年的时间，终于给影响全欧洲的大革命以引导的力量。[5]　　假如土地问题在我们以上所述的各国，以非常严重的方式，呈现于我面前，假如老大的欧洲被这些农民暴动包围，如同被广大的火圈包围一样，假如地主产业的充公在这些区域真正实施起来，欧洲的中心，自称文明的国家，难道不受反应吗？反应当然是很大的。当我们的下一节，把英，法，比，瑞等国的土地状况加以分析的时候，当我们把美澳怎样以大工业的方式生产小麦的时候，以及最新要素的有力影响怎样以使英国发生恐慌的情形加以研究的时候，最后，当我们对于自称文明要冲的各国农民怎样受着新思想影响的种种加以注意的时候，我们就会见到土地问题，早以不同的方式，呈现在整个欧洲面前了，在英法和在俄意一样，耕作者都已开始要求他们的土地了；我们就会见到现在的情况已无法维持，已不能继续很久，社会必须彻底改造的日子也不远了，改造之后必须成立新的事物状态，在这新的状态中，所有权与公众的制度必须有深刻的改革，土地的耕作者不会像今天这样只是社会的牺牲者，没有半点可享受的权利。他们跟其他的人一样，将参与生活的大宴会与智慧的发展，农村也不再是无知的巢穴，终必成为安逸与生命之光所发出的中心。 II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见到土地的耕作者，农民，在爱尔兰，西班牙，意大利，或俄罗斯是处在怎样可悲或可怖的情况中了。这些地方的土地反叛已如箭在弦上，可说是毫无可疑的了。但在自诩文明的国家，如英法德以及瑞士等国，农民的情况也已逐渐恶化，终至不能维持了。　　请以英国为例。二百年以前，耕种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还享着某种可羡慕的安逸。今天英国也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地主与穷的可怜的无产阶级的国土了。　　全部可供土地的五分之四,或23976000公顷的土地只是两千三百四十个大地主的地产;710个勋爵占有英国三分之一的地产；某侯爵旅行150公里，可以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某伯爵领有一省的面积，至于其余的地主（包括五十万家），每家只好以三分之一公顷的土地为满足，换句话说，每家仅有一所住宅与一个小菜园而已！　　两千三百四十家的地主享受惊人的收入，每年竟有十万至一千万法郎的进款；维斯特敏斯特侯爵。与贝德福特公爵，每日收入25,000法郎，换句话说，每小时可得一千多法郎，已超过工人一年的所得，至于数十万的农民家庭，即使一年苦到头，也只能赚得300至1000法郎的进益！使土地生产的农民，每日做14或16小时的工作，每星期若有12至15法郎的收入——即是不挨饿的数目——就觉得相当的幸福了！[6]　　懒惰者那边无耻的豪奢，任性的挥霍，耕作者这边是终日的勤劳，不得一饱！这就是社会的实况。　　那些制造书籍的人一定会对你们说，靠着这种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财产，英国才能成为耕作最集约最生产国家，大勋爵们自己不能耕种他们的土地，把它们分成相当大的零块租给佃农们去耕种，而这些佃农或租户（人们会对你们这样说）已经把他们所租得的田地变成合理农业的模范了。　　这些话在不久以前是正确的，但今天已不再是那样的了。　　首先是那些面积广大的田地，绝对任其荒芜，或者被改成大花园，使秋天一到，地主与其宾客们就可以到这里来做大规模的狩猎。成千成万的人能在这些土地上找到他们的食物！地主们并不注意这些事：他们不知道怎样浪费他们的财产，他们愿意有数十万平方米的大花园，他们就使田亩变成了荒地。[7]　　还有大片从前是耕种的土地现在改做了饲养牛羊的牧场。成千的农民被他们的地主“剥夺”与驱逐了；养活人民的田地被改成生产牛羊，或富人食肉的草地，耕种田亩的数量总是向下递减。在1866年与1869年，英国种下1600000公顷的小麦[8]，到1800年只剩1200000公顷了[9]。十五年前，每公顷产二十六竡今天每公顷仅产二十二竡[10]了。[11]　　就是供种五十至一百以上公顷的佃农，就是这些想自成为地主并靠他人工作来过舒适生活的小资产阶级，今天也已破产了。受着地主们贪心的佣金的压迫，他们再不能改良他们的耕作也不能抵抗美澳的竞争；报纸上每天总有这些田庄出卖的消息。　　所以土地的情况可以归成以下的结论：人民大众被迫离开田间，移向大都市与制造业大中心，再与那里的穷人们进行疯狂的竞争。土地集中在少数地主手中，这些地主每年享受莫大的进益，并把这些进益任意挥霍在不生产与无意识的奢侈上。中间阶级的佃户想自成为小地主，终被过重的租金压迫得逃不了破产的厄运。他们准备与平民联手，把大地主手中土地重占回来。整个国家都受这不合理的地产情况的影响。　　“土地国有”的呼声今天成为一切不满的人的集合口号，这又有什么稀奇呢？“土地与工作同盟”（Ligue de la Terre et du Travail）这大组织在1869年，就已要求一切大地主的土地应被没收为国有，这思想每天获得更多的信徒。有十五万以上会员的“乡间劳动者同盟”（Ligue des travailleurs des campagnes）10年以前，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想以罢工增高他们的工资，现在也要求地主产业的充公了。　　最后，爱尔兰的“土地同盟”已开始在苏格兰与英格兰扩展其支部，而且得到着人们的同情，大家都知道这同盟的作风。他开始宣告，由于同盟的决定，此后交于大地主的租金将减少四分之一。他以种种小方法，如必要时以暴力阻止地主驱逐支付四分之三租金的农人。它以恐怖手段威胁要付全款的胆怯者。以后，等到能把各个力量组织起来的时候，他将宣告，不应再交租金给地主，他将武装农民来实行他的意志。时机一到，它将做1789年至1793年法国农民所做过的事情！它将以火与铁，强迫地主做让出他们的地权。　　英国革命之后，将生产何种土地所有权的新方式？在今天是很难预测的，因为革命范围的大小，要看革命时间的长短，尤其是要看革命思想在贵族与资产阶级这边所遇到的抵抗力的大小。只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就是英国已走向土地私有制组的废除，土地占有者给这思想的反动，将组织改造完成于和平的方式中；为着他们的意志战胜，英国人民必须借助于暴力。 III 　　法国——法国乡镇的读者听见议员先生们与经济学家在大都市所印成的精美书籍中怎样胡说他们的情形，他们一定会捧腹大笑的。他们在这些书籍中说，法国农民几乎全是富有的，而且完全满意他们的命运；他们有充足土地，充足的畜生，土地给他们生产很多的金钱；他们很容易缴纳本来就不重的租税，而且土地的租金也相当轻微；他们每年有积蓄，无时不致富。　　我想，农民们一定会回答，这些演说家不是有意骗人的花言巧语者，便是一无所知的大笨伯，他们要是这样说，那倒的确是有理的。　　那么我们先来考察住在乡间的二千三百至二千四百万人民究竟是有什么要素组成的，然后再来看看这数目中就有多少人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有任何土地的改革。 　　首先我们有8000个大地主（家属在内，大约四万人左右），他们尤其在涅卡地（Picardie），安茹（Anjou），诺曼底（Normandie）等处领有产业，每年给他们以一万之二十万法郎以上的出息。　　这些人当然不会诉苦。他们夏天在自己的领地中经过几个月舒适的生活，把佣工，小佃农或者佃户劳动所产的价值放在自己袋中之后，他们便到城里去消费他们的金钱。他们在城里同女人喝满杯的香槟，他们把容易得来的金钱，满手送给他们的情妇，他们在高楼大厦中一天的花费，就足以供给穷人一家的半年生活。哦！是的，这些人的确没有什么可悲痛的；他们所要悲痛的是农人的逐渐不驯良，到今天并且不肯做无报酬的工作了。　　对于这些人，我们可以不说。等到的革命的那一天，我们再找他们说话。 　　放高利贷者，家畜商人，产业的买卖者，这些秃鹫似的人物今天袭击农民的乡村，他们从城里来的时候，只有腰间的一小袋是他们全部的财产，待由乡间回到城里，他们已俨然是地主与银行家了；公证人与律师煽动诉讼；当乡镇公所被当那班有利可图的人鼓舞，为着美化乡长先生公馆周围的乡村而负债建设的时候，工程师与各种各类的职员，即在国库与地方金库中，大用其公款，简言之，这一切视乡间为未开化之富邦，可以任自己自由剥削的寄生虫，当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如果有人说起任何事物的改革，他们就会用全力来反对。因签字期票而破产的农人，因诉讼而致贫的佃农，让四周吸血鬼任意吮吸的好百姓，这就是一切放高利贷者现在所需要的。让乡镇长自由支配的乡镇，浪费公款的国家。这就是职员们所要求的。等农民破产之后，他们又会到匈牙利，土耳其，如必要时，到中国去做同样的事情。高利贷是没有祖国的。　　这些人当然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他们究竟占多少数目呢？五十万吧？就算家属在内，或者是一百万把？若就破坏乡村，于数年之内使全体农民破产这件事来说，这数目已经是太多了，但是为着抵抗农民一旦调转镰刀来攻击他们的的革命，则又嫌太少了。 　　其次是领有五十至二百公顷地主，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不知道损伤他们的过重负担究竟在什么地方，假如有人对他们说起任何事物的改变，他们第一个观念就是自问他们是否因此要损失掉他们的所有。他们中间暂时陷入困难的人也希望有一天会“成功”；一个幸运的投机，耕作之外兼任有出息的职务，或者一个有钱亲戚某天早晨自杀了，就会使安逸重入他们的家门。就一般说，他们是不知道困难，也不知道劳动的，并不是他们自己耕种他们的土地：他们有250至300法郎一年的一年工钱的长工给他们担任这辛苦的任务，他们坐享现成，他们要这些长工每年做一千法郎以上的工作。　　这些人，我们不要怀疑，也是革命的敌人；他们现在已经是自由的劲敌，不平等的支柱与剥削的首脑了。真的，他们构成相当可观的核心，大约是二十万地主，家属在内，共计八十万人，今天，在乡村中，他们的确代表一种权力。国家重视他们，他们的安乐，给他们在乡镇中保持他们时常可以利用的势力。但是他们在人民举事浪潮之前能够做什么呢？无疑的，能够抵抗的一定不是他们；他们会谨慎地回到家中，等待暴风雨的结果。 　　家有十至五十公顷的土地比前面那个阶级的人数要更多。他们数目超过二十五万，家属在内，共约一百二十万人。他们占有法国可供面积的四分之一。　　这个核心，由于它在乡间的势力与活跃，构成一个可观的力量。前一个阶级往往住在城内，这个阶级则自己耕种他们的田亩；他们没有与乡村截断关系，直到现在，他们也还算是农民。一般的反动分子，就依靠他们的保守精神。　　真的，在19世纪上半期，这一阶级的农人，的确有一个时期，曾经享过某种的安逸，从大革命产生的这个阶级，自然要拼命保守他们在革命中所得到的利益，恐怕失掉他们的所得，自然要固执地拒绝任何性质的改革。但是从若干时期以来，情况已大大改变了。在法国的有些部分（例如西南部）这一类的农民还享受着某种安逸，在其他的部分，他们已开始抱怨了。他们已不能积蓄，他们已无法扩展他们的产业，他们的产业，因为分家，已继续不断地裂成小块。同时，他们又租不到条件与从前同样优裕的零星田亩！他们今天要以极大的价钱才能租到他们所要耕作的土地。　　他们所有的几小块田亩均分在乡村的四角，他们已不能使耕作的出息足以补偿压在他们身上的重负。小麦的进益不多，家畜的饲养亦仅有微博的利息。　　国家以重赋压迫他们，乡镇公所也不饶恕他们：车，马，打麦器具，肥料，一切都须纳税；附加的生丁[12]增成法郎，税的名目几乎与昔时国王治下相等。农民重新变成了国家的牛马。　　放高利贷者使他们破产，期票使他们倾家；抵押损害他们，城市的制造家剥削他们，很少的农具，都要他们付出成本高三四倍的价钱。他们还臆想自己是他们土地的所有主，其实，他们只是徒有其名个假地主：他们所做的工作只为养肥债主与政府的职员，只替制造家的太太们购买轻车美服，只使城里的一切不事生产者过着安逸的生活罢了。　　你们以为他们真的不懂这种情形吗？不要太武断吧！他们非常明白自己的处境的呢！待到他们觉得自己有力量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抓住机会，彻底去消灭这些寄生在他们背上的先生们。 　　把以上的一切都计算在内，我们还只有乡间居民的十分之一。其余的又怎么样呢？　　其余的，就是四百万左右的家长（家属约一千八百万人），每家有三至五公顷田地的并不很多，一或十分之一公顷的，有相当素质相当数目，一无所有的，则占最大多数。其中有800万人，耕种两三公顷的土地，熬尽人世间的辛苦，都不能度过青黄不接的生活，所以他们每年必须派数十万儿女到城里去，以苦功赚得他们日常的面包，七百万人只有可怜的小块土地——一所住屋，一个小菜园，便是他们全部的财产，或者一无所有，只靠佣工解决他们极其艰苦的生活；最后，一百万人完全由冻饿的穷人组成，他们没日只靠硬面包或马铃薯…….（如果有的话）度过他们苟活的生涯。看，这就是法国乡间的多数居民。[13]　　这广大的群众好像不在经济学家计算之内。（此处缺失）来，他们就是全部。因为组成乡村的就是他们；其他的一切只是附属品：黏贴在橡树老干上的寄生菌。　　可是，人民就说这些农民是富有者，是满意他们的命运，是不愿意任何改革，是掉过头去不听社会主义者的话语的！ 　　首先，我们会观察到，每次当我们以容易了解的语言对农民们陈述我们的整个思想时，他们并没有掉过头去不听我们的话语。我们当然没有对他们说起选举的事，我们当然没有请他们选任我们做议员或乡警；我们也不对他们长谈所谓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我们更不劝告他们，把儿子送到巴黎，同议会中的律师们来往；我们尤其不诱导他们把几块零碎的土地交给国家，让国家的大队职员来任意支配。真的，假如我们对朴实的农民说起这些蠢话，他们一定会掉过头去不听我们，而且他们的确是对的。　　可是，当我们每次同他们谈起我们所了解的革命时，他们总是赞成我们，说我们的思想是很合理的；他们总回答说，我们的思想就是他们的思想。 　　那么，请看我们曾经对农民说过，现在并且还继续劝告他们的话语吧：　　“从前，土地属于公社公有，公社则由亲手耕种土地的人们组成。后来投机者以种种的欺诈，暴力，高利贷与诡计，把公有的产业占为私有。今天属于某先生或某太太的这一切土地，从前都是公社的公产。今天农民需要这些土地来耕种，养活自己与自己的家人，至于自己不耕种的富人们，则滥用地权，使其可以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所以农民必须组成公社，夺回这些土地，把它分给愿意亲手耕作的人们。”　　“抵押是一种不公道。借钱给你们的人，没有强占土地的权利，因为土地之所以有价值，全赖你们祖先开垦荒地，建造乡村，修筑道路，排干沼泽时所完成的工作；它现在还是要全靠你们的劳动来生产。所以“农民国际”（Internationale des paysans）应该以烧毁抵押的书契，永远废除这可恶的制度为当前的义务。”　　“强迫着你们缴纳的田税与其租税都被一帮非但无益，而且绝对有害的政府职员吞没去了。所以你们应立即取消它们。你们应宣告你们的绝对独立，你们应严正表示你们比巴黎戴手套的先生们更能知道料理你们自己的事情。”　　“你们要建造一条道路吗？那么请与邻近乡镇的居民联合起来，你们将比巴黎公用部更迅速地造好你们所需要的。你们需要一条铁道吗？那么，全区域关系的地方将比建筑时只知道赚数百万金钱的企业家，更能造成受用的路线。你们需要学校吗？你们自己创办维持，比巴黎的先生们来的更容易有效。国家对于这一切毫无用处；学校，道路，运河等由你们自己建筑，所费必较少，成效必较大。”　　“你们需要防御外国的侵略吗？你们只要知道自卫，切不可把这自卫的任务交给迟早要出卖你们的将军们。你们要知道，军队从来不会阻遏侵略者的侵入，反之，只有平民与农人，如果他们觉得有保持自己独立的必要的时候，才能击败最可怕的军队。”　　“你们需要工具机器吗？让你们直接与城市的工人联合，他们将以成本的价格，交换你们的产品，而不经厂主的居间谋利，因为厂主不但剥削制造的工人而且垄断购买的农民。”　　“不要惧怕政府的力量。这些表面似乎非常可怕的政府，一遇暴动人民的打击，立刻会崩溃下来！我们已有不少次看见他们在几小时内就瓦解了，现在又可以预料数年之后，革命将在欧洲爆发，因而动摇一切罪恶的强权。你们将趁着这难得的时机去推翻政府——尤其是去完成你们的革命，换句话说，驱逐大地主，把他们的产业没收为公有，打到放高利贷者，废除抵押，宣告你们的完全独立，至于制造的工人也在他们的城市中做着同样的事情。于是你们自由联合地组织起来了，使各区域各省市，自下而上地构成一个自由的整体。但是，你们要当心，切不可让各类自称农民恩人的欺诈者来破坏你们的革命；你们自己做事，千万不可期待他人。” 　　这就是我们要对农民说的话。他们反驳我们的唯一证据并不涉及我们思想的根基，它只是怀疑实行的可能性罢了。　　“很好，只要农民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一切都是很美妙的。”我们的反对论者又这样回答我们。　　好吧，我们努力使他们彼此能同意，能联合吧！请尽量宣传我们的思想，请满手撒播陈述我们思想的书报，请努力建立乡村间的联络线，革命的日子一到，请同他们一起奋斗，并且为着他们奋斗！　　这日子其实已经很逼近，他降临之速，将出乎一般人的意料之外！ [1] 在爱尔兰和英国的土地常常分为二十至二百“结夏吉纳”（旧俄地积单位=2.70英亩）光景的田庄，每个田庄都有小住屋和农舍。爱尔兰的田庄大都是较小的一种，田地上也只有很小的住屋，常常是用粗石或草泥盖的。地租到处都很高，农人也很穷。八十年代爱尔兰农民运动非常热烈，农村暗杀事件非常之多，格拉斯顿内阁因此立了一条法律，使英国内阁关于财产的法律起了一个大革命。即是，遇着农民诉冤的时候，便由治安判事决定地租的数目 [2] 公顷，法国面积名，一公顷等于一万平方公尺； [3] 格拉斯顿事实上并未提出这个法案。他仅仅提出了这样一条法律，即遇着农人伸冤的时候，治安判事只能照自己意思减地租。1903年保守党通过了一条法律强迫地主将农民售卖于农民，可是却定了这样一个价格（每年地租的二十五倍至三十倍），这使得爱尔兰的农民不要多长的时间就破产了——1919年作者(俄文本注) [4] Arthur Young(1741-1820)英国农业经济学家。他最有名的著作是《法国旅行记Travelstar in France during 1787-88,88-89》共两卷，描写大革命前和当时法国人民的生活及社会状态 [5] 这是在十九世纪百十年代写的，这以后有1905年的农民暴动（关于它的性质以及普遍的影响之有价值的材料，可参见自由经济社的刊物）和最近的1917-1919年的革命。他们证实了我的话 [6] 现在他们的收入也并未增加多少；八十年代一个田地上的工人每周的工钱通常只有九先令（即四卢布五十戈贝克）。很少有人得到十二先令（即六卢布）的；而现在他们最高的周薪也很少有超过二十先令的（即十卢布） [7] 近时这一类的大花园又让富豪的资产阶级买去了，他们“就跟贵族完全一样”也请了他们的亲友来狩猎。 [8] 16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60000结戛吉纳，1200000公顷俄文本作1100000结戛吉纳 [9] 这是在1880年写的，这以后英国土地的耕种面积在1907年减为601010结戛吉纳（1911年705200结戛吉纳可是还得减去春季作物。）1874年全部种麦的田地已降至925000结戛吉纳，差不多减去六分之一了。关于这个问题的详情，读者可悉看1918版（即俄文版）的《田园，工厂，手工厂》 [10] 一竡（法国容量单位）等于一百“脱尔”或百竔（即升），一竡等于中国九斗六升又五七四六一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