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CIRA-Nippon
一、介绍
1861年秋天，当米哈伊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经由横滨、旧金山和纽约，突然来到亚历山大·赫尔岑（Alexander Herzen）在伦敦的家中时，全欧洲的政府和金融家都为他们所看到的魔鬼化身的复活而战栗。尽管这一事实可能是众所周知的，但巴枯宁在返回欧洲的途中在日本度过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段未被记录的插曲。现有的英文传记或评价中，没有多少笔墨的记录。即使在日本的文献中，也没有系统地找出巴枯宁做了什么，尽管关于巴枯宁的一些奇怪的东西散落在各处，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战前。从事巴枯宁研究的西方专家未能找到这些东西并努力将它们翻译出来，这是资产阶级体制内继续围绕东方事物的（充其量）无知或（充其量）蔑视的又一个例子。
不过，可以把存在的信息碎片拼凑起来，而日本同志和歌山健二（Wakayama Kenji）（见下文）试图拼凑起来，但也暴露出了另一个问题：迄今为止，巴枯宁研究缺乏的原因不仅仅是缺乏材料，还有获取的信息的也确实存在问题。1861年，文明不开化的日本对米哈伊尔巴枯宁的大门比1978年对我们普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所谓研究图书馆的大门更容易打开。巴枯宁在日本生活的细节（如果真的有，这一点尚待确定），以及其他地方其他革命者在其他时间的生活，无疑已成为学术机构受到严格保护的财产，他们害怕侵入他们对信息的垄断，以至于像我们这样的人无法跨过他们的门槛。
尽管如此，这些可用的碎片可以放在一起形成一个粗略的画面。以下几页是对一些现有材料尝试这样做的结果，尽管还有些资料有待核实。毫无疑问，会有错误和遗漏，但这些最好通过暴露在阳光下来处理。
2、一个谜，一个对比
不管它对印度支那、菲律宾、中国、韩国、夏威夷、密克罗尼西亚和几乎亚洲任何一个地区的影响如何，我们要提到的是，1853年7月美国帝国主义到达日本的乌拉加湾，对米哈伊尔·巴枯宁来说，无疑是命运的胜利，要不是马修·佩里准将的四艘全副武装的“黑船”（两艘蒸汽动力，两艘帆船）被迫进入德川幕府这个密封的世界，巴枯宁将一直是西伯利亚流亡者，直到监狱坏血病的后遗症最终夺走他被摧残的身体。实际上，他可能会对沙皇本人再做一次感恩祈祷，他的信使们在敲了日本的西北大门几个世纪后，终于效仿佩里的做法，发现前门几乎没有设防。他们随后从江户（现在的东京）不情愿的官僚主义者手中敲定了一系列贸易和商业条约。
幸运或不幸的是，巴枯宁在流亡中没有浪费任何时间祈祷，在日本中转了足够长的时间，只等着一艘船的到来，这艘船将带他再次出海，穿越太平洋。同时，据判断，他把时间花在了日本有史以来第一张进口的斯诺克桌球桌上，同时在一家酒店酒吧的酒窖里取样，这也是日本同类桌球中的第一张。
直到1865年，巴枯宁的自由主义第一次在国际兄弟会的原则中得到明确表达，他一直坚信民族主义是一种解放力量，坚信被压迫农民的革命潜力。在他四年前访问日本时，日本不仅在德川幕府统治下摆脱250年的极权孤立的阵痛中；不仅像二十年前的波兰一样经历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高涨；而且还是一个被农民起义蹂躏的以土地地主为主的国家，尽管如此，巴枯宁，据所见，并没有试图将他已经如此心甘情愿地致力于波兰人和匈牙利人的努力的任何能量应用于日本这种情况，后来又将其用于法国、意大利和芬兰人的努力。
与巴枯宁明显的漠不关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23年在巴黎庆祝五一节的激进的日本无政府主义者大杉荣秀树（Ôsugi Sakae）竭力试图联系马赫诺运动的幸存者；在巴黎一家老糖果店拜访了罢工的女装制造商；高谈阔论的法国工人允许5月1日的庆祝活动局限在郊区教区大厅；因非法政治活动被捕；并在自己的地牢墙上刻上“大杉荣在这里！”，最后在日本大使馆的干预下被押解回日本。
他们思维方式的明显差异背后隐藏着什么？毕竟，它们被铸造在相似的环境中，即使它们周围的环境，经过60年的快速变化，已经大不相同了。不管这些差异有多大，这似乎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三、这本小册子的来历
一开始，这篇文章只不过是一篇日文短文的翻译，“巴枯宁在日本的停留”（Nihon ni Tachiyotta Bakunin），这篇短文由资深武装分子辺見吉蔵（Henmi Kichizô）撰写，汇集了已经提到的有关巴枯宁的一些信息。那时候（1976年初），这似乎是巴枯宁职业生涯中一个有趣的侧记，在百年纪念日这一年里还算公平，但毕竟，就巴枯宁本人而言，这仅仅是一个自逗留以来的侧记，似乎没有任何个人意义。本来是个客串小品。
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一直未能着手印刷和出版译文。与此同时，自民党编辑小组内部的讨论使我们相信，日本对巴枯宁的无足轻重，本身就是一件既有趣又可能重要的事情。换言之，他为什么对19世纪欧洲无政府主义激进分子访问神秘东方的唯一机会视而不见？是什么动机让他匆忙返回欧洲，甚至忽略了最近在北美爆发的所谓“解放斗争”？如果他逃出了西部而不是东部，他会像在横滨那样花两周时间打台球吗？从亚洲的角度来看，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需要我们反思，以免我们大家对百年庆典如此欣喜若狂，以至于忘记没有人——尤其是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是无可非议的。我们认为，就巴枯宁的职业生涯而言，迄今为止一直被忽视的一个插曲，可能会证明包含了对“革命”一词重新考虑的种子，并为巴枯宁这个人提供了一个新的途径。
这些都是有趣的推测，但从中得出结论的事实非常少。除了前面提到的那篇文章外，还有另外一篇由和歌山健二撰写的“Bakunin and Hakodate，Yokohama and Kanagawa”。1976年东京“自由”组织为纪念巴枯宁逝世一百周年而出版的《我们的巴枯宁》（Warera no Bakúnin）一书的一部分，详细介绍了巴枯宁在横滨逗留的各个方面，甚至列举了两个分别涉及酒吧和台球的早期专门项目据报道，巴枯宁用这张桌子安慰自己！和歌山健二还通过各种文件追踪巴枯宁下榻的酒店所在地。由于本小册子的大多数读者可能无法在横滨的街道上进行徒步旅行，酒吧的精确设计也不会增加我们对巴枯宁的欣赏，因此决定只纳入文章和另一篇文章的基本章节，较短的一篇自和歌山健二写进了Henmi的原始文章的正文。
Henmi文章的结尾是几个松散相关的页面，记录了大杉荣秀树在1918年大阪大米骚乱中的作用。酒精在这些事件中的作用是巴枯宁对革命激进分子的影响的很好的典范——不是领导人，而是催化剂或兴奋剂。文章还简要提到大杉荣秀树1923年前往欧洲出席一个国际无政府主义会议。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隐姓埋名的流亡与60年后杉木同样隐姓埋名的欧洲之行之间有趣的相似之处，是这本小册子的灵感来源。
我们都不是有闲暇时间在研究图书馆消磨时光的专业历史学家。我们也不是巴枯宁或大杉荣的专家，除了他们的国外旅行之外，他们的经历的具体方面没有考究，除非他们有直接关系。尤其是巴枯宁的研究，由于缺乏英文资料而受到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