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 aperçu des pensées de traduction de Ba Jin: la pierre angulaire des idéaux —— Une traduction de la théorie anarchiste

第一节　概说

一

“anarchy”一词源自拉丁语“anarchia”，拉丁词又最初源自希腊语“αναρχíα ”。前缀αν- （an-），表否定“without”（无、没有）；后缀-αρχíα （-archy），原指“leader”（军队指挥官），后泛指“ruler”（统治者）。在英文词典里，“anarchy”有这样的解释：absence of government（无政府状态）；absence or denial of any authority or established order（没有或否定任何权威或既定秩序） ⁽¹⁾ 。科林·沃德（Colin Ward）也有类似的解释：Anarchy ［…］ ⁽²⁾ meaning contrary to authority or without a ruler（意即反权威，否定统治） ⁽³⁾ 。

“anarchism”则是指“the social philosophy which aims at its realization”（达成其目标之社会理论） ⁽⁴⁾ 。《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上的解释则更详细：a political theory holding all forms of governmental authority to be unnecessary and undesirable and advocating a society based on voluntary cooperation and free association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一种政治理论，反对和摒弃任何形式的政府权威，主张基于个人和团体自愿合作、自由联盟的社会形式） ⁽⁵⁾ 。

“安那其”系“anarchy”的汉语音译。另有较多论者取该术语的一层较外在意思，意译名曰“无政府”，“anarchism”顺理谓之“无政府主义”。不过，这一译名以偏概全，具有误导性，并不准确和恰当。因此，本研究中，笔者借巴金所译述《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 ⁽⁶⁾ 一书之立名，取“安那其”而用之（引用他人文献则另当别论）。

二

一般认为，安那其主义有五位经典理论家和先驱。第一位倡导者，是英国政治理论家、作家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一七五六—一八三六），其论著An 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 and Its Influence on General Virtue and Happiness （简称Political Justice ；通用汉译名：《政治正义论》）（一七九三），否定政府、法律、财产，反对压制与屈从，强调道德与理性，宣扬个人自由，主张按需分配。该作对后来一代又一代的安那其主义者及其理论家都产生过深远影响。

第二位是德国哲学家麦克斯·斯蒂纳（Max Stirner）（一八〇六—一八五六），其论著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um （通用英译名：The Ego and Its Own ；通用汉译名：《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八四四），亦否定一切形式的国家和政府，宣扬一种激进的个人主义安那其主义观点。不过，在科林·沃德（Colin Ward）所著《安那其主义简述》（Anarch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中，没见将他归入安那其主义主要思想家之列 ⁽⁷⁾ 。

第三位当属法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蒲鲁东（Pierre-Joseph Proudhon）（一八〇九—一八六五），乃自称安那其主义者的第一人 ⁽⁸⁾ 。他通过如下等著作：Qu’est-ce que la propriété？ou Recherche sur le principe du droit et du gouvernment （通用英译名：What Is Property？or，An Inquiry into the Principle of Right and of Government ；通用汉译名：《什么是财产？》）（一八四六）、Système des contradictions économiques，ou，Philosophie de la misère （通用英译名：System of Economic Contradictions，or The Philosophy of Poverty ；通用汉译名：《贫困的哲学》）（一八四七）、Solution du problème social （通用英译名：Solution of the Social Problem ；通用汉译名：《社会问题的解决》）（一八四九）、Les confessions d’un révolutionnaire：pour servir à l’histoire de la révolution de février （通用英译名：Confessions of a Revolutionary：To Serve as a History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 ；通用汉译名：《一个革命者的自白》）（一八四九）、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e siècle （通用英译名：The General Idea of the Revolu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通用汉译名：《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八五一）等，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阐述了安那其主义的思想观点，从而安那其主义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蒲鲁东因此而被誉为“安那其主义之父”（father of anarchism） ⁽⁹⁾ 。

第四位是俄国革命家、哲学家巴枯宁（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кунин/Michael Bakunin ）（一八一四—一八七六），其安那其主义代表作有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ь и анархия （通用英译名：Statism and Anarchy ；通用汉译名：《国家主义与无政府》）（一八七三）、Бог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о （一八七二年首先以法语本出版，名为：Dieu et l’état ）（通用英译名：God and the State ；通用汉译名：《上帝与国家》）等。巴枯宁深受蒲鲁东的影响，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机构和外在权威，追求阶级平等以及人的绝对自由，主张集体安那其主义。其《国家主义与无政府》成为俄国民粹派革命运动的重要指导纲领。不过较之于前述几位理论家，巴枯宁同时更是一位革命实践家，他亲身组织和参与社会民主革命活动。

第五位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éевич Кропóткин/Peter Kropotkin ）（一八四二—一九二一），俄国哲学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作家，蒲鲁东及巴枯宁安那其主义思想之集大成者，安那其共产主义理论（anarchist communism或anarcho-communism）的创立者，主张废除政府、市场、货币、资本主义制度，取消私有财产制，倡导共同所有制与自愿联合。克鲁泡特金的著作有的用英语写作，有的用法语写作，有的则使用母语俄语。其安那其主义理论代表作包括La conquête du pain （通用英译名：The Conquest of Bread ；通用汉译名：《面包与自由》〔巴金初版中文译名《面包略取》〕）（一八九二）、Fields，Factories and Workshops，or Industry Combined with Agriculture and Brain Work with Manual Work （简称：Fields，Factories and Workshops ；通用汉译名：《田园、工厂与手工场》）（一八九九）、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 （简称：Mutual Aid ；通用汉译名：《互助论》）（一九〇二）、 Этика：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 развитие нравственности （通用英译名：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 ；通用汉译名：《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一九二二）等。克鲁泡特金被认为是安那其主义历史上“最后一个具有国际意义和影响的领袖人物” ⁽¹⁰⁾ 。

三

安那其主义最初是通过日本传入中国。根据现有资料，国内较早关于安那其主义的文献是马君武一九〇二年为自己所译《俄罗斯大风潮》所写的《〈俄罗斯大风潮〉序言》。文中说：

法兰西之国民者，世界上思想最高之国民也。圣西孟之徒倡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于世，其势日盛。至十九世纪，而英人达尔文、斯宾塞之徒发明天演进化之理。由是两种学说发生一种新主义，是新主义曰“无政府主义”。 ⁽¹¹⁾

另据蒋俊和李兴芝，安那其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与发展大体分三个时期：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五年为传入期，该时期介绍宣传的重点为俄国“虚无党”；一九〇六年到一九〇二年为形成与发展期，这一时期中国安那其主义理论逐渐发展形成，安那其主义达到鼎盛；一九二一年到一九四〇年为衰落期，这其中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二七年安那其主义在各种救国理论百家争鸣中败落，进而在一九二八年之后逐渐沉寂 ⁽¹²⁾ 。

四

一九二四年五月一日，巴金在广州《春雷》第三期上发表《芾甘启事》：

我欲考究安那其主义者在中国运动的成绩，故拟搜集历年所出版之关于此主义的书报，同志们如有此类书报（不论新的旧的）望赠我一份，如要代价者，可先函商。来函请寄南京北门桥鱼市街二十一号。 ⁽¹³⁾

当时，巴金从上海转道南京，正在东南大学附属高级中学补习班就读。这份启事，相当于是向全天下宣布和表明自己的安那其主义者身份。

在同一期上，巴金以“芾甘”为名，翻译发表了“东京安那其主义者”的《东京安那其主义者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五日的报告》（原文出处待考，下同），并编译关于日本激进安那其主义者大杉荣的生平年谱：《大杉荣著作年表》。同时，他还在广州真社《惊蛰》一九二四年第一期翻译发表日本东京劳动运动社《一九二三年日本大震灾中日本政府军阀及反动党对于安那其主义者的攻击》，在《民钟》一九二四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九期编译发表《大杉荣年谱》，译者署名均为“芾甘”。从这里开始，巴金正式走上了安那其主义译介与宣传的道路。

巴金当时译介国外安那其理论家和革命者作品的目的很明确：“别人的文章打动了我的心，我也想用我的译文打动更多人的心。” ⁽¹⁴⁾ 这话是他几近晚年，遭受过太多的政治风浪和政治迫害之后，在特定政治环境下说的，因此比较委婉一些。说得明白一点，就是要推己及人，用安那其先辈的理论来武装民众，用他们的革命献身事迹来感动和激励鼓动民众，以实现废除一切压迫与不义的人人自由平等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

在译介内容上，巴金既翻译有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也译有革命者传记作品。其中，后者既有安那其主义阵营的革命者传记，也有大量同样反对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民粹主义者的传记。陈思和、李辉认为：“俄国的民粹派的英雄事迹几乎跟无政府主义同时吸引着巴金，后者给了巴金一个美丽的社会理想，而民粹派英雄则直接启发了巴金应该怎样为实现这个理想而奋斗。” ⁽¹⁵⁾

巴金在翻译上也有自己明确的意图和目的。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不好意思说什么‘使命感’‘责任感’……但是我活着绝不想浪费任何人的宝贵时间。”“我的创作是这样，我的翻译也是这样。” ⁽¹⁶⁾

他说，六十年间，尽管自己翻译的作者属于不同国籍，既有十九世纪也有二十世纪的，但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自己读他们的书，“仿佛还听见他们的心在纸上跳动”。自己跟他们一样是人，“同样有爱，有恨，有渴望，有追求”。巴金对自己预设的译介目标也充满着信心：“我想我理解他们，我也相信读者理解他们。” ⁽¹⁷⁾

巴金所译介的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涉及的作者包括高德曼、柏克曼（Alexander Berkman）、杜尔纳（John Turner）、蒲鲁东、阿利兹 ⁽¹⁸⁾ 、洛克尔（Rudolf Rocker）、马拉铁司达（Errico Malatesta）、克鲁泡特金等。其中，最主要又有两人：克鲁泡特金和柏克曼。

第二节　克鲁泡特金理论著作翻译

一

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理论专著有两部：一为《面包略取》 ⁽¹⁹⁾ （改版译名《面包与自由》 ⁽²⁰⁾ ）；一为《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 ⁽²¹⁾ （改版译名《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 ⁽²²⁾ ，一九九七年《巴金译文全集》第十卷收录时更名为《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此外，还有一个以单册形式出版的安那其主义宣传小册子：《告青年》。

巴金翻译克鲁泡特金的理由很明白。在一九二九年二月《自由月刊》第一卷第二期的《克鲁泡特金八年祭》 ⁽²³⁾ 里，他曾说，克鲁泡特金的每一部著作，每一页，每一句话都表明他是“一个反抗社会不公的人，一个为工人争自由的战士，一个无限地爱人类的人”。进一步他又说：

他的理想是改造社会之理想。在将来的新社会中，压迫的事是不能够存在的，个人都能自由过活。只有克鲁泡特金才能够把个人间自由协意的理想，无阶级无国家的理想，在工人之前表现得如此有力，如此精美，如此完美。

二

巴金完整翻译的第一部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即是《面包略取》。该书原著为法文。据巴金自己讲，该书初译本《面包略取》所依据的外语版本有一九一三年英文本、一九二一年法文本、一九〇九年日译本，主要是以英译本为依托（另有参照未出版的其他人的中译文），翻译断断续续花了三四个月，一九二六年十一月译完 ⁽²⁴⁾ 。该版本出版时间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当时巴金正在法国。一九四〇年三月，巴金在《面包略取》基础上，参照英、法、德译本，对译文进行了修改，补译了德译本序言，新译法译本序言，且根据日译本重新翻译俄文本序言，同时将书名改为《面包与自由》 ⁽²⁵⁾ 。

《面包略取》全书共计十七章。从第一章“我们的财富”（Our Riches） ⁽²⁶⁾ 始，克鲁泡特金讲述社会财富的极其丰富性，足以实现和满足“万人的安乐”（Well-Being for All）。而要达此目标，则须实行“无政府共产主义”（Anarchist Communism），施行“充公”（Expropriation）的手段。充公的范围包括：“凡是能够使人（不管是理财家，或是工业家，或地主）垄断他人劳力的产物的一切东西都应该充公 。” ⁽²⁷⁾ 如此一来，“食物”（Food）、“住居”（Dwellings）、“衣服”（Clothing）便可保障无忧。书中进一步讲，真要实现万人之安乐，仅仅充公还不够，还需有适当的“财源” ⁽²⁸⁾ （Ways and Means）。换言之：“社会应该占领土地、工厂、生产机关等，而且还应研究生产财源以及什么样的生产物才能增进一般的安乐的问题。” ⁽²⁹⁾ 同时，克鲁泡特金认为，在基本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上，因为有丰富的闲暇时间，还应尽可能满足人的“奢侈的欲求”（The Need for Luxury），如文学、科学、艺术等，让奢侈成为“一种美术的娱乐” ⁽³⁰⁾ （an artistic pleasure）。在这样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任何的工种都会是一种“愉快的劳动”（Agreeable Work）。而且，人与人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其合作都遵循“自由合意”（Free Agreement）的原则，不会有强迫与干涉，政府及其机构被彻底废除了，不复存在。当然，如接下来的“反对论”（Objections）一章所言，对于安那其共产主义的非难的声音必然会有的，不过“大部分的反对论都是出于单纯的误解” ⁽³¹⁾ ，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里个人充分自由这一议题有误解，或者有的是出于一种国家主义的惯性思维，或干脆就是政府强权的拥护者，而看不到强权本身的巨大“弊害” ⁽³²⁾ （evil）。接着，书中又批评了“集产主义的工钱制度”（The Collectivist Wages System），认为集产主义既要改造社会，废除资本主义，却又试图保留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基石之一的工钱制度，这本身就是矛盾和“错误” ⁽³³⁾ （error）的；认为这场社会革命“必须是共产主义的” ⁽³⁴⁾ ，是遵循“各取所需” ⁽³⁵⁾ 原则的。在第十四章“生产与消费”（Consumption and Production）中，作者又批判了过去略视个人消费，只重生产、重相互争夺的中间环节财富分配或说瓜分的经济学 ⁽³⁶⁾ ，而将经济学重新定义为：“人类需要及以人类精力之可能的最少的耗费来满足此种需要的方法之研究。 ” ⁽³⁷⁾ （The study of the needs of humanity，and the means of satisfying them with the least possible waste of human energy． ⁽³⁸⁾ ）而要实现此目标，则必须扫除资本主义“分工”（The Division of Labour）。书的最末两章，克鲁泡特金分别专门讨论了工业与农业的问题。第十六章强调“工业的分散”（The Decentralization of Industry）的道理，及其重要经济、社会意义。第十七章，“农业”（Agriculture），认为在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只要大规模推行“集约农法” ⁽³⁹⁾ （intensive culture），人们只需花极少的时间，便可获得满足生活所需的各种食物。

巴金对这部书非常看重，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一日为初版《面包略取》写的译者序中说：“我之所以敢于把这拙劣的译文，献之读者诸君，并非因为我的译文是值得读的，而是因为原著的伟大，便是极拙劣的译文也能表示出彼的好处来。” ⁽⁴⁰⁾ 而在一九四〇年三月二十五日为新版《面包与自由》所写的译者前记中，巴金更是盛赞：

在《面包与自由》中我们深切地感到了作者对于理想的自由社会的憧憬和对于不合理的现社会制度的憎恶，对于正义的爱和对于罪恶的恨。一个伟大的革命者的热情在字里行间燃烧着。这的确是一本热情的书。但是单用“热情的”这个形容词在这里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这是一本诉于理性的书。作者不仅是一个革命者，他还是一个科学家。无论研究学理或观察生活，他没有一个时候离开过自然科学的方法。正因为他能够证实他的理论之真确性，他把他的理想放在事实的基础上，他才能够那么深地爱这理论和这理想。

［……］

《面包与自由》可以说是克鲁泡特金立下的一个不朽的纪念碑。万人的面包（安乐）与自由！真，美，善之正确的意义都包括在这里面了。克鲁泡特金把个人间的自由合意自由联合的理想，“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安那其主义的理想，把未来社会的轮廓表现得如此真实，如此美丽，如此活泼，如此完满！法国的伟大的小说家左拉称这书为“一首真正的诗”（un vrai poème），我想把它称作“一首真理的诗”。它是值得这个名称的。 ⁽⁴¹⁾

三

第二部《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初版分为上、下编，下编名为《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译自俄文本，题名：Ética：Origen y evolución de la moral （译者：尼古拉斯·塔辛〔Nicolas Tasin〕），共十五章和一个“结论”；一九二四年英文版亦译自俄文本，题名：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 （译者：路易斯·S·弗里兰德〔Louis S．Friedland〕与约瑟夫·R·彼罗什尼科夫〔Joseph R．Piroshnikoff〕），十三章和一个结论。中文译本分为上下两编，共十六章（“结论”也算为一章）。根据巴金自叙，上编系根据英、法、日、西、世界语五种译本重译，下编根据英、法、德、日、西五种译本重译。不过，章节划分及名目却是依照的一九二二年西班牙语版本（唯一不同是西班牙语本“结论”未计入章数内），理由如巴金所言：“西班牙文译本在分章上，确较其他各本为善［……］分章法，依西班牙文本，第六第七两章在其他各本均作第六章一章。下编中，分章法亦与其它各本不同。” ⁽⁴²⁾

中译本上编七章，分别论述“决定道德底基础之现代需要”（Necesidad contemporánea de desarrollar los fundamentos de la moral）、“新人生哲学底渐次进化的基础”（Visión de conjunto de los fundamentos de una nueva ética）、“自然界中的道德原理”（El principio moral en la naturaleza）、“原始人民底道德概念”（Las concepciones morales de los pueblos primitivos）、“古希腊道德学说之发达”（Evolución de las doctrinas morales．La Grecia antigua）、“基督教之人生哲学”（La ética del cristianismo）、“中世纪与文艺复兴之道德观念”（Ideas morales de la Edad Media y del Renacimiento）；下编九章（第十六章为“结论”），分别论述“从霍布士到斯宾诺莎与洛克之人生哲学底进化”（Evolución de la ética de Hobbes a Spinoza y Locke）、“十七世纪与十八世纪之法国道德学说”（Teorías morales francesas de los siglos XVII y XVIII）、“从沙甫慈伯利到亚丹斯密底感情之人生哲学”（La ética del sentimiento de Shaftesbury a Adam Smith）、“康德及其德国继承者底道德哲学”（La filosofía moral de Kant y sus sucesores alemanes）、“十九世纪前期之道德学说”（Teorías morales de la primera mitad del siglo XIX）、“社会主义与进化论之人生哲学”（La ética del socialismo y del evolucionismo）、“斯宾塞底道德学说”（Teorías morales de Spencer）、“居友底人生哲学”（La ética de Guyau）、“结论”（Consideraciones finales）。

克鲁泡特金期望，在未来的安那其主义社会中，“要保证万人底安乐，并不必把一种压制的，堕落的，消灭一切个性的苦役重担放在任何人底肩上；人类到底能把他底全社会的生活改建在正义底基础上” ⁽⁴³⁾ 。并且他相信，人类已创造出实现如此生活的“知性的空气” ⁽⁴⁴⁾ （intellectual atmosphere），也即是一种道德伦理。这就是从生物原始的“互助”（Mutual Aid）本能，进而衍生的“正义”（Justice）和最高形式的“自我牺牲/道德”（Self-sacrifice/Morality ⁽⁴⁵⁾ ）。

他认为：“互助 ——正义 ——道德 实为动物界及人类之研究所启示于我们的心理状态之一个递升的系列底连续的步骤。” ⁽⁴⁶⁾ “这便是有机的进化之普遍的法则 。互助正义及道德 之所以得以一个生得的本能底全力量来深植于人底精神中者，即此之故。” ⁽⁴⁷⁾ 换言之，人类凭借这些从“互助”衍生进化而来，根植于人之内心的道德本能，无须强制和权威，便可建立起和谐而且自由的社会生活。

不过，这些本能虽然如食物、睡眠一样，同为人类“自己保存的本能”（self-preservation instincts），却在某些情形下会变得“衰颓”（decay），而致使一个集团或人类甚或一个物种灭亡。因此，克鲁泡特金试图借助进化论的合理观念和现代研究所积累起来的材料，为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建立一种“科学的人生哲学”（scientific ethics）或曰“科学的伦理学” ⁽⁴⁸⁾ 。

一九二八年二月至四月间，巴金在法国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翻译完此书的上编，虽然常常一字一字翻译至深夜鸡鸣三遍才停笔休息，却并不感到劳累或枯燥。据巴金自己在《译者序》 ⁽⁴⁹⁾ 中叙述：

我底三哥在一封信里曾问及我底近来生活状况，我底回信中曾有这样的话：“近来我在拼命地译《人生哲学》，我底全副力量都用在这上面了。……自然要这样地度过一个人底青春，也许是可怜的事，然而现在我也找不到更美丽的方法。”

虽然，这样的工作并不曾使我厌倦，反而它是我底唯一的安慰，唯一的快乐，它坚强了我底信仰，鼓舞了我的勇气。实在，克鲁泡特金本人与他在本书中所述的思想，便是鼓励之泉源。

［……］

［……］我每一念及这一个人，我每想到这一本书，我便感觉到我有了屹立不动的精神，我可以在这一个浊流滔滔的大海中做一个坚定的岩石了。就是这种思想，它鼓励起我放下了一切事务，以像克鲁泡特金在俄国革命横被摧残之际拼命地著述《人生哲学》时那样的心情，在这中国人大开杀戒之时期中，来拼命地翻译《人生哲学》。

具体而言，是什么让巴金感到如此鼓舞，使其豪情万丈，他解释说，据克鲁泡特金的观察和分析，“俄国革命之所以失败，不能创造出一种基础于自由与正义底原理上面的新社会制度，大概是因为缺乏崇高的道德理想所致”。推而言之，在巴金看来，一九二八年中国安那其运动遭受如此严重挫折，“中国革命之所以弄到现在这样的地步”，“也是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理想”。有了社会革命的指导原则、方式方法还不够，仅仅摆事实讲道理并不足以真正唤起民众的革命热情和献身精神，以确保革命的成功，虽然果真照此而行，安那其社会必然能实现。巴金认同克鲁泡特金的意见，并认为，更深层地，还需对民众进行道德建设和思想启迪，为其培养出一种高尚的情操，树立起一种牢固的革命献身精神，“把对于社会革命底正义之信仰深植于他们底精神中，而且燃起他们心理的自己牺牲之火”，让他们深信“幸福并不在个人的快乐，也不在利己的，或最大的欢喜；真正的幸福乃是由在民众中间与民众共同为真理和正义的奋斗中得来的”。换言之，巴金抱定的目的和理想，即是要在当下紧要关头，将《人生哲学》译介到中国，以求对大众（或者说至少有革命要求的群众）进行道德改造和精神重建，从心理和精神道德层面为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革命做一件夯实基础的工作，因为“实则没有崇高的理想，则理想社会之创造实是不可能的事”。看得出来，巴金也深信这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现实功效，相信人们会跟他同样感动，同样被激励。

由是，巴金极感“《人生哲学》之翻译在现今却也是一件必要的工作了”，于是在翻译出版《面包略取》后，又选定此书，并“全副力量”投入翻译，志愿以此最“美丽”的方法度过“青春”。

当然，巴金选择翻译《人生哲学》，再一点就是，这克鲁泡特金人生最后一部皇皇巨著，是“以他毕生所积蓄的一切科学的，哲学的，社会学的见解，以他底广博的学识，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建筑起来的理论大厦，是他“半生研究之结果”。该书虽未及最终完成，“栋梁及主要的部分却已建成了”。而且构建这样一座大厦，也曾是安那其主义重要先驱巴枯宁未竟的人生夙愿。

此外，再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国内外都有一些自称“科学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人，误解甚至诬蔑克鲁泡特金的《人生哲学》，视之为不切实际的“玄学”。巴金翻译此书，也希望能起一个以正视听的作用。

四

《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某种意义上讲，是克鲁泡特金另一重要著作《互助论》的续篇。不过，巴金本人并未翻译《互助论》这部书。该书第一个全译本为周佛海所翻译，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初版，一九三〇年十月改版。后来又有朱洗译本，上海平明书店一九三九年六月初版。据邹振环研究，关于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介绍最初见于《天义报》，而这部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曾“轰动一时”的《互助论》，最早节译本则见于《新世纪》一九〇八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六月十三日第三十一—五十一号，题名《互助（进化之大原因）》，译者真名李石曾，署名“真” ⁽⁵⁰⁾ 。

这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朱洗这个译本。对照一九四〇年英文本 ⁽⁵¹⁾ 看，朱洗译本没有擅自的章节删减，唯一是鉴于克鲁泡特金书中不曾有“关于中国人的互助材料”，于是“不揣冒昧，在正文中，随处留心附加脚注外；还在本书卷末，增加附录《中国人的互助》一章” ⁽⁵²⁾ 。时任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巴金不仅校阅全书，补译《英文普及本序》，并于一九三九年六月十八日专门为该书写了一篇二千二百余字的《前记》。这也足可见巴金对克鲁泡特金这部著作的重视。

在《前记》 ⁽⁵³⁾ 中，巴金对克鲁泡特金“互助”思想的源头——达尔文（Charles Darwin）《物种原始》（即《物种起源》）（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作了分析，认同达尔文关于“生存竞争”的解释：“包含着生物间的相互依附，而且不仅为着维持各个体的生命，还要为着遗留子孙这样的广泛的比喻的意思。”巴金说：“达尔文在社会本能中看出一切道德感情之真正的根抵。”而对于俄国动物学家凯斯勒的一句话——“如果相互斗争是自然的一个法则，那么相互扶助至少也是一个。但是对于物种的进步的 进化，互助比互争更为重要。”——巴金似乎跟克鲁泡特金一样激动不已：“克鲁泡特金怀着何等激动的心情说：‘这几句话对于我就是全问题的关键。’的确他在这里找到启示了。”同时，在该文中，巴金也对那些“以耳代目”、乱解克鲁泡特金的人进行了批评。

巴金对一九二一年和一九三〇年错漏不全的译本感到很不满。身为翻译家、作家、编辑出版家、安那其主义者的他，虽不曾亲自翻译克鲁泡特金这一著作，却对该作的出版、传播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和热诚。

五

此外，还必须一提的是巴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宣扬安那其主义、反对资本主义的战斗檄文——《告青年》。这也就是十五岁的巴金放在床头，每夜都拿来读，把他的心“烧成灰”，令他“读了流泪，流过泪又笑”的《告少年》 ⁽⁵⁴⁾ 。具体内容前面已有介绍，这里只补充说明一点：这本册子准确来讲，并不算安那其主义理论作品，而更是一份激荡人心的动员令。

一九三五年四月，巴金将这本小书翻译成中文，书名：《告青年》。该小册子先是一九三七年十月由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初版，然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又由重庆平明书店刊印。一九三五年四月译完该作时，巴金曾写下一篇热情洋溢的序言：

我们有一颗纯白的心，我们有一个热烈的渴望，我们有满肚皮的沸腾的血，我们有满眼睛的同情的泪，我们是青年。

［……］

黑暗，压迫，灾祸，痛苦在我们的周围扩张起来。我们的欢笑里面夹杂了无数呻吟号泣的声音。我们已经知道现在的社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了。我们说我们应该走出我们的幸福的环境，到那外面的世界去。走进实生活去！我们要做一些事情，一些有用的事情：要消灭那黑暗压迫，要消灭那灾祸痛苦，要改革现在的社会；要帮助我们周围的无数受苦的人！我们要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们自己的幸福，我们不愿再把我们的生活费用放在别人的肩上。

［……］

现在我们没有一点踌躇了，我们捧着这一本《告青年》，怀着纯白的心，沸腾的血，热烈的渴望，同情的眼泪，大步向着实生活走去！ ⁽⁵⁵⁾

从这些文字里，我们仍能读出少年巴金初读该书时的激越亢奋。巴金对于自己的安那其主义理想，依然充满着坚信执著。一九三八年六月十一日，巴金在《烽火》第十七期上刊发该书广告，热烈的语气一如三年前，虽然这时已进入抗日战争第二年，巴金本人在译介活动方面，也将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抗击法西斯侵略者的宣传和鼓舞民众抗日斗志上：“这是每一个青年应该宝爱的小书。不知道有若干人为它流下了感激之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从它那里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 ⁽⁵⁶⁾

借助克鲁泡特金之口，巴金急切呼吁农人、工人、职员、兵士等一切诚实的男女青年，加入到安那其主义者的队伍中来，一起来为改造整个人类社会、实现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革命做准备，因为：

社会革命会把一切奴隶制度完全破坏，会把一切的镣铐完全打断，会把一切的旧传统完全打破，给人类全体开辟许多新天地，到后来就会使真正的平等，真正的自由，真正的博爱实现在人类社会里。那时候人人都有工作，人人都能完全享受自己劳动的产物，人人都能尽量发展他们所有的能力；大家终于能够过着合理的，人道的，幸福的生活了！ ⁽⁵⁷⁾

第三节　柏克曼理论著作译介

一

柏克曼（一八七年—一九三六年），出生于俄联邦立陶宛，一八八八年移民美国，著名安那其主义活动家和理论家。因参与一项暗杀活动，被判刑十四年。出狱后，著有《狱中记》（Prison Memoirs of an Anarchist ）（一九一二）、《布尔什维克的神话》（The Bolshevik Myth ）（一九二五）、《安那其主义的ABC》（Now and After：The ABC of Communist Anarchism ）（一九二九）等。其中，最重要的理论著作当属《安那其主义的ABC》。

《安那其主义的ABC》（Now and After：The ABC of Communist Anarchism ），也叫作《何谓共产主义安那其主义？》（What Is Communist Anarchism？ ）或《何谓安那其主义？》（What Is Anarchism？ ）。一九二六年，美国纽约犹太安那其主义者联合会（Jewish Anarchist Federation）委托柏克曼，请他为普通大众写一本关于安那其主义和安那其共产主义理论原则的入门书籍。加之柏克曼本人一直有为普通男女写点简单易懂的东西（to write something that the ordinary man and woman would understand ⁽⁵⁸⁾ ）的愿望，于是终于有了这部平白如话，能为街头巷尾小学英语程度的普通民众所理解和接受之作（in simple conversational style，a style that would appeal to the man-in-the-street whose knowledge and use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does not exceed far the elementary stage ⁽⁵⁹⁾ ）。柏克曼本人也说，自己希望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以免产生歧义和误解（I want to tell you about it in such plain and simple language that there will be no misunderstanding it. ⁽⁶⁰⁾ ）。而该书也因其语言简朴、明白易懂，而成为安那其主义历史上最为人熟知的一部理论著作。

柏克曼写作此书，除开避免一些专业的学术性术语，其中相当一部分观点都是来自克鲁泡特金的《面包与自由》。

二

柏克曼在法国巴黎写作此书的中途，一九二七年一月，时值二十三岁的巴金也来到法国留学，并在法国待了两年，至一九二八年年底才回国。其实早在一九二〇〇五年年初，巴金就曾与柏克曼的终身伴侣高德曼有过通信。巴金在法期间，曾于一九二七年，亲自去巴黎郊外圣克劳德（St．Cloud）柏克曼的寓所拜访他 ⁽⁶¹⁾ 。当时，Now and After：The ABC of Communist Anarchism （以下按巴金给该书起的译名，简称《安那其主义的ABC》）还未完稿。

另据巴金在《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序》 ⁽⁶²⁾ 中所说，自己因感于中国国内甚至没有“一部极其浅明而有系统解释安那其主义之理论与实际的书”，而中国安那其主义运动的致命伤，正是“理论之不统一，行动之无组织”，而且更有甚者，还有人“在安那其主义的名义之下宣传反安那其的理论”，因此“便有了写一部正确地解释安那其主义的书之计画”。在与高德曼的通信中，巴金得知柏克曼正在著述这样一部书，高德曼还希望巴金将它译成中文。柏克曼自己在给巴金的信中也说：“这书的体裁是非常简明，非常通俗，对于那些完全不懂得社会问题的工人也很适宜。”

不过，巴金又说了：

然而我并不曾翻译柏克曼的书，我却在写我自己的书。自然我的论据大部分是从他的书中抄袭来的（为了方便的缘故），但我却时常用我自己的言语，我的主张也不是和他的完全相同。在书的结构一方面，我虽然极力模仿他，但我也删了几章又另加了几章。柏克曼的书大体是很好的，不过因为一则他的书是写给美国工人读的；二则在有些地方他也许是太idealist了。而克鲁泡特金不是的。所以我只抄袭他的大部分的论据，而不译他的书。自然没有他的书则我的书决不会以这样的形式写成的。

这便成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一方面巴金否认自己是在翻译柏克曼，强调是在写自己的书，一方面又承认自己大部分论据抄袭于柏克曼，并且全书的结构也极力“模仿”后者。那么，具体情况如何呢？我们且以事实来说话。

据统计，柏克曼原书《安那其主义的ABC》约九万四千个单词，分三个部分，共计三十一章（外加作者本人的一个前言和一个绪论）。巴金脱胎于《安那其主义的ABC》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也分同样三个部分，但每部分章数单独计数，共计二十九章（外加一个《序》）。

具体而言，巴金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较之于《安那其主义的ABC》，整章删除了后者的《前言》、《绪论》、第十一章“工会”、第十二章“权力属于谁”、第十九章“安那其主义是暴力吗”、第二十三“非共党的安那其主义者”（合计约一万一千五百单词）；增补两章，即第二部分“安那其主义”的第四章“阶级斗争”和第五章“革命的安那其主义”（合计约三千汉字；外加补写的《序》一千三百余字）。此外，其余各章，大大小小（包括一词一语）凡涉及文字内容改写及增删的约三万五千个英文单词。换言之，所有算足，《安那其主义的ABC》全书九万四千个英文单词，任何有牵涉增删改写的约四万两千个单词；而《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整章（包括《序》）增补的内容约四千三百汉字。

更进一步说，巴金对《安那其主义的ABC》的改写在内容方面可分为思想观点层面的改写、文化差异层面的改写、语言层面的改写和一般信息内容的改写。其中，思想观点层面的改写并不大，主要涉及整章删除部分，其余大部分思想观点都基本无二；文化差异层面的改写包括异域背景类、文化生活类、社会政治类和宗教类；语言层面的改写包括衔接贯通性语言、个人习惯用语、修辞效果性语言；一般信息内容的改写则较零散。

因此，从以上可以看出，《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倘使如巴金自己所言，并非《安那其主义的ABC》的翻译本，则至少可以说是改写或译写。当然，要真说是通常意义的翻译也算不上，因为里面毕竟有不少巴金自己的内容。

这里的一个问题是，当时的巴金，因小说《灭亡》而一举成名，且除大量见诸各大报刊的篇章译品外，更翻译出版了《面包略取》《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之类的大部头，亦身为安那其阵营的一员老将，他为什么要将这样一部且译且改、以译为主的《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坦然归于自己名下呢？

巴金在《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序》中有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安那其主义者没有教主，也不是某一个人的信徒，因为安那其主义的理想并不是由某一个人创造出来的。” ⁽⁶³⁾ 对于这句话，我们不妨这样解读：一部书是谁初创的并不重要，只要后来者为之付出了自己的努力，融入了自己的文字见解，便可署上自己的名字，并汇入安那其革命的浪潮，与其他革命者一道推动事业前进。重要的是目的，不在乎这样的斤斤细节。更何况，柏克曼相当一部分思想也是来自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巴金又因翻译此书，而对该作思想内容了然于心。而且，巴金也说了：“大体上我愿意做一个克鲁泡特金主义者。” ⁽⁶⁴⁾ 而《安那其主义的ABC》的“预备”和“革命之防卫”两章里，也有过这样的话，这便是“目的决定手段”（The end determines the means． ⁽⁶⁵⁾ /The end shapes the means． ⁽⁶⁶⁾ ）。翻译学目的论（Skopostheorie）论者赖斯（Reiss）与弗米尔（Vermeer）在某场合亦有此言——“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 ⁽⁶⁷⁾ 。亦即是说，只要目的正当，手段即为合理。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亦是如此，只要能得到中国读者认可，有利于目标读者群接受，能达到启迪民众，推动安那其革命的目的，就不在乎严格意义上的译或者写。因此，改写者乐意如此署名，也就顺理成章、无关紧要了。

三

总而言之，无论是命名为创作，抑或改写，甚或翻译，巴金通过《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到底将柏克曼的《安那其主义的ABC》带到了中国，为中国业已式微的安那其主义运动带来了一缕新风。他也通过自己手中的笔，以翻译加改写的方式，向世人传布了他的或他所认同的安那其共产主义社会理想：

在政治方面，人不承认任何权威，也没有什么权威来压制人，强迫人，政府是废除的了；在经济方面，谁也没有权力把生产分配的机关以及生活的必需品占据为私有，不许别人自由使用，自己享受，私有财产制是废除的了。 ⁽⁶⁸⁾

巴金对自己这部安那其主义理论之作甚为珍视。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写毕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中，巴金曾有过这样的陈述，当有人问他满意的自己的作品有哪几本时，他总是回答说：

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从刊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 ⁽⁶⁹⁾

很可惜的是，据陈思和说，这部著作刚一出版就遭到当时的国民党政府查禁，罪名是“宣传无政府主义” ⁽⁷⁰⁾ 。巴金自己早在一九三五年十月也曾有过类似的记述，说该书“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 ⁽⁷¹⁾ 。一直到巴金晚年编辑全集，几经反复，尽管多有不舍，但出于种种考虑，最终仍未将它编入《巴金全集》。

《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的第二次面世，则是在二〇〇九年十月，由香港文汇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浸透着巴金心血的安那其主义理论著作，一部特地为一般大众量身定做的著作，巴金生前身后两次出版，却都未能进入一般公众视野。它本该是构成巴金安那其主义理论译介系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却始终时乖命蹇，事不应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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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http://www.merriam-webster.com。索引时间：2012年6月6日。

(2)  “［…］”标识为本作笔者省略。下同。

(3)  Ward，Colin．Anarch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1．

(4)  Marshall，Peter．Demanding the Impossible：A History of Anarchism ．London，New York，Toronto and Sydney：Harper Perennial，2008，p.3．

(5)  见http://www.merriam-webster.com。索引时间：2012年6月6日。

(6)  巴金：《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7月。

(7)  Ward，Colin．Anarchism：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3．

(8)  Ibid.，pp.3-4．

(9)  Borchert，Donald M．（Ed.）．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2nd Edition） ．Vol 1．Farmington Hills：Thomson Gale，2006，p.178．

(10)  汤庭芬：《无政府主义思潮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9月，第18页。

(11)  马君武：《〈俄罗斯大风潮〉序言》，《无政府主义思想资料选》（上、下），葛懋春、蒋俊、李兴芝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第1—2页。

(12)  蒋俊、李兴芝：《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主义思潮》，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第5—6页。

(13)  现文引自巴金：《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69页。

(14)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1页。

(15)  陈思和、李辉：《巴金研究论稿》，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7月，第167页。

(16)  巴金：《〈巴金译文选集〉序》，《巴金译文选集》（上册），北京：三联书店，1991年12月，第4页。

(17)  同上，第5页。

(18)  原作者不详。巴金翻译有其作品《科学的无政府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社会学的基础》，分别发表于1926年《民钟》第1卷第14、15期。

(19)  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芾甘译，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

(20)  克鲁泡特金：《面包与自由》，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0年8月。

(21)  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人生哲学：其起原及其发展》（下编），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9年7月。

(22)  克鲁泡特金：《伦理学的起原和发展》，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1年6月。

(23)  巴金：《克鲁泡特金八年祭》，《巴金全集》（第十八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08页。

(24)  巴金：《〈面包略取〉译者序》，《面包略取》，克鲁泡特金著，芾甘译，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第×××页。

(25)  巴金：《〈面包与自由〉后记》，《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0年8月，第297—298页。

(26)  此处章节译名均取自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芾甘译，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

(27)  同上书，第67页。

(28)  本章标题这里翻译不够恰切，1940年上海平明书店版《面包与自由》修改为“生产的方法与手段”更准确。

(29)  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芾甘译，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第144页。

(30)  同上书，第175页。

(31)  同上书，第215页。

(32)  同上书，第231页。

(33)  同上书，第243页。

(34)  同上书，第259页。

(35)  同上书，第266页。

(36)  同上书，第269页。

(37)  同上书，第270页。

(38)  Kropotkin，Peter．The Conquest of Bread ．New York and London：G．P．Putnam’s Sons，1906，p.223．

(39)  克鲁泡特金：《面包略取》，芾甘译，上海：自由书店，1927年11月，第330页。

(40)  巴金：《〈面包略取〉译者序》，同上书，第XXX页。

(41)  巴金：《前记》，《面包与自由》，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平明书店，1940年8月，第iii—vi页。

(42)  巴金：《例言》，《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第1—5页。

(43)  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第3页。

(44)  同上书，第4页。

(45)  克鲁泡特金认为，利他主义（altruism）或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都不足以界定“急愿来牺牲他底力量，以谋求他人底利益，并不期望着收回何种报酬来”（ready to sacrifice his powers for their benefit without expecting anything in return）的行为，于是用“道德”（morality）一词取代了一般的“自我牺牲”（self-sacrifice）。——原文见Ethics：Origin and Development 第30页，译文见《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第55页。

(46)  克鲁泡特金：《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上编），巴金译，上海：自由书店，1928年9月，第55页。

(47)  同上书，第56页。

(48)  同上书，第56—57页。

(49)  巴金：《译者序》，同上书，第1—25页。（以下讨论《人生哲学：其起源及其发展》所作的引用，凡未特别说明者，均引自此文，不再一一加注。）

(50)  邹振环：《影响中国近代社会的一百种译作》，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6，第287—288页。

(51)  Kropotkin，Peter．Mutual Aid：A Factor of Evolution ．London：William Heinemann，1904．

(52)  巴金：《前记》，《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朱洗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6月，第v页。

(53)  巴金：《前记》，《互助论》，克鲁泡特金著，朱洗译，上海：平明书店，1939年6月，第i—v页。（本段落同出于《前记》的引用不再一一脚注。）

(54)  巴金：《我的幼年》，《短简》，上海、重庆：文化生活出版社，1949年4月初版，第8页。

(55)  巴金：《献给读者》，《告青年》，克鲁泡特金著，巴金译，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年10月，第1—2页。

(56)  巴金：《〈告青年〉（广告）》，《巴金全集》（第十八卷）（《集外编》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436页。

(57)  克鲁泡特金：《告青年》，巴金译，美国旧金山：平社出版部，1937年10月，第30页。

(58)  Pateman，Barry．“Introduction”．What is Anarchism？ Alexander Berkman．Edinburgh·London·Oakland：AK Press，2003，p.vii．

(59)  Ibid.，p.ix．

(60)  Berkman，Alexander．What is Anarchism？ Edinburgh·London·Oakland：AK Press，2003，p.xiv．

(61)  巴金：《神》，《神·鬼·人》，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35年11月初版、1947年3月十一版，第28页。

(62)  芾甘：《序》，《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7月，第1—4页。（以下未特别注明者，均为引自该《序》，不再一一加注。）

(63)  芾甘：《序》，《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7月，第4页。

(64)  芾甘：《序》，《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7月，第4页。

(65)  Berkman，Alexander．What is Anarchism？ Edinburgh·London·Oakland：AK Press，2003，p.185．

(66)  Ibid.，p.231．

(67)  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 Approaches Explained． 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p.29．

(68)  芾甘：《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上海：自由书店，1930年7月，第203页。

(69)  巴金：《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4月初版、1937年4月三版，第2页。

(70)  陈思和：《重印后记》，《从资本主义到安那其主义》，芾甘著，香港：文汇出版社，2009年10月，第237页。

(71)  巴金：《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6年4月初版、1937年4月三版，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