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鲁泡特金 -> 一个反抗者的话（1885）
资产阶级的报纸，每天总以各种声调对我们吹嘘“政治自由”，“公民的政治权利”如普通选举，选举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等等的重要与价值。
他们说：“你们既有这些自由，你们又何必暴动呢？你们有了这些自由，恐怕什么必要的改造，非籍枪炮不能成功吗？”好吧，我们不妨以我们的观点。以一无所有，向不治人，只有少许权利而很多义务的无产阶级的观点来分析这些绝妙的“政治自由”，看他们究有多少价值吧。
我们不能像有时人们所说的那样，认为政治的权利对于我们毫无价值，我们十分知道农奴制度的时期，尤其是从18世纪这时期以来，人类已得到了很多的进步：现在平民已不是像从前那样，一切权利都被剥夺的生物了。法国的农民，已不是如现在的俄国一样，可以让人在街上自由鞭挞了（这是十九世纪末期的情境）。工人，尤其是大城市的工人在公共场所，在他的工厂以外，已经可以昂然说是跟任何人一样的平等了。法国的劳动者已不是从前会被贵族看作牛马而无任何人权的奴隶了。靠了伟大的革命，靠了平民所流的热血，我们已经获得少数个人的权利，而这些权力的价值也是我们所不愿缩减的。
但是我们知道区别。我们说权力是有种种的不同；有一些是有真实的价值，另一些则相反；凡是想把他们混在一起的人都是想欺骗平民的。例如私人的关系中，平民与贵族的平等，个人身体的不可侵犯等等都是他们以绝大的斗争得来的，对于平民非常宝贵，如果有人胆敢侵犯这些权力，自然会引起他们的暴动。并且其他如普通选举，出版自由等权利，平民对之，却很冷淡，因为他们觉得这些权利给资产阶级用作反抗权力与贵族的侵害，的确是很好的，其实只是统治阶级维持自己权力的工具罢了。总之，这些权利还算不得真实的政治的权利，因为人民大众优势得不到半点保障；人们所以还以堂皇的名称装饰他们，因为我们的政治辞令只是统治阶级为自己的利益与需要，特地创造出来的隐语罢了。
真的，政治的权利若不是那些无力使人尊敬此等权利的人用来保护他们的独立尊严与自由的武器，那它又算得了什么呢？它要是不做那些需要解放者的解放工具，他又有什么效用呢？甘必大，俾斯麦与格拉斯顿之流用不到出版与集会的自由，因为他们能写他们所愿写的，跟他们所愿意的人集会，宣传他们所愿宣传的；他们早就解放了，他们是自由的。说话写作集会等等自由需要保障的，是那些没有充分力量使人尊敬他们自由意志的人。这就是一切政治的权利的由来。
在这一观点上说，我们所说的政治的权力是否专为这些需要的人而有呢？
当然不是的。普通选举有时保护资产阶级抵抗中央权力的蹂躏，直到某种程度，使他们为着自卫毋须时常借助于凶险的暴力。他能恢复夺取权力的两种力量的平衡，能使他们不会像从前那样一定要利用刀剑的相击，但是要推翻权力，消灭统治，甚或限制两者的范围，普通选举则一无用处。统治者和平解决其争端的优良武器，对于被统治者能，有什么好处呢？
普通选举的历史不是在那边替我们说话吗？只要资产阶级惧怕普通选举成为平民手中的武器，平民可以用它来反抗特权者的压迫时，他们总是竭力反对的。待1848年给他们证明普通选举不但并不可怕，而反可以用它来鞭策平民，使平民好好地服从他们指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接受了，现在是资产阶级本身来做他的保护人了。因为他们知道，这是维持他们特权的好武器，至于要用它来反抗资产阶级的特权，那是绝对没有力量的。
出版的自由也是一样，资产阶级维护出版自由的最有决定性的证据是什么？就是它（出版自由）的无能！是的，它的无能，齐拉丹先生（M.DE GIRARDIN）对于出版无能这题目做了整本的书。他说：“从前人们把术士烧死，因为他们愚蠢，相信这些人物是有无上的能力，今日人们对于出版，也做同样的蠢事，因为他们也相信他有至高的权威。其实一点也没有什么，他不过跟中古的术士一样无能。所以再不必迫害出版物了。”看，这就是齐拉丹先生从前发表过的理论。现在当一般资产阶级分子彼此间讨论到出版自由的时候，他们又用什么维护的论证呢？他们说，请看英国，瑞士与北美合众国。那里的出版是自由的，可是资本家的剥削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稳固，资本的统治比任何别的地方都来的有保障。他们又添加说：“请让这些危险的学说自由产生吧，除了借助于暴力之外，我们就没有别的方法制止那些报纸的声浪吗？假若革命的出版物，遇到骚动的机会一旦成为危险的武器时，那么，我们也还有时间利用种种托词去消灭他！”[1]
对于集会的自由，也是同样的议论。资产阶级说：“我们让出集会的完全自由吧，他不会损害我们的特权。我们所应该惧怕的是秘密结社，公开集会只是减弱其力量的最好方法。假如遇着过度的激动，公开集会变成危险的时候，我们总有方法扑灭它们，因为我们握着政府的力量呢”。
“住房的不可侵犯么？好吧！请你们把它写入法典，并在屋顶上呼喊吧！”资产阶级的坏蛋这样说。“我们不愿意警察突然来扰乱我们的小家庭，但是我们可以成立秘密办公处去监视嫌疑分子，我们可以在全国各地派驻暗探，我们可以抄录危险人物的名单，我们秘密的防备他们。等我们嗅到情形恶化的时候，我们就毫无顾忌地冲进去，管它可侵犯不可侵犯；我们从床上逮捕人，我们倾箱倒柜，我们到处搜查！尤其是我们大胆闯进去的时候，人们如果喊得太高，我们一样的囚禁他们，并对别的人说：“先生们。这是不得已呀！公事是公事，我们也遵命而行呢！”人家一定会赞许我们的”
“通信的秘密呢，请你到处说，到处写，到处喊通信不可侵犯的吧。假如某村办事处的主任，由于好奇心，拆开了一封信，你们可以立即将他撤职，并且公开的说他：“多么可恶的恶魔！多么该死的罪犯！”请你们当心，不要把我们彼此在信中所说的小秘密泄露出去。但当我们听到有损我们特权的阴谋发生时，那么我们正可以不必客气，我们拆开一切信件，必要时我们还可以雇佣大批人员来做这种工作，如果有人反对，我们正如英国一位阁员新进在议会喝彩之下所做过似的，直截了当地回答他们：“是的，先生们，我们何尝愿意拆开信件，我们实在是硬着心肠，十二分厌恶地做的这件工作；这特别是因为我们的祖国（换言之贵族与资产阶级）已濒临险境呢……
看，以上就是这些所谓政治自由的分析。
出版与集会自由，住宅的不可侵犯，以及其他等等权利只在平民不用他们来反对特权阶级利益的条件之下才会被人尊重。一旦他们要用它来消灭特权的时候，这一切所谓自由，都会被人丢入水中。
这是很自然的，人类只能享受以无上斗争取得的权力，只有随时准备以武器自卫的人们才有可享的权利。
现在在巴黎街上，人们，所以不敢如在敖德萨一样，随意的鞭挞男女，是因为政府如果胆敢这样做，人民一定会把执行的人扯为碎片。现在一个贵族出门，他的侍从们所以不敢用鞭杖在街上前后左右地打人，也因为这个贵族的侍从若有的这样的意思，就会当场被人殴死，工人与雇主在路上或公共的场所，所以还有某种平等的存在，也因为工人由以前屡次革命所获得的个人尊严的情感，不允许他在众人面前忍受雇主的侮辱，与这些在法律上的所谓权力，实在没有多大关系。
在今日分成主人与奴隶的社会中，真正的自由显然不能存在；世上只要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存在，所谓的自由是永无实现的希望的，这不是说安那其的革命没有来扫除社会的界限之前，我们愿意看着出版物像在德国那样被封锁，集会自由像在俄国那样被废除，人身不可侵犯像在土耳其那样被缩减。我们随是资本的奴隶，我们也期盼我们能写我们所愿写的，能集合我们所愿集合的，能组织我们所愿组织的，这正是为着摆脱资本的束缚呢。
现在已可以觉悟我们并不是向宪法去要求这些权利，并不是什么法律——一张统治者可以任意撕掉的纸片，能保护我们的自然权利。我们只有在自己组成力量的时候，才能使别人尊重的意志与权利。
我们要获得说我们所愿说，写我们所愿写的自由吗？我们愿意有集会与组织的权利吗？请不必要求下议院批准，也不必请上医院颁布法律。我们要自己成为有组织的力量，待有人想阻止我们说话或集会的时候，我们便能抵抗他们。我们要做强者，我们若是强者，我可担保任何人都不敢来损害我们说话，写作，印刷与集会的自由。我们要是能够在被压迫者中间联合起来，能使成千成万的人们走到街上，做保护我们权利的示威，任何人都不敢与我们争夺这些权利以及我们知道要求的其他自由。那时，只有那时，凡以前向议会乞求数十年而仍无结果的权利，一下就会落到我们的手中，那时，如此得来的这些权力，总比写在纸上来的可靠。
自由，不是从天而下，而要我们自己去争取！
[1] 现在就是这种情形。出版物可以自由讲话。在法国和美国的报纸主笔可以自由谈论暗杀部长的事。可是假如真有人听从他的的意见，杀害部长，那么不仅凶手连那主笔也会被判处死刑。举一个不远的例子，安那其主义者四渥克就因为发表文章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服役——著者俄文本注